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制變遷及其現代價值研究中期檢測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本項目自2012年10月正式批準立項，2014年7月曾進行第一次中期考核。現將第一次中期考核之后的具體研究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同心協力，努力完成課題。

作為一個課題，需要全體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任務。首席專家對此非常關注，在加強與課題組成員聯系、督促他們努力進行課題研究的同時，也對他們遇到的困難，或研究中遇到的問題，隨時進行協調與幫助，爭取及時處理，以保證研究按計劃進行。有的子課題組，由于某一專題研究遇上了困難，子課題負責人與首席專家協商后，增補專門研究該問題的專家，并向國家社科辦申報補充成員手續，從而使該子課題能夠順利進行，并提高了研究質量。當然，課題組對某些不甚熟悉的專題，也聘請課題組外專家進行專項研究，以課題組名義發表，以完善課題組研究的結構。總之，想盡辦法對課題進行深入、細致、全面地研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為了溝通所有研究成員之間的交流渠道，課題組自2013年11月創辦了不定期《研究信息交流》，堅持至今，已經出了12期。《研究信息交流》主要刊登課題組研究進度、成果介紹、各級領導機構相關通知及研究要求等等。《研究信息交流》的發布，使課題組所有成員理及時了解上級領導機構相關政策、知曉課題進度，起到了相互勉勵、共同進步的作用。由于信息較為暢通，各子課題研究進度一目了然，對子項目組準時完成課題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在全體同仁們的努力下，目前研究按計劃進行，其中一個子課題已經完成了修訂稿，另外兩個子課題組也基本完成初稿。我們課題組在此基礎上，已經進入最后一個研究內容：中華禮制的現代價值研究，并撰寫出一部分內容，進入了最終的攻堅戰，爭取早日完成全部研究任務。

（二）獎優懲劣，做好研究工作。

自開始該項研究，我們就采取了獎優懲劣的學術獎勵措施，對取得較好成果（至少核心刊物）進行力度不等的獎勵，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論文標準為人民幣一萬元科研經費額度，最低也有五百元額度。去年，課題組共計獎勵費用達到49600元。我們認為，這種獎勵是值得的，因為它起到了獎優懲劣，鼓舞士氣的作用，激勵課題組成員努力向上，對完成課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子課題組提前成稿，按提前完成時間的不同給予獎勵兩萬元或一萬元的科研經費額度，按計劃時間完成者則不獎勵，而拖延者則進行經濟上的處罰，按下達的科研經費比例扣減。其中秦漢魏晉子課題在2015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因此給予兩萬元科研經費額度。這些獎勵措施在課題組內引起了較大的震動。我們認為：其他經費可以節約，獎勵不能吝嗇，寧可其他方面少開支，也必須保證獎勵兌現。這一措施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激勵作用。當然，所有科研經費額度都并按有關規定進行報銷。

科研獎勵措施的作用是巨大的，課題組自立項到2014年7月中期考核的兩年中，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共27篇。而自上次中期考核至今的兩年中，出版論文集2本，出版專著3部，總字數達到187萬余字，另外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達53篇(非核心刊物不計入內)，其中7篇發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文史》、《復旦學報》這樣重量級的刊物上，同時也在《人民日報》“理論版”、《光明日報》“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等有影響的專欄、專版上發表了學術論文。

（三）組織專欄論文，擴大學術影響。

遵照國家社科辦要求擴大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學術影響的指示，課題組在以往的工作基礎上，繼續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繼續辦好專欄，擴大學術影響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上期考核中，我們列舉已經發表過專欄禮制文章的刊物共5個，分別是《求是學刊》、《浙江學刊》、《首都師大學報》、《社會科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7月之后，我們仍然積極與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學術刊物進行聯系，組織“禮制研究專欄”，并獲得廣泛支持。經過努力，至今已經在《山西大學學報》、《江海學刊》、《北京社會科學》、《河南社會科學》、《史學集刊》、《求是學刊》、《河北學刊》等7個核心刊物上出了專欄，每個專欄發表2－4篇論文。這些專欄論文，造成了不小影響，起到了1＋1大于2的作用，在學術界已經獲得極大的聲譽，除不少論文被轉載、摘要或被一些學術網站刊用外。我們認為，組織專欄是擴大學術影響的一條比較好的路徑。

