《人文學導論》第十期成果簡報

2016年11月19日，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人文學導論》開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6號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舉行，三位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葉朗先生、南京大學人文社科科學高級研究院教授周憲、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與11名項目特聘專家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陳嘉映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王德勝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丁方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朱良志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劉成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心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彭鋒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劉小龍副教授出席會議。譯林出版社顧愛斌社長作為出版合作方列席了會議。

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人文學導論》開題研討會

2016年11月19日，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人文學導論》開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6號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舉行。研討會上，課題負責人葉朗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感到就中國當前的情況來講，迫切需要加強人文學的研究和教育�！彼�提出，北京大學自蔡元培校長提倡美育以來形成了重視人文科學研究和教育的傳統，今天北大要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曾引過一段恩格斯的話，恩格斯在評論文藝復興時說：“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葉先生說：“我們這個時代也是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也需要巨人，而且要產生巨人。”他說，像北大這樣的大學應該擔負起為民族、時代培養巨人的重任，而人文學在培養恩格斯所說的巨人方面具有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視人文學。

葉先生說，中國文化歷來重視人文學科，我們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引入人文學研究的領域，更好地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談到課題成果，葉先生初步設想結項時出三本書：一本是《人文學導論》，既體現西方的人文學傳統，又特別突出中國的人文學傳統，同時還要呼應時代的要求；一本是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書，梳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學價值；一本是關于西方經典的書，梳理西方文化的人文學觀念。談到課題成果的延伸和轉化，葉先生強調要利用好互聯網技術，把研究成果放到網上，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目前課題組已經在網上開通了《審美藝術》這門課，上線以來選課學生總計達十萬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也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視。此外，課題組正在制作“昆曲欣賞”、“敦煌藝術”、“紅樓夢”和“世界十大博物館藝術經典”等網絡課程。葉先生說，未來《人文學導論》的成果會陸續放到網上向全國推廣，讓全國大學生關注人文學，閱讀人文學的經典著作。

談到課題的研究架構，葉先生說課題申報時列了九大研究方向：什么是人文學、人文學的基本特征、人文學的精神傳統、人文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人文學的學科構成、人文學的主要范疇和命題、人文學的價值體系、人文學科和人類思想史、人文學的修養和境界。他認為要在全球化視野下來思考人文學的價值，《人文學導論》的寫作既要介紹人類歷史上人文學的思想和精神傳統，也要講清楚人文學的本質和特征。他特別強調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實現理論的突破，避免人文學研究的僵化和同質化傾向。

課題組成員、南京大學人文社科科學高級研究院教授周憲介紹和梳理了人文學領域的重要范疇和命題，對人文學的根本價值進行了總結歸納。他說，西方關于“人文學”的看法一般分為三種：第一種把人文學看作是對古典和人類歷史文化的研究；第二種把人文學看作文史哲學科；第三種把人文學看作跟藝術或藝術史相關的研究。他指出西方學者對人文學的定義、人文科學的萎縮等問題進行了長期研究，但因資料缺乏對中國人文學的研究相對滯后。因此，他認為《人文學導論》應該從哲學和藝術層面展開，從中國文化和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發，提出中國式的“人文學”定義，實現人文學研究理論的突破。他說：“人文學的研究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并且應該偏重當代，不能一味讓學生讀柏拉圖，柏拉圖離現代太遠，學生基本上不讀�！币虼�，編寫《人文學導論》要從實際狀況出發，而不是從學科和學術傳統出發，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大學生不愛讀經典的問題。最后，周憲提了一些人文學研究中令人困惑的問題。他指出，一般來說人文學是全球面臨的普遍問題，但是在編寫人文學讀本時，用中國的視角介紹西方的文化和用西方的觀點闡釋自身的問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我們選擇什么樣的立場，需要認真地思考”。

