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碼草書文獻中觸摸西夏經濟脈搏

　　在研究西夏的新資料中,包括經濟文書在內的社會文書的發現尤其引人注目。這批文書的發現、譯釋和研究經歷了近20年的歷程,為揭開西夏的神秘面紗起到了關鍵作用。在《西夏經濟文書研究》出版之際,我作為當事人,為完成這樁重任感到無比榮幸。

　　上世紀初,俄國探險隊在我國黑水城遺址發掘出大量西夏文獻和文物,藏于今俄羅斯東方文獻研究所(圣彼得堡)。1993年,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開始與俄方合作整理、出版這些珍貴文獻,我作為項目總負責人,4次帶隊前往圣彼得堡整理、登錄、拍攝黑水城出土文獻。這些文獻已經過幾代俄國專家的整理和登錄。鑒于這批文獻的數量巨大,加之文獻殘卷、殘頁很多,我總有一個疑問:在俄國專家整理、登錄的文獻以外,還有沒有未登錄的文獻?為此我多次詢問俄國專家。得到的回答是:你們要整理的文獻夠多了,還有一些很破爛的殘卷,等以后再說。我表示很希望看到并整理這些文獻。

　　1997年第三次到東方文獻研究所工作時,在我的堅持下,終于被允許披覽未登錄的文獻。原來這是俄國專家們在整理西夏文文獻時,將一些無頭無尾難以定名、登錄的殘卷,分別放在了110個盒子中。當我打開盒子時,看到的確實是缺頭少尾、形形色色的西夏文殘卷,其中多數是佛經,但我從中發現了一些反映西夏社會真實面貌的社會文書。這些文書多用西夏文草書寫成。因為我過去接觸過西夏文草書文獻,能看懂部分內容,可以區分這些文書的大致屬性、類別,逐漸了解到這些文書包括戶籍、賬籍、契約、軍籍、訴訟狀、告牒、書信等。我深知這些文書對于研究西夏社會的特殊價值。于是,我將這些文書全部揀選出來,詳細登錄,請攝像師拍照。當年我整理了50多個盒子,帶回幾百張圖片。

　　2000年第四次到圣彼得堡整理文獻時,我將其余50多個盒子的西夏文殘卷全部整理完。此外,在一些西夏文佛經的封面中也發現了裱糊在其中的西夏文文書殘頁。加在一起共得1000多件編號、1500余件文書。這是一項巨大的重要資料收獲,雖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我們在搜集資料方面一貫執著追求的結果。其他國家的專家到俄國查閱西夏文文獻比我們要早,有的專家比我們去的次數多,但這批深藏在“閨中”的秘籍,是由我們首先發現、全面刊布的。

　　我在反復閱覽這些文書時,不斷對比西夏文楷書和草書的字形,以便尋找特點、總結規律。經過漫長的八個年頭,于2005年交出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社會文書部分(12-14冊)的定題目錄,順利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13、14冊的出版任務。在整理、定題過程中,基本破解了西夏文草書,先后譯釋了不少重要文書,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同時,本書也為學習西夏文草書者提供了可資對照的參考和教材。

　　研究社會文書對我而言是一個新領域。這首先要熟悉中國經濟史,不僅需要重新學習包括戶籍、租稅、典貸、商業、契約等中國經濟史各領域以及相關的研究著述,還要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文書及研究情況有全面的了解。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書籍,查閱資料,并請教多位專家。經過十幾年的積累,對上述經濟史領域有了一定理解,并逐步撰寫了西夏戶籍、租稅、契約等方面的論文。2006年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被批準立項。此后我繼續挖掘西夏社會文書寶藏,對諸如土地買賣、人口買賣、雇傭、租佃、交換、互助契約等關乎西夏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加大力度深入研究,又有了新的收獲。由于文書數量多,工作難度大,項目延至2012年以“優秀”等級結項。在隨后的幾年中,我又做了重要補充,將西夏主要經濟文書完成翻譯、研究,使之愈趨系統、完整。

　　此外,近些年敦煌、武威、銀川、國家圖書館等處也發現了部分西夏文和漢文西夏社會經濟文書,我也盡量納入《西夏經濟文書研究》中。本書利用這些新資料,結合西夏法典等文獻進行研究,對西夏經濟有了更為具體、真實的認識,再現了西夏社會經濟情況,并進一步解析了西夏社會全貌。通過本書鮮活的資料仿佛可以看到:800年前在黑水河畔生活著黨項族、漢族、藏族、回鶻、契丹人,甚至還有遠道而來的大石人,他們種植麥、谷、大麥、糜、秫、豆類等,居住在自己耕地的房院中,畜養著馬、牛、駱駝、羊等家畜,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這里基層有里、甲組織,定期進行戶口登記;一般人穿著番布和漢布做的衣服,有錢人衣著絹帛;當地農民要繳納耕地稅,還要負擔勞役,繳納草捆和水稅、人頭稅,政府于秋后令農民將上繳的糧物車載畜馱,運至國庫;這里多用實物糧食交易,有時也使用鐵錢和銅錢,金、銀也時有流通,交易后官吏收繳買賣稅;在青黃不接的春季,貧民被迫以高利貸借糧,利率超過五分,甚至達到倍利,有的還出賣土地或牲畜,以換取口糧,地主和寺廟則乘機兼并土地;在寺廟中貸糧、賣地、租地、賣牲畜、租牲畜的農民無奈畫押,更有甚者,處于奴隸、半奴隸狀態的使軍、奴仆被主人買賣;熟悉西夏文的小吏和先生忙著書寫各種文據、契約——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無聲地訴說著西夏社會的種種秘密。

　　(作者:史金波 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