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翻譯文學研究的向度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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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現代文壇，從事文學創作且投身翻譯事業的作家大有人在，魯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語堂、茅盾、冰心、鄭振鐸、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批作家兼翻譯家的知識分子中，魯迅堪稱出道最早、用力最勤、產量頗豐、質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譯界高手。

　　魯迅從事文學翻譯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業績。據筆者統計，魯迅在1903年至1936年翻譯了俄蘇、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芬蘭、西班牙、奧地利、法國、荷蘭、德國、美國、英國等15個國家110位作家251篇（部）總計30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可謂蔚為大觀。但同時也要看到，當前，學界對魯迅創作研究和魯迅翻譯研究呈現出一種很不平衡的態勢，主要表現為：對魯迅著述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佳作迭出，對魯迅翻譯文學的研究雖業已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沒有達到應有水平。在此背景下，拓展與深化魯迅翻譯文學研究，是魯迅研究工作者面臨的迫切任務，也是魯迅研究領域能夠取得突破的重要學術生長點。

　　魯迅翻譯文學的兩個研究向度

　　側重于“翻譯”的魯迅翻譯文學研究向度。翻譯是語言文化信息傳播、轉化的過程。翻譯行為是由如下要素有機構成的一個系統：原著（信息源）-原著出版、發表（信息傳播）-譯者（信息傳遞者）-譯著出版（信息的再傳播）-讀者（信息接受者）-評論者（信息的評估者）。基于此，具體到魯迅翻譯文學的“翻譯”研究，應當包含以下環節：對魯迅所譯原著文本的考察-魯迅獲得原著途徑的探尋-譯者魯迅翻譯資質和翻譯思想的研究-魯迅譯著的出版、發表情況鉤沉-魯迅譯著讀者狀況研究-魯迅譯著出版、發表后批評家的評價意見整理。

　　魯迅的翻譯工作語言是日語和德語，他直接翻譯的日語和德語作品達113篇，約占其所譯作品的45%，其余的譯著多是通過日語或德語轉譯的其他歐洲小語種文學作品。受語言能力限制，目前絕大多數魯迅翻譯文學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閱讀魯迅所譯的東歐、北歐和一些西歐小語種國家文學作品的原著，這種現象值得關注。從小語種原著入手，閱讀魯迅所譯作品，進而發現并挖掘蘊含其中的翻譯技巧、思想等，是學界應當重視的一條路徑。此外，探討魯迅翻譯觀一直是魯迅翻譯研究的熱門課題。據筆者統計，進入21世紀以來，有一批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以及專著，都致力于魯迅翻譯思想、理論的研究，其中一些學術論著對魯迅翻譯理論有了較系統、深入的研究。但總體而言，還應進一步加強。

　　側重于“文學”的魯迅翻譯文學研究向度及其價值。從已有魯迅翻譯文學研究成果來看，多數論文和專著都側重于“翻譯”研究，即把主要精力放在魯迅翻譯選材、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等翻譯理論的研究上。目前，全面、系統地對魯迅譯著的文本進行細讀和分析的“文學”性研究成果還未出現。筆者認為，開展魯迅翻譯文學的“文學”向度研究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

　　魯迅300余萬字翻譯文學作品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思想史、文化史、文藝史資源，如果不對它們進行逐篇細讀，不進行一定的整合研究，那么魯迅翻譯文學文本中所包含的珍貴精神遺產就會一直處于湮沒狀態而不為世人所知。魯迅翻譯文學作品中的思想，大多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和深度認同，這些思想元素與魯迅著述文本中的思想要素構成碰撞、對話的關系，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魯迅思想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認真全面地闡述魯迅譯著的思想元素，就難以把握魯迅思想的整體面貌。再次，魯迅翻譯文學作品大多為具有豐富審美價值和高度藝術成就的文本，只有通過深入細讀，才能闡發出這些文本的美學價值和藝術價值，并建立魯迅譯著和創作在美學和藝術上的對話關系。

　　魯迅翻譯文學之“文學”研究的創新點

　　《魯迅譯文全集》的注疏。八卷本的《魯迅譯文全集》已于2008年出版，有志于魯迅翻譯文學研究的學者們應開展廣泛合作，對魯迅300多萬字的翻譯作品進行注疏。在筆者看來，《魯迅譯文全集》注疏本應吸取《魯迅全集》60多年來的注釋經驗，對魯迅全部翻譯文本涉及的人物姓名、書籍作品、報紙刊物、團體機構、國家民族區域、歷史事件及社會事項，以及引語、掌故、名物、古跡、詞語、外文詞匯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給予注疏。

　　對魯迅全部翻譯文學作品的解讀與闡釋。魯迅的多數譯著，尤其是早期近20萬字的文言譯著，以晦澀難懂著稱。研究者的任務是洞察其譯著中晦暗不明的幽微思想元素，清揚魯迅譯著被平淡表象掩蓋著的深刻精神命題，開掘魯迅譯著人物凡庸衣冠遮蔽下的幽深心理刻度，闡發魯迅翻譯文學作品審美上的超邁，探尋魯迅翻譯文學作品藝術上的獨異。

　　魯迅譯著與創作的對話關系研究。魯迅的譯著與創作具有諸多的互文（對話）關系，例如：魯迅所譯尼采、安特萊夫、阿爾志跋綏夫等人作品中的漂泊、做夢、瘋癲、復仇等現代性體驗，與他創作的知識分子小說的同類精神命題形成呼應；魯迅所譯廚川白村、鶴見祐輔、安特萊夫、阿爾志跋綏夫等人作品與其創作中的啟蒙思想和改造國民性思想等現代性思想命題具有對話關系；魯迅對所譯愛羅先珂、望·藹覃的童話十分偏執，這些童話批判現代物質文明的偏至，謳歌世界大同，贊美童心與大自然等精神傾向，魯迅對它們的偏好披露了這位現實主義作家的浪漫情懷；魯迅對所譯安特萊夫小說“鬼氣”的耽迷，對長谷川如是閑筆下野獸之美的欣賞，對果戈理、芥川龍之介作品幽默諷刺的吸納，對夏目漱石余裕文學低徊趣味的品鑒，為他本人所創作品的多樣化美學風格和豐富的藝術形式提供了借鏡；魯迅在翻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文藝論和蘇俄無產階級革命文論過程中，不斷淘洗、剖析、超越著自己的文藝思想。

　　總之，我們需要在中國近現代豐富復雜的文化語境中，對全部魯迅文學翻譯作品進行細讀，闡述魯迅譯著復雜多樣的現代性體驗、思想命題、審美趣味、藝術形式，并對魯迅譯著與創作的對話關系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進而為魯迅翻譯文學研究的拓展與深化作出貢獻。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繪現代文學版圖——魯迅翻譯文學研究”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