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顧春芳教授簡要回顧課題申報經過后，重點談了課題進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課題組針對人文學研究提出的一些創新性想法。她首先指出，人文學研究的一大難點是如何避免僵化和同質化傾向。國內做人文學研究的劉錫林、徐書明等人已經出版了一些人文學讀本，但同質化程度嚴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觀念和知識結構比較陳舊；二是缺乏新的發現，對人文學在當代面臨的新情況關注不多。她說：“如何讓人文學的研究避免成為知識的堆砌，避免類似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表述方式，從而把人文學變成一種充滿情趣、意趣的人文言說，激起學生對人文學的熱情和興趣，對課題組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談到西方的人文學研究，顧春芳教授認為西方已有的研究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比較側重文化研究，把藝術和人文研究全部納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疇，但這種方法偏離了人文學核心價值的軌道；二是圍繞作品談論藝術，僅僅談論藝術和藝術演變的問題，把研究局限于藝術、物和表相。她說：“西方已有的人文學研究普遍存在不足，我們的研究如何來思考人文學和人的關系，思考人文學對人生的根本意義，繼而思考人與宇宙自然社會、人與藝術、人與自身等關系，著重討論形而上、藝術、宗教三種典型的人文學科，同時將美學這種最接近人的精神樣式的學問形態編制在人文學研究中，組成人文學的核心邏輯，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重點和難點。”這就是說，課題組要把握人文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和根本指向，確立《人文學導論》的最終指向和核心精神。

如何在人文學研究中實現創新，顧春芳教授談了三點。首先，她認為要建立全球化的視野，思考全球化時代人文學對于人的普遍意義和價值。她說西方已有的人文學研究主要站在西方的觀念和立場上，關注西方的文化和藝術傳統，基本不談中國的文化藝術，或者只是把中國的文化藝術當作整體研究中的象征性點綴�？梢哉f，中國藝術和哲學思想的核心內涵并沒有被納入到西方人文學研究的視野當中。因此，建立一個全球化的視野來思考全球化時代人文學對人的普遍意義，特別是植入中國藝術和哲學中人的核心價值和智慧，變的非常重要。其次，要把人文學的研究納入價值邏輯和宏觀框架當中加以言說。顧春芳指出，以往人文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往往把人文學各個學科割裂開來進行介紹，最后呈現的是一系列人文學科的說明和介紹，并不能很好的揭示出各個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能有效地呈現作為整體的人文學的宗旨和精神取向。她說：“我們要創新人文學研究，就要立足于人來思考，從全球化時代人的存在困境和精神危機的現狀入手，繼而探索人文學的本質意義，這是我們不同于一般人文學研究的起點和主要思路�！痹俅�，對于人文學的存在思考和精神追求要突出幾個最根本的精神維度，即“存在之思”、“精神救贖”、“理性反思”和“心靈安頓”。她認為人文學研究的整個框架中應該增加諸如人文學與通式教育、中國當前人文學教育的現狀等章節。顧春芳說：“在《人文學導論》這個項目中，我的具體分工是負責中國方面，所以我的子課題的設計是‘中國文化的人文價值’，我想從三個層面著手進行研究：第一個是思想層面，即中國哲學和美學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第二個層面是教育層面，比如說中國古代書院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第三個層面是藝術層面，即中國傳統藝術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圍繞人文學的性質談了看法。他指出，自然科學跟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存在根本的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人的活動，也不是人的活動的產物；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研究的對象要么是人的活動，要么是人的活動的產物，包括人的意向性在內。人的活動、人的意向和人的活動產物也可以分兩大類，而這就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區別所在。陳嘉映說：“大多數的‘人的活動’不是為了告訴別人什么，但是有一些活動，比如說話，這件事情沒有別的意義，唯一的意義就想讓別人知道。”他指出，社會科學主要研究那些其意圖并不是對我們說話但卻要把它當做說話的對象，人文學與此不同，人文學的首要任務是解讀文本。人文學首先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個讓人“自我生長”的東西。陳嘉映認為，人文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在于“人文”首先不是“學”，因此它的目的跟自然科學完全不同�！叭宋摹比绻�有“學”，這個“學”也是為了能夠閱讀文本、領會藝術才出現。此外，陳嘉映指出人文學跟社會科學的不同還在于，一般來說社會科學中研究者高于被研究者，但在人文學研究中所有的研究者都得說他研究的東西高于自己，并因此才具有研究的價值�？梢�，人文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在性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拿社會科學或者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從事人文學的研究，是非常不著調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先生強調，中國文化始終處在不斷生成的動態建構過程中。中國文化從早期開始就一直在跟周邊的文化積極互動，因此要談中國特有的思想、教育和藝術，一定要對中亞、西亞的文化有所了解，要建立比較文化的視野。他說西方在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好，西方對中國藝術史、中國繪畫史有很好的歷史寫作。因此，他認為人文學研究要注意凸顯跟其他文化的互動，使人文學研究達到普遍的意義。他還強調國內迫切需要加強人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以科普為例，目前國內很難寫出好的科普文章，而國外的科普寫作水平普遍較高。中國沒有好的科普，其原因就在于國內缺乏好的人文學教育，無法把人文與科學很好地結合起來。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吳國盛教授重點分析了作為學術研究的“人文學”概念。他指出“人文學”是個新詞，中國自古講天、地、人“三才”，這三者互相溝通，因而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很少把“人”單獨拎出來說。在西方，希臘時期“人”還不是關鍵詞，基督教人道主義才把“人”當作重點來談。他說，今天所說的人文學，也就是英文的humanities是一個拉丁詞，是基督教滲透以后產生的，其實質是把希臘人關注的問題轉化為“人”的問題。人文學在現代變得頑強，原因是它的敵人出現了：自然科學要吞噬幾乎所有合法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或者說人文學科才得到重視。這一點在19世紀表現的比較明顯，卡西爾等新康德主義者感受到了自然科學勢如破竹的猛勁，開始思考“除了把自身從事的學科像自然科學一樣變成人文科學之外還能做什么”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解釋學也開始出現。解釋學就認為人文學科跟自然科學不是一碼事，人文學科首先要面對文本、闡釋文本。因此，吳國盛認為人文學研究要重點關注十九世紀以來，從新康德主義到解釋學這一對抗自然科學的思想脈絡。他說：“自然科學在近代是劃時代的事件，我們經常說從牛頓之后一切的學問只有兩條路走，要么對抗，要么順從，而人文學科的自主性、合法性，就是延著這個路子走，我們如何走一條和自然科學不一樣的路，但又是合法的、正當的路，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吳國盛指出，解釋學不光是文本解釋學，還有一般意義上的、作為人的存在方式的解釋學，這種解釋學已經侵入到了科學中。目前，科學的主流還是順從的，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科學；但也有一小部分學者想用解釋學的方法，從人的角度考慮科學的根據和根源，他認為這一部分內容應該納入到《人文學導論》，作為人文學研究的一部分。

