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素媛：《三國演義》詮釋史的縱向梳理與探析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三國演義》詮釋史研究”負責人、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

《三國演義》成書至今600多年間，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不同讀者由于社會環境、人生歷程、文化思想、知識結構等不同，對《三國演義》會作出不同詮釋，賦予它遠遠超出其作者原意和文本意義的豐富內涵。600多年的《三國演義》詮釋史，既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域廣大、內涵豐富的《三國演義》存在史，又是一個圍繞《三國演義》而形成的時空交錯的歷史鏡像。

明清評點：開啟通俗小說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就目前資料所及，1922年亞東書局出版排印本《三國演義》之前，《三國演義》皆是以評點本面世。那些序跋、注釋、眉批、旁批、回評等評點文字曾經與小說文本緊密相依，同時呈現于讀者案頭。小說評點者先入為主的品評褒貶必定會對小說閱讀產生影響，評點者成為《三國演義》傳播過程中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意見領袖”。

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的序跋強調其“庶幾乎史”、與史無違的歷史真實性和史傳明義的社會價值，其正文中的雙行小字注則或為上承史注的音、義、地名注，或為于史有據的補釋、釋疑，或為與史書聲同氣應的人物事件評價。其對《三國演義》的定位是“羽翼信史”之通俗史書，這主要與嘉靖初年的“史家小說”觀有關。之后，“羽翼信史”被奉為圭臬，成為后世歷史演義小說創作的標準和法則。

余象斗評本為“導愚適俗”之書商型評點。余象斗亦商亦儒的書坊主身份，使他在刊刻評點《三國演義》時兼具商業目的和文人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從而使其刻本尤其是《批評三國志傳》兼具商業氣息和文人情懷。兩者的結合使他的評點更接近當時新興市民階層的閱讀心理和價值觀。余象斗《批評三國志傳》的商業氣息表現為多人評點校對的假象、“評林”體式的創立、小說評點的引入和圖書刻印中的廣告宣傳意識，其文人情懷則表現為謹遵道統、勸懲教化和史外紀事、增廣見識。余象斗對《三國演義》的評點是較為貼近普羅大眾的來自明代后期的歷史回聲。明代萬歷年間，在以余象斗為代表的書坊主的引領之下，《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小說以書坊主通俗小說商業模式開啟了明清時期通俗小說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李卓吾評本為嬉笑怒罵之“文人型”評點。首先，與嘉靖壬午本、余象斗評本相比，葉晝的李卓吾評本在小說觀念上開始由“史家小說”觀向“文家小說”觀過渡。在評點中，他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了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區別，并對虛構情節的精彩之處大加贊賞。其次，受重個體、崇自我的心學思潮影響，葉晝評點《三國演義》時將自己的感覺、體驗作為判斷、認知的依據，對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等作出了具有鮮明主觀傾向和個性特色的評價，表現出鮮明的主體意識。再次，葉晝狂放不羈、玩世不恭的個性與評點這種文學批評方式結合，使得其對《三國演義》的評點多為悟性多于理性、體驗多于理論演繹、直覺大于邏輯的頓悟式感性評點。因此，明代后期，以李卓吾、葉晝等為代表的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文人將小說評點引向更加具有個體生命意識和理論高度的方向。

毛評本為“奇書”、“才子書”之綜合型評點。明末清初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的評點是在小說評點、出版已蔚然成風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當時，“文家小說”的觀念趨于明朗，小說作為作家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開始被評論家從文學藝術的角度進行品鑒賞析，于是，詩文領域的“奇書”、“才子書”之說開始出現在小說領域。毛氏父子將《三國演義》同時譽為“四大奇書第一種”和“第一才子書”，這表達了當時部分文人試圖突破正統與卑下、雅與俗的界限來肯定通俗小說創作過程中作家的文思才華與通俗小說作為一種獨立文體所具有的思想內涵與文學價值。《三國演義》由民間技藝逐漸走向文人案頭，由“導愚適俗”之市井讀物逐漸轉變為文人有所寄托的“走心”之作，至毛評本成為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近代研究：新的文學觀念和學術方法的滲入

新文化運動中，胡適認為《三國演義》想象力不足，創造力薄弱，人物形象塑造失敗，不會剪裁。胡適的態度偏激，觀點多有偏頗，且前后抵牾，甚至與他評論其他小說的觀點相矛盾。表面看來，這是胡適以“西洋”文學為榜樣，以其取法“西洋”的新文學理論為準繩作出的判斷。但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在“整理國故”運動中，胡適為確立白話文學的正統地位而對作為章回小說開山之作的《三國演義》的批評避重就輕，其中的真正原因即語言不是白話和思想愚昧，而是以不太關乎要緊的“文學價值”來批評它。

隨著清帝退位和中華民國成立，受西學影響，很多學者投身到中國文學史的編著工作中，以新的文學觀念和學術方法來重新審視和梳理中國古代的文學歷程。1933年，賀凱《中國文學史綱要》統計了自1914年至1932年各類文學史著作共38種。在近代新范式的文學史研究中，《三國演義》的文學地位逐漸確立。其中，賀凱《中國文學史綱要》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較早地嘗試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解釋文學發展規律。真正對《三國演義》文學地位的確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著是謝無量的《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和李辰冬的《三國水滸與西游》。謝無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運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理論和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來詮釋《三國演義》，認為《三國演義》不是貴族文學而是平民文學，不是文言小說而是明白如話的小說，而且以描寫平民革命理想為旨歸，規模宏大，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因此，不僅不應受到忽視和否定，而且應該得到重視和肯定。李辰冬《三國水滸與西游》從三國故事的演變、表現的社會意識、藝術造詣三方面對《三國演義》作了系統解讀，認為《三國演義》是資產社會的產品，表現的是“資產社會的一般意識”，并針對胡適在《三國演義》序中的三點批評發表了針鋒相對的不同意見。同時運用西方美學理論，對《三國演義》的成就和價值作了當時最為細致的分析和高度評價。他們對《三國演義》的詮釋因為新的哲學思想和美學理論的引入而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意義。

現代詮釋：開啟開放多元新時代

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國演義》的詮釋缺少了明清時期小說評點和文人筆記中隨感式感悟、批評的個性化精神，表現出鮮明的政治化傾向；《三國演義》的詮釋者們也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運動桴鼓相應，缺少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參與者們的慷慨激昂、探索求變精神。這樣就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詮釋的角度表現出單一性，研究者們主要從人民性、階級性等政治角度對《三國演義》進行解讀和評價；二是詮釋觀點表現出一致性和趨同性，人民性是研究者解讀和評價《三國演義》思想內容和人物形象的主要標準。新時期以來，我國各項事業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局面。隨著文學觀念的新變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三國演義》詮釋開啟了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