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凌：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整體取向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歷史經驗研究”首席專家、南昌大學教授

20世紀20—30年代之交，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在贛南、閩西等地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斗爭。為了配合紅色政權的生存與發展，中央蘇區開創了嶄新的紅色文化傳播活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有組織、有系統、有規模的思想宣傳與文化傳播活動。在艱難的環境中，蘇區紅色文化傳播“喚起工農千百萬”，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動員與激勵的效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

主題設置聚焦中心，始終圍繞大局毫不猶疑與游移

中央蘇區時期的共產黨人清晰地認識到，文化宣傳工作應該圍繞黨和政府工作大局設置議題，聚集焦點，以推動和促進中心工作。張聞天在《關于我們的報紙》中提出：“把黨與蘇維埃政府的任務，最清楚的放在我們報紙的前面，繼續不斷的為這些任務的實現而斗爭，應該是我們報紙的基本工作。”蘇區紅色文化傳播能夠始終做到圍繞大局聚焦中心，既是一種理論自覺，更是緣于實際情勢的驅使，因為嚴酷的現實需要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能夠產生動員百姓、激勵斗志的現實效應。擴大紅軍隊伍、節省經濟、發行公債、捐物支前等，作為蘇區社會的關鍵性事件，成為各類傳播載體不變的傳播對象。標語和漫畫以淺露直白的形式直接表達了這些主題，而諸如東河戲《活捉張輝瓚》、活報劇《打寧都》、山歌劇《歡送哥哥上前線》、話劇《誰的罪惡》、歌劇《自愿當紅軍》、歌謠《為了革命帶米來》等，也無不以這些事件為中心展開表演。

值得關注的是，蘇區的報刊除了圍繞關鍵性事件展開報道之外，還以編輯部的名義直接發聲。《紅色中華》先是號召開展節省運動，退回已購公債，繼而跟蹤報道各界讀者響應號召的信息，并持續性發布系列號召，不斷推進與延伸節省運動。《紅星》報除了屢屢就厲行節約與退回公債的議題發出聲音之外，還發布“紅軍在白區每月擴大一千個紅軍”等號召。在召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前，《青年實話》號召蘇區群眾趕制30萬雙草鞋慰勞紅軍。這種直接的號召，使聚焦中心圍繞大局的傳播取向得到非同尋常的彰顯。

傳播過程原點前移，力求無障礙抵達受眾接受閾限

美國學者拉斯韋爾建構了傳播學上第一個“五W”傳播過程模式，這一模式具有序列性，即各要素環節按照信息流向依次執行功能。在這里，傳播者采制訊息是一個完整傳播過程的原點。而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組織者則將培訓受眾的信息接受能力作為傳播過程的第一個環節，實際上是把傳播過程的原點前移了。由于蘇區工農群眾普遍缺乏基本文化素養，自身難以跨越信息接受門檻，蘇區便啟動大規模的識字運動。在1931年4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中，多次提及識字運動“必須經常地舉行”。此后，蘇區的工會、共青團、少先隊等組織也紛紛發布文告，要求大家成為識字班、讀報團的“組織者與積極分子”。

同時，各類報刊對社會廣泛開展的識字運動主動予以響應和配合。《紅色中華》報第49期《特別通知》中，給該報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主要任務，其中一項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紅色中華》報100期時，李富春對報紙提出希望，其中一點就是“每鄉每村的識字班和夜校及俱樂部，應有讀報組的組織，團聚群眾向他們講解每一期《紅中》的主要內容”。《青年實話》第2卷第4號刊登的《〈青年實話〉的革新計劃》中，強調要廣泛開展讀報活動。蘇區的識字運動成效顯著，《紅色中華》時常刊登識字班給前線紅軍將士的公開信，鼓勵將士奮勇殺敵。