談到中國古典學問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吳國盛指出近現代中國的科學是生硬地從外插入的，不是中國本土文化長出來的，這就導致部分中國科學家成了一群沒有文化的野蠻人。他認為中國人文學要重點關注兩大的問題：一方面是如何看待西方傳過來的人文學；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中國自身的古典學問。吳國盛說：“未來人文學的展開要伸張中國傳統古典人文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思考它在當代新文化建設中該扮演何種角色，而不是簡單地‘重新恢復’。中國當下的生活方式中包含了太多西方科技帶來的邏輯，使用技術就會慢慢接受它的邏輯，這恰恰是未來人文學需要重點討論的大問題。這些問題討論清楚了，中國人文學的研究自然就處于學術的前沿了�！币虼�，吳國盛建議進行一些人文學前沿問題的研究，并通過講座研討的方式來擴大和深化研究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丁方重點討論了中國人文學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人文學被視為沒有用的學科是從文藝復興之后才開始的，學科劃分越來越細，自然科學越來越強勢，導致我們越來越不能完整地把握世界。他指出，新歷史主義學派就對科學單獨作為把握人類命運和人類整體意義的方式表達了質疑，因為科學發展建立在不斷的創新、突破和假設的基礎上，這本身就存在悖論。丁方說：“我認為人文學研究需要重新定位，而且這個定位要有中國的參與，中國不一定要完全掌握話語權，但至少要說話�！彼�贊同“東方文藝復興”的提法，因為東方文藝復興能夠把中國的文化復興整合進來。湯因比曾說：“21世紀可能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如果能把非常珍貴的傳統放在一個人類普遍的價值體系中，然后闡釋、轉換、發表，這是大有希望的�！倍》秸J為，湯因比等西方大師的論斷和假設實際上提出了中國應該承擔東方文藝復興使命的訴求。他說，中國目前“一帶一路”的經濟產能輸出碰到很多困難，迫切需要一種中國的、掌握歷史話語權的人文學來解決這些實際的困難。丁方強調，西方文藝復興歷時近一千年，始終是東方智慧對西方進行灌注、打造，西方文藝復興的重要特征是他們不復興自己的北歐神話和維京海盜的傳統，而是把別人的文化當做自己的傳統來弘揚，所以西方文藝復興的過程充滿了艱難。他說：“東方要有充分的自信，我們不能把中國傳統僅僅局限于中國，要把它上升到能解釋有一帶一路地理標志所標明的整個古代東方文明的高度，同時要對古代東方文明的精華和遺產進行中國式話語的轉換。做好這部分工作，中國人文學就自然成型了，也就能掌握世界話語權和西方進行對話。”