當然，權威刊物或重要刊物發表高質量論文也是擴大學術影響的重要路徑，并非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之一。我們課題組有個規定，凡成員撰寫禮制論文，一般都由首席專家先審核，提出修改意見，達到一定學術質量后會組織到相關“禮制研究專欄”，或建議投某些刊物。對其中質量很高的論文，首席專家則鼓勵作者投向權威刊物或重要刊物。經過兩年努力，6位課題組成員在權威刊物或重要刊物《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復旦學報》、《文史》上發表7篇論文，給予學術界較好的整體學術印象。首席專家湯勤福撰寫的《中華禮制的主要特征及其當代價值》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3日《國家社科基金》專版作為“頭條”刊用，《中華禮制變遷的現代啟示》一文在《人民日報》2016年3月26日“理論版”《大家論壇》上刊用，《中國古代禮制的現代價值》在《中國德育》刊用后，被《新華文摘》2015年第20期全文轉載，這些也都起到較大影響。

許多學術網站和一些報刊雜志轉載我們課題組論文或給予評論，如《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復印資料都全文轉載過課題組論文。至于網站轉載或報道者更多，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網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網、中央編譯局網、人民網、光明網、中國社會科學在線網、中國學術會議在線網（國家教育部）、中國日報網、哲學中國網（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華國學網，江蘇社科規劃網、鳳凰網、西北大學網、遼寧大學網、上海師范大學網等等都有很多轉載或的信息。

（四）加強交流，促進研究水準。

沒有廣泛交流就不可能提高研究水準，這是科研的規律之一。課題組采取各種措施與外界進行廣泛交流，我們用“請進來，走出去”的方法，與國內外專家進行交流，使我們看到自己研究的不足，力圖使我們的研究進入到另外一番天地。課題組每年召開一次學術交流會，2013年在杭州、2014年在遼寧、2015年在西安、2016年在昆明，之所以四面八方召開，目的是與各地相關研究專家進行交流，請他們指導課題研究。例如我們請過著名的禮制史專家、原東北師范大學的副校長詹子慶先生、全國高校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原陜西師范大學校長趙世超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陜西省歷史學會會長、西北大學黃留珠教授、第一屆“郭沫若史學獎”獲得者、福建師范大學的巴新生教授、原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的何忠禮教授、原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李裕民教授等等前輩學者蒞會指導，至于時賢和后起之秀也請了不少。我們還請過歐洲著名中國禮制史專家、牛津大學圣安學院副院長Robert Chard（羅伯特·恰德）教授、加拿大拉瓦爾大學李晟文教授、日本千葉商業大學朱全安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呂宗力教授、臺灣東吳大學黃兆強教授，或參加會議，或來校進行交流。邀請這些專家參加我們課題組的學術研討會或來校交流，確實對我們課題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導效果。

課題組也鼓勵課題組成員赴國外訪學、參加會議，以進行學術交流與提高我們研究水平。當然，我們也不僅是口頭鼓勵而已，而是采取經濟資助的方式，規定凡赴國外研究、訪學半年以上者，給予科研經費額度兩萬元，以利他們能在國外參加有關學術活動、購買相關書籍、復印資料等。這些投入是值得的，因為研究人員在國外進行相關學術活動，對了解國外學術動態大有助益。如課題組成員曹建墩赴英國牛津大學作研究一年，劉豐則赴瑞典高等研究院作學術訪問半年，使我們了解了歐洲的中國禮制史研究的一些動態，這對提高我們的科研水準確有好處。

（五）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主要存在問題是：

一是課題組管理不易。本課題組成員分散在各地，北到吉林、南到廣東，僅首席專家一人在上海師范大學工作，因此管理起來非常麻煩。目前首席專家通過電話、郵件與成員們保持密切聯系，也會出差某地期間或直接約見課題組成員，了解具體研究進展。同時編寫《研究信息交流》，來加強與成員們之間信息交流，每年召開一次全體研究成員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但既大量浪費了首席專家的時間，也仍然很難及時、準確地掌握所有成員研究進度以及研究真實情況。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因為目前參與課題研究者都是禮制史研究佼佼者，沒有他們參與研究，當然是無法完成課題的。只是首席專家年齡越來越大，感到有點力不從心。

二是研究經費仍然有較大缺口。具體情況詳見第三部分。如果不再追加，那么2017年的課題組學術會議、2018年的全體課題組成員審稿會將難以召開，課題質量把關就少了一道。當然，論文集也無法出版。但從前期成果來說，我們課題組大致也夠了，因為到目前為止，課題組共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已達80篇（非核心刊物不計入內），出版專著3部，論文集2本。

二、研究成果情況

1、湯勤福《中華禮制的主要特性及其當代價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3日《國家社科基金》專版“頭條”