傳播手段突破常規，創新成為紅色文化傳播常態

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體現了緊貼實際、富有成效的創新精神。《紅色中華》《紅星》等報刊開創了家書傳播方式，激勵前線將士和后方百姓以各自方式投身到反“圍剿”的戰斗中。《紅星》報的“紅軍家信”欄目刊登了不少軍民兩地書。就蘇區的戲劇傳播來說，當時活躍在蘇區的戲劇有話劇、歌劇，還有地方戲曲、京劇唱詞、蓮花鬧、小調等傳統形態，其內容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表現的是先進的革命理念。傳播手段不受任何先設觀念的拘囿，追求淋漓酣暢的表達效果。比如套用傳統京劇《空城計》的唱腔，編創出反映1928年8月紅軍留守井岡山的部隊取得黃洋界保衛戰大捷的新劇《毛澤東空山記》，風靡一時。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者利用當地客家小曲《十月懷胎調》，重新填詞創作出《十送郎當紅軍歌》；依據民間《花鼓調》，重新填詞創作出《同心革命歌》。此外，還創作出圖文合一的漫畫，以及以歌謠形式出現的政府與紅軍的公告。甚至還發明了“空中宣傳”與“河流傳播”的巧妙方式，將宣傳冊頁粘掛在孔明燈上，任由其四處游蕩；將標語刻在竹板上，放在河水中流向遠方。

從一般意義上說，創新意味著另辟蹊徑，其重點是對現行規范與模式的一種超越。此處說的創新，其含蘊稍有不同，主要是取其不拘一格、新意迭出的一面。具體來說，在中央蘇區開展紅色文化傳播工作，是一件沒有成例的事情，還需要在條件不完備、時間不充裕的情勢下承擔責任。因此，紅色文化傳播的組織者與執行者不受任何既定框架約束，利用和改造當地原有藝術素材，在有限的條件和環境中最大限度發揮自身想象力與創造力。可以說，正是他們自由揮灑的創新精神，才使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傳播格局恢弘壯闊，營造出具有特定含蘊的輿論情境

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體現出強大的組織力與執行力，成就了其覆蓋性與彌漫性的傳播格局。以標語傳播為例，其傳播密度與頻度基本達到飽和狀態。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宣傳動員令，號召全體工友、農友、紅軍將士都要寫規定好的十二個標語。在中央蘇區的實際場景中，當四處彌漫著標語時，還有各類墻報、壁報、歌謠、化裝演出、演講、戲劇會等適時出現。蘇區還有集會、游藝、競賽、晚會等各種活動傳播樣式，典型圖景表現為：紅旗招展、鑼鼓喧天、萬人空巷、熱情高漲。蘇區的多種紅色文化元素大面積高頻率出現，實際上營造了一種以鬧革命、求解放、反“圍剿”為主旨的“輿論情境”。在這一特定情境中，傳播的形式感退卻了，傳播內容的外在性淡化了，整個傳播流程似乎都消弭于無形。

蘇區輿論情境的建構與在蘇區廣泛設立的俱樂部和列寧室密切關聯。一般認為，俱樂部和列寧室是對蘇區群眾進行政治文化教育的機構，其實，把它們視為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自組織更為恰當。俱樂部和列寧室的性質完全疊合，后者設在前者之下，規模更小一些。蘇區要求每個蘇維埃公民都要就近參加一個俱樂部，俱樂部經常推出政治、文化、科學、衛生演講，定期出辦墻報，鼓勵群眾投稿，還舉行運動會、文藝表演等活動。處于相對閉塞的贛南閩西的工農群眾，對于這些新鮮生動、意味深厚的環節，表現出極大的參與熱情。在他們生活方式發生調整與轉換的過程中，無形間已經受到紅色文化的深度浸染。

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整體上表現得非常生動活躍，成了蘇區張力與活力的發源地，這與其特有的傳播取向直接相關。它們第一次使先進文化深入走向底層百姓，為了新生工農政權的生存竭情呼號，歷史地位無論如何都不容低估。作為人民政權下的文化宣傳工作所展開的全部探索，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