談到科學與藝術的關系，丁方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科學與藝術是緊密聯系的，但文藝復興之后分工越來越細，人類整體把握世界的能力逐漸下降，這是當前人文學研究面臨的基本處境和背景。鑒于此，他提出可以用科學技術來解決東方物質文化遺產復興和修復的問題，通過智慧博物館的方式，讓曾經消失的東西重新再現。丁方認為，這實際上是為科學與藝術搭建新的溝通橋梁，也是為中國人文學做的力所能及的貢獻。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李心峰重點談論了人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他認為，人文學在今天面對的最直接的假想敵是社會科學，但是人文學的研究不應該完全排除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往關于人文學“元科學”的研究沒有形成普遍的共識，對人文學與人文學科、人文科學的關系沒有說清楚。他希望《人文學導論》做一些關于人文學和人文科學的“元科學”或叫“科學學”的研究，這樣就能對人文學的性質、研究對象，以及學科間的相互的關系，梳理得更加清晰。

關于國外可供參考的研究，李心峰談了卡西爾在《人文科學的邏輯》中對人文科學的定義，也可以提到了皮亞杰《人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李心峰說：“馬克思提出的歷史科學的概念、精神科學的概念，以及后來新康德主義學者文德爾班提出的文化科學的概念，和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文學有重疊又不完全一樣，我們可以在厘清不同概念的前提下進行參考。”國內的研究，李心峰提到了朱弘文的《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這本書討論了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它的副標題就是“人文科學方法論導論”。李心峰還提到了華中科技大學歐陽康的《人文社會科學哲學》，歐陽康在書中指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有區別，但二者的共性大于差異，因此可以將二者統一為“人文社會科學”。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針對《人文學導論》談了五個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第一個是人文學概念的問題。他說：“人文學這個詞充滿了鄉愁，它是守成的、向后看的，總是要對過去的東西進行回憶，總是對現在不滿意。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人文學都不滿意它們把自己已有的地盤擠掉。它認為人類要走向未來就必須回到過去，帶著過去走向未來才有真正的未來�！蓖跻淮ㄖ赋�，人文學把我們引到過去，從過去尋找通向未來的通道。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突然發現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藝術值得尊敬，值得復興，從而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正是在這個時候人文學的概念破土而出，從傳統的文獻中找到了古典的學術，并且要把它復興。在中國，人們開始談人文學還是在清末，當時恰好是中國人緬懷古典學術的時期：一方面王國維等人要借鑒世界學術，要把世界學術的東西拿過來的；另一方面人們又感到中國古典的價值，因此章太炎創造了國學的概念。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從性質上來講人文學始終帶著一種鄉愁。第二個是人文學導論定位的問題。王一川指出，當代中國學者有幾種不同的人文學研究路徑，比如夏東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思路，劉曦林的基督教神學的思路。他說：“做人文學導論研究，要形成自己的定位，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還要有所先為、有所后為，有所大為、有所小為。”第三個是人文學的焦點的問題。做人文學導論，要確定好研究的焦點放在什么地方，找到屬于人文學導論的靈魂。他說：“《人文學導論》的研究一定要回答西方文化中哪些人文價值可以吸收和中國古典傳統中哪些人文價值需要發揚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研究的焦點所在�！钡谒膫�是《人文學導論》的基本構架和人文學功能的問題。第五個是課題結項報告和成果延伸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劉成紀首先談到了人文學的重要性。他說：“不管人文學科在科學時代面對怎樣被動的處境，在人類一生的生涯里，人文都是極端重要的。人類的教育作為一個連續性的過程，肯定是起于人文、終于人文，只有人文才能形成對我們人生從始至終的全面陪伴。我覺得人文的這種功能，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無法被完全消解的。從這個角度看人文的重要性，比從任何一個功利角度都重要。”