基本內容：分析中華傳統禮制的主要特性及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關系。

主要觀點：中華禮制注重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是一種文化軟實力，起到了鑄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進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重要作用。從學理層面仔細分析中華禮制的主要特性可以了解中華禮制的當代價值：一，中華禮制的歷史傳承性；二，中華禮制的民族認同性；三，中華禮制的地域普適性；四，中華禮制的體系開放性；五，中華禮制的異質包容性；六，中華禮制的道德實踐性。中華禮制有利于加強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有利于建設“禮宜樂合”的和諧社會秩序與“萬邦協和”的國際關系，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歷史傳承性奠定了中華禮制作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認同性與地域普適性證明了中華禮制流傳于中華大地的根源，是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歷史根據和思想武器；體系開放性和異質包容性決定了中華禮制能夠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繼續生存并發展；道德的實踐性則是喚醒國人禮義之心的精神動力，并能服務于當今社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在新時期的追求，而中華禮制蘊含著中華先民之生命經驗和生活智慧，積蓄著禮義對人心的凝聚，涵攝著“仁以為己任”的擔當精神，追求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的信念，完全可以作為現代禮儀體系的學理基石，使其為弘揚民族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使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重要作用。

學術價值：論文總結出中華傳統禮制的主要特性，并以此特性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研討，從學理上闡述了這些特性之所以能夠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的原因。

社會影響：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版“頭條”，國家社科規劃辦網、中央編譯局網、人民網、光明網、鳳凰網等大量網站轉載，產生較大影響。

2、陳居淵《鄭玄注＜儀禮＞今古文正誤考略》，《復旦學報》2016年第4期

基本內容：《儀禮》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部著作，對禮制史研究至關重要。而長期以來，學者們利用的則是鄭玄注本，以鄭注來解釋中國古代禮制、禮儀，同時由于不同的理解而產生不同的結論。本文從古今字的不同入手，利用大量文獻資料、出土資料對鄭玄數十例解釋進行辨析。

主要觀點：鄭玄注釋《儀禮》，往往對該書中的今古文字有著明確的判定。然而在中國古代，古今文字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寫法，鄭玄以當時所見有限的文獻而作出的今、古，難免有所偏差，而后人因為缺少相關的文獻資料，所以每每將此偏差之見仍奉為經典而加以引證。本文利用近年來的出土文獻及古代漢碑、漢石經、字書、韻書等相關資源，就《儀禮》中鄭玄所注四十例今古文字作一番正誤的考證。

學術價值：本文從文字學角度對鄭玄注《儀禮》進行了辨析，指出古今字有較多不同，因此后世解釋就會出現差異。作者利用了近年來出土資料，又根據傳統字書、韻書逐字對鄭玄注加以辨析糾偏，得出結論相對比較可靠，對禮制研究有較大參考價值。

社會影響：論文剛發表，因此還沒有轉載信息。但可以肯定該文將會產生較大影響。

3、樓勁《讖緯與北魏建國》，《歷史研究》2016年第1期

基本內容：北魏是拓跋鮮卑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由于至今保存下來的資料極其缺乏，學界對北魏建國之初的歷史研究甚少。本文從北魏建國前后在北方地區流傳著的一些讖緯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這些讖緯內涵十分豐富，從而揭示出這些讖緯與北魏建國的內在關系，以及北魏統治者受華夏文化影響的程度。

主要觀點：“當涂高”、“真人出”、“五胡運終”等讖的流行，反映了魏晉、五胡時期北方地區潛流涌動、易動難安的政治生態和亂久思治的社會呼聲，對北魏建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考慮北魏國號及相關問題，理解當時設計施行的整套制度時，“當涂高”等讖實際是一種不可缺位的要素，其所蘊內涵之豐富深刻，所施影響之直接、重大，地位當不在經學及諸前朝典章故事之下。由于這些讖記皆可溯源至漢，所寓之義多在漢魏以來的政治正統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對拓跋氏定國號和相應建制的直接影響，也就集中說明了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之復雜，及其受華夏文化影響要較五胡政權更為深入和系統。

學術價值：北魏建國初期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從讖緯角度對此進行研究，填補了空白。同時，作者對北魏拓跋族首領受到的華夏文化影響作了重新評估，認為他們受到的華夏文化影響比較大，而且較其他政權更為深入和系統。這是新觀點，值得重視，因為這一觀點也能說明為何北魏到孝文帝改革時大量采納漢化政策。

