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中期檢測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三批）“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項目批準號：12&ZD140），于2012年10月10日正式立項，于2012年12月3日在蘭州大學舉辦了開題報告會，于2014年6月參加了第一次中期檢查，于2015年5月接受了項目經費財務審計檢查�，F將本項目自2014年7月以來的研究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自2014年中期檢查以來，本項目課題組將主要精力和時間放在對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的整理、翻譯等工作上，因為這是本項目得以完成的基礎。迄今為止，這項工作進展順利。由于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零亂分散，且卷帙龐大，加上手寫體難以辨識、字跡漫漶等原因，致使這項工作不得不緩慢進行。盡管如此，本項目課題組已完成對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的翻譯和初步考釋工作，并對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進行了重新考釋、研究，正在對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進行翻譯。

2014年至今，本項目課題組發表相關論文57篇，篇目及主要信息如下：

（1）任曜新、王冀青《蔣孝琬生年考證》，《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

（2）王冀青《清宣統元年（1909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2期；

（3）王冀青《“絲綢之路”是怎樣提出的》，《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380號·第225期，2014年7月10日；

（4）王冀青《清宣統元年（1909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中國近代史》2014年第10期；

（5）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6）王冀青《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系研究》，《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7）王冀青《清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惲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價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文獻研究》第4輯，學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8）王冀青《李�；舴摇粗袊�〉與“絲綢之路”詞源》，《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文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5年2月出版；

（9）王冀青《關于“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15年第2期；

（10）王冀青《近代中國文物外流“傷心史”》，《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37號·第276期，2015年8月6日；

（11）王冀青《沙埋古城的最早窺探者摩爾克羅夫特》，《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40號·第277期，2015年8月13日；

（12）王冀青《列強“代理人”與塔里木盆地文物古跡》，《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43號·第278期，2015年8月20日；

（13）王冀青《約翰遜古茶磚的歷史品味》，《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46號·第279期，2015年8月27日；

（14）王冀青《阿古柏侵占初期的南疆覓寶業》，《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52號·第281期，2015年9月10日；

（15）王冀青《最早流入歐洲的“佛塞斯搜集品”》，《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55號·第282期，2015年9月17日；

（16）王冀青《孟加拉亞細亞學會與沙烏搜集品》，《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58號·第283期，2015年9月24日；

（17）王冀青《“沙埋古城考古學”走近“絲綢之路”》，《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61號·第284期，2015年10月1日；

（18）王冀青《普爾熱瓦爾斯基與羅布淖爾古跡》，《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62號·第285期，2015年10月8日；

（19）王冀青《最早探訪敦煌莫高窟的歐洲人》，《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65號·第286期，2015年10月15日；

（20）王冀青《彼德羅夫斯基搜集南疆文物》，《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68號·第287期，2015年10月22日；

（21）王冀青《卡瑞考察隊在新疆甘肅的考古旅行》，《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71號·第288期，2015年10月29日；

（22）王冀青《新疆考古史上的“達格列什命案”》，《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74號·第289期，2015年11月5日；

（23）王冀青《蘭斯代爾獻給光緒帝的新疆訪古記》，《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77號·第290期，2015年11月12日；

（24）王冀青《世界最古老梵語寫本的發現》，《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80號·第291期，2015年11月19日；

（25）王冀青《馬繼業編織的南疆文物搜集網絡》，《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83號·第292期，2015年11月26日；

（26）王冀青《在東土尋覓西天梵經的第三次浪潮》，《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86號·第293期，2015年12月3日；

（27）王冀青《霍恩勒解讀“庫車文書”的起始》，《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89號·第294期，2015年12月10日；

（28）王冀青《“韋伯寫本”的來龍去脈》，《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92號·第295期，2015年12月17日；

（29）王冀青《流入圣彼得堡的“喀什噶爾寫本”》，《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95號·第296期，2015年12月24日；

（30）王冀青《法國教育部與中國和闐文物》，《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98號·第297期，2015年12月31日；

（31）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獲敦煌寫本之外流過程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

（32）王冀青《李透代爾夫婦在中國西北的訪古之旅》，《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00號·第298期，2016年1月7日；

（33）王冀青《英印政府下達的“中亞文物搜集令”》，《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03號·第299期，2016年1月14日；

（34）王冀青《〈點石齋畫報〉上的斯文赫定》，《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06號·第300期，2016年1月21日；

（35）王冀青《清朝官員為“英國搜集品”奠基》，《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09號·第301期，2016年1月28日；

（36）王冀青《1890年庫車發現“鮑爾寫本”》，《絲綢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37）王冀青《“格德福雷寫本”來源之謎》，《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12號·第302期，2016年2月4日；

（38）王冀青《伴隨“馬繼業寫本”而來的“未知文字”》，《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15號·第303期，2016年2月18日；

（39）王冀青《闖入歐洲博物館的和闐文物贗品》，《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18號·第304期，2016年2月25日；

（40）王冀青《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的中國文物》，《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21號·第305期，2016年3月3日；

（41）王冀青《瑞典傳教士在南疆的文物搜集活動》，《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24號·第306期，2016年3月10日；

（42）王冀青《戴希與科波爾德在南疆的文物調查》，《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27號·第307期，2016年3月17日；

（43）王冀青《克萊門茲與國際“吐魯番學”的誕生》，《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30號·第308期，2016年3月24日；

（44）王冀青《斯坦因制定和闐考古計劃的歷史背景》，《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33號·第309期，2016年3月31日；

（45）王冀青《斯坦因探訪鎖陽城遺址時間考》，《敦煌學輯刊》2016年第1期；

（46）王冀青《從保寧莫高窟考古說藏經洞發現時間》，《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35號·第310期，2016年4月7日；

（47）王冀青《西方列強爭奪新疆文物的國際化進程》，《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38號·第311期，2016年4月14日；

（48）王冀青《斯文赫定考察隊發現樓蘭