談到《人文學導論》的研究角度，劉成紀指出這是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切忌面面俱到。首先，他認為人文學導論的研究應該從美學出發，因為不管是聯結真善，還是綜合真善而達成人文的目標，美學都是最合適的介入的角度。其次，他指出中國人文學研究還得從中國本土出。他說：“中國學問本身具有普世性，中國古代也在講天下觀的問題，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問題。中國學問有普世的情懷，從中國自身出發，我們有豐富的積淀可以使用，也可以使我們的人文學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性�！币虼耍瑒⒊杉o認為《人文學導論》應該是從美學出發、從中國出發的人文學研究。

談到如何界定人文學的精神特性，劉成紀提出兩個觀點：首先，人文學這種學問是對人類抱有善意的學問，人文學有它特定的價值取向，它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保持價值中立；其次，人文學是對自然抱有情感的學問，它不可能是一種客觀的文化。因此，他認為人文學首先應該反映人性的深度，其次要反映人類的實踐成果，再者還應該反映人類的理想。劉成紀認為，這三點在人文學研究中需要特別注意。

在討論如何從中國傳統挖掘人文學價值的問題時，劉成紀指出中國的學問從整體上來講是為人生的學問，中國傳統的知識是一種人文學的知識，但它的涵蓋面太大，因此需要從中概括出幾個核心問題。他說：“中國傳統學問是為人生的學問，是修身的學問，以此為核心可以展開為四個方面：第一是禮樂，談中國的學問不可能不談禮樂；第二是君子人格；第三是人生幸福的問題，即我們當下如何過的更幸福；第四是審美境界�！彼�認為，這四點基本能夠把中國傳統人文學的價值取向概括出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朱良志認為《人文學導論》的研究首先要建立“中國眼光”。他指出，以往開掘的關于中國傳統的敘述大多是錯誤的、虛幻的，要么從西方的觀點來開發，要么從意識形態的立場來開發，其結果往往跟真正的人文意識相對，導致中國的人文精神往往隱而不彰。因此，朱良志認為《人文學導論》這本書一定要建立起“中國眼光”。此外，他指出《人文學導論》首先面對的是漢語讀者，因此書中應該增加關于中國的敘述，更多的使用中國的材料。

朱良志認為，人文學跟思想史、文化史和哲學史都不一樣，它不是簡單的敘述，而是對某種人類文明價值的承認，因此不能把《人文學導論》寫成文化史、思想史或者哲學史。寫《人文學導論》要柔軟、細膩，要建立起一種人文的向度，對人文精神有真正的關懷。他說：“人文學最能夠依靠的是宗教、哲學、藝術和文學，這是人文學敘述中最根本的向度，缺少這一向度，‘人文學’就會變成反人文的東西�！�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彭鋒指出，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大家普遍認為人文學是開放的和歷史的概念，不同的階段不一樣。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反宗教；后來科學強勢之后，人文學就反科學了。因此，他認為人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反確定性，反不可商議性。此外，彭鋒認為人文學寫作不能變成“掉書袋”，否則會缺乏個人色彩和時代特色。他說《人文學導論》要重點把人文學想說的道理說清楚，至于從中國出發還是從西方出發并不重要。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劉小龍圍繞《人文學導論》談了五個問題：第一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定位問題，《人文學導論》要明確說明中國的人文精神是什么；第二是人文與人的關系問題，中國的人文學要講清楚中國人自身的人文傳統和每一代人中國人的關系是怎樣的；第三是人文傳統與建構的關系問題，不能把中國的人文傳統與當代人文精神的建構割裂開來；第四是人文智慧與當代批評的問題，要確立人文學中真正對當代社會文化環境產生影響的東西；第五是中國人文的全球影響的問題，《人文學導論》應該對中國人文學對世界的可能性影響進行闡釋。

與會專家們發言熱烈，針對《人文學導論》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最后，葉朗先生對本次開題研討會進行了總結，他說：“這次開題研討會意義非常重大，各位專家學者也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從總的指導原則到具體的方法和內容，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往更廣更深的方向來思考的人文學導論的課題如何展開。謝謝大家。”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