社會影響：論文剛發表，因此還沒有轉載信息。但可以肯定該文將會產生較大影響。

4、梁滿倉《魏晉南北朝時期書信禮儀的社會影響》，《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

基本內容：論文側重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信禮儀對社會影響進行了闡述，認為主要表現有三方面：它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由于空間、等級、情感、思想等影響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它推動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它豐富了人們的審美情趣。

主要觀點：書信禮儀即人們長期通信的實踐中所形成而且必須遵守的禮儀規范，自從書信禮儀形成一整套系統以后，其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沒形成系統以前不可比擬的。書信禮儀系統對社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它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由于空間、等級、情感、思想等影響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其次，它推動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歷史中，有文獻可查的書法家近150位，流傳至今的書法佳作近百幅。最后，它豐富了人們的審美情趣。書法之美如蟠龍盤游，如飛鳳翱翔，如萬馬奔騰，如霄霧朝升，如美女之長眉，如柱礎之堅實，如歌聲之繞梁，如琴聲之動聽。文字之美描繪出一幅幅有聲有色有動有靜的圖畫，道出了美麗的自然對人們心靈的凈化功能。書儀對書信禮儀進行系統的規范，強烈地吸引著人們以之為楷模進行仿效。在這個過程中，書儀以自己本身的書法和文采之美，推動著人們對美更加豐富多彩的追求。

學術價值：魏晉南北朝書信禮儀研究的成果極為罕見，梁滿倉先生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寫出了系列論文，此為其中一篇。論文填補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書信禮儀相關研究的空白，學術價值頗高。資料非常豐富、扎實，顯示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社會影響：《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4年第3期全文轉載。

5、吳麗娛《關于中古皇帝喪服“權制”的再思考》，《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4期

基本內容：本文對漢魏至唐宋時期的皇帝喪服權制變化進行了系統地研討，梳理了演變過程的三個階段和三種方式。同時，對演化原因作了探討，指出這種演化反映中古喪禮的漸變過程和禮制的成熟與進步。

主要觀點：論文討論漢魏以降中古皇帝喪服“權制”的實行及發展過程,發現存在三個階段和三種方式。即漢文帝始創而行于兩漢的葬畢加服三十六日,魏晉至南北朝大部分朝代所行的既葬(或卒哭)除服,以及北齊和唐前期始行的既喪三十六日、唐后期至宋改為二十七日的“以日易月”。本文并考察權制實行與改革的原因,認為權制體現國家權力和君臣喪服的一致性,乃皇帝統治下的必行之制,而其各階段方式的交替則源自不同時代造陵與入葬時限的實際需要和調整。總的來說,從服制與葬制混同到完全分離而固定化,反映了中古喪禮的漸變過程及制度的成熟與進步。

學術價值：對中古皇帝喪服權制問題，學界有所探討，但大多局限于某朝某代，而缺乏較長時間段、較為系統的研討，因此，本文提出的觀點可補正學界原先的觀點，并影響今后研究的路向。

社會影響：論文發表后，已經引起禮制史研究者的極大興趣。雖未查核是否轉載、引用等內容，相信本文會對同類研究起到促進作用。

6、湯勤福《中國古代禮制的現代價值》，《中國德育》2015年第14期

基本內容：論文概括了當今社會中道德失范、禮義缺位現象，并分析其出現的原因，以及對中華傳統禮制對社會文明與進步作用、價值進行了研討。

主要觀點：文明社會首先應該是道德化的社會，禮即道德，因此要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愛護，相互幫助，互利互惠而形成和諧社會。然而今天“禮義之邦”正遭遇著道德拷問，道德失范、禮義缺位現象雖非社會主流，但其不良影響絕不可也不應該低估。社會的進步是物質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準的提升。精神文明包括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兩個層面，思想道德可分為社會公德和個人私德。物質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學文化的發展，對思想道德的提升會有促進作用，但并非必然關系。道德失范、禮義缺位有社會體制上的原因，所以要不斷深化體制改革。但體制問題只是諸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對中華傳統禮制的歪曲與不適當批判；第二，民族虛無主義荒謬言論還有市場；第三，拜金主義對個人道德底線造成沖擊；第四，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禮儀行為不易扎根。剝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它具有的現代價值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追求理想之夢，提升國人道德境界；其二，正確理解義利之辨，增強國人誠信觀念；其三，遵禮守法，禮法結合，培育國人道德自覺；其四，實施禮儀教育，建設新時代的道德規范。

學術價值：對當今社會道德失范、禮義缺位現象進行了理論研討，指出其出現原因，同時指出在剝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之后，它仍然具有諸多方面的現代價值。這一學術觀點對當今禮儀制度的建設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社會影響：《新華文摘》2015年第20期全文轉載。

7、劉豐《王肅的三＜禮＞學與鄭王之爭》，《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基本內容：對經學史上鄭王之爭進行了深入研討。

主要觀點：鄭玄遍注諸經，融合今古學，是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擁有禮學宗師的地位。自漢末以來，學者對鄭玄的批評，已經相當普遍，王肅進一步與鄭玄立異。王肅也遍注群經，其經學成就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他的經注在魏末西晉時期皆列學官，興盛一時。東晉以后，王學逐漸衰微，但學術影響則延續至后世。王肅經學的核心是禮學，他雖然以反鄭玄為學術使命，但其實依然是從鄭學入手的。王肅與鄭玄禮學上分歧首先是對祭天禮儀當中圜丘與郊的理解不同。鄭玄認為圜丘與郊是不同的祭天儀式。王肅則認為丘即郊、郊即丘，丘郊異名而同實。鄭玄認為禘重于郊，王肅強調郊重于禘。兩者不同理解源于三《禮》文獻中圜丘與郊出自不同的文獻系統，《周禮》主圜丘，而《禮記》主郊。鄭王之爭還涉及禘郊的今古學標準問題；禘袷問題。第二，鄭王分歧還在“一天”還是“六天”的理解上產生不同。鄭玄認為五帝佐天的傳統看法，王肅則認為“五帝非天”，否定鄭玄的“六天說”，并說五帝為五人帝，非五天帝。第三，王鄭之爭還在于三年之喪的喪期，兩人對祥、禫理解的差異在于對《士虞禮》“中月而禫”的解釋不同。鄭玄以“中”為“間”，即間隔，而王肅則以“中”為“中間”，由此造成了祥、禫為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的區別。鄭王之爭，大多限于經注范圍，沒有太多的經學之外的思想史意義。關于王鄭禮學之爭的性質，比較主流的看法是因為魏晉之際政治斗爭。作者認為從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重視人情是魏晉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內容，鄭玄著重于父子君臣大義，而王肅相對以人情為喪服的依據。王肅重視人情與魏晉禮學思想的主題是一致的。古文經學的深入發展，經學的條例化、義理化與魏晉時期義理化的玄學的興起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王肅是魏晉時期經學發展、轉變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魏晉時期禮學的發展，要求解決禮與人性、禮與天道的關系問題，然當時的禮學只是開啟了這個方向。王肅的禮學在整體上在鄭學的范圍之內，但他對鄭玄經學體系的改造，具有更多的義理化的特征，是禮學義理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也正是王肅禮學的歷史地位。

學術價值：本文對鄭王之爭提出許多自己看法，分析兩者異同，揭示背后的實質，指出王肅的禮學是禮學義理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對王肅禮學的歷史地位作出了判斷。這些問題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都有了較大推進，值得重視。

社會影響：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2015年第1期全文轉載。

8、王美華《家禮與國禮之間：＜朱子家禮＞的時代意義探析》，《史學集刊》2015年第1期

基本內容：對《朱子家禮》在宋代基層推行禮制的作用及地位作了深入研討。

主要觀點：作為宋代家禮發展的標志性成果，《朱子家禮》不僅與宋代官僚士大夫積極推動的禮儀教化實踐、北宋時期家禮的發展趨勢緊密關聯，更與宋代國家禮制教化的推進直接聯系在一起。北宋時期官僚士大夫群體對推行禮儀教化民俗逐漸形成了清晰認知，家禮修撰日趨接近庶民層面，并由此促成國家層面的禮制下移意識的明確及官方禮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禮與國禮的交接極大推進了南宋時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禮修撰意識。《朱子家禮》直接簡化、刪改古禮之框架體系，旗幟鮮明地宣示為廣大士庶民眾修禮的意圖和有助于國家推行禮教崇化導民的主張，成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實際、規范冠婚喪祭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禮。《朱子家禮》的儀制規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疇，廣泛擴展于士庶社會層面，家禮由此上升到了國禮，官僚士大夫群體的禮教意圖、官方禮制的下移趨勢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和演繹。家禮由此上升到了國禮，官方禮制的下移趨勢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和演繹。

學術價值：論文指出《朱子家禮》是宋代官僚積極推動禮儀教化的實踐活動，由于接近庶民層面，因此實際促成國家層面的禮制下移到普通民眾，是官方禮制的庶民化，有助于國家推行禮教導民的主張，成為考量庶民生活實際、規范冠婚喪祭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禮。這一學術觀點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社會影響：《歷史學文摘》2015年2期轉載。

9、巴新生《先秦孝道的起源與嬗變》，《天津師范大學》2016年第2期

基本內容：論文對先秦孝道的起源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先秦孝道內涵經歷三個階段的變化；強調不同歷史時期的孝道的變化與相應的家庭形態、國家構建相聯系，并有自身演變的特征和規律。

主要觀點：先秦孝道內涵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西周宗法政治下的追孝、享孝；春秋裂變中的惠宗族、尊君宗與養父母、愛父母；戰國新型國家機器中的奉養、善事父母。不同歷史時期孝道的產生、變化與發展均與相應的家庭形態、國家建構相聯系,并呈現出自身演變的特征和規律。

學術價值：對先秦孝道進行三個階段的劃分，并指出孝道在不同時期有各自的特征與發展規律。這種觀點十分穩妥且有特色。

社會影響：《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6年第3期全文轉載。

10、張煥君《堯舜傳說與中國禮樂文明的人文精神》，《山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基本內容：對堯舜傳說與中國禮樂文明的人文精神作了深入細致的研討。

主要觀點：儒家禮樂文明的形成并非朝夕之功，周公制禮作樂，將天命的轉移寄托于民心的維持之上，而民心的得失則在于統治者是否有“德”，因此主張統治者必須明德、敬德，從而使中國擺脫神性的統治，確立了德政的傳統。孔子繼承周公思想中德、禮、樂等成分，又開辟出仁、禮結合的新境界，在親親、尊尊之外，推出賢賢的主張，進一步打破身份、階級的天然限制，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現了人類精神的重大突破。孔子生于禮壞樂崩的時代，傳統的等級與信仰逐次崩壞，功利思想、逐利本能，成為一時風尚，失去傳統精神資源的支持，因而在建立新學術體系上必須找到歷史、邏輯上的新依靠。于是，堯文化及堯舜故事被重作解釋，排入儒家禮樂思想體系之中，成為中庸、德政、尊賢、仁政、禮讓、樂教、恤刑等重要概念的歷史證明。儒家后學對此思路繼續發揚光大，最終形成一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主線，對傳統中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學術價值：論文提出周公確立了德政傳統，孔子繼周公思想中德、禮、樂等成分，為建立自己的學術體系對堯文化、堯舜故事作了新的解釋，將其列入儒家禮樂思想體系之中。儒家后學沿此思路發揚光大，最終形成一條堯舜禹到周、孔的著重強調主線。本文對堯舜傳說的流傳作了新的解釋，其學術觀點有一定學術參考價值。

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5年第2期轉摘

11、梁滿倉《曹操＜春祠令＞辨析》，《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基本內容：本文對曹操建安二十年十二月春祠性質、規格、主祭者、祭祀對象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

主要觀點：曹操所進行的“甲午春祠”是一次在具體時間進行的具體的宗廟祭祀,其規格是朝廷祭祀,性質是國家大禮,規格和規模是任何其他階層所不能具有的。這樣的規格和規模決定了主祭者是曹操而非漢獻帝。從《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記載看,曹操的行程是,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從南鄭回師,次年一月到達許昌,二月離開許昌回到鄴城,說明“甲午春祠”在許昌舉行。分析曹操的《春祠令》,曹操可能打算舉行完飲至大典后不久接著主持眷祠大典,之所以向后拖延了時間,是因為朝臣對此次的春祠儀節有不同意見。群臣反對,久議不決,說明對曹操所謂“改革祭禮”之舉的不滿和疑惑。群臣討論禮儀儀節,說明“甲午春祠”是國家禮典；久議而不能決,說明曹操打算舉行春祠的時間要早于實際舉行的時間。國家祭祀在國都舉行,曹操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從許昌回到鄴城,都是“甲午春祠”在許昌舉行的最好說明。“甲午春祠”的性質為國家大禮,地點在漢都許昌,曹操對春祠對象的不敬和褻瀆,說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許昌東漢皇家宗廟,而非鄴城曹氏家廟；祭祀對象是劉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

學術價值：學界對曹操建安二十年十二月春祠性質、規格、主祭者、祭祀對象等問題有不同看法，本文則用大量史料來印證自己觀點，能成為一說，且較有說服力。

社會影響：很多學者對梁先生的觀點基本持等同態度，因而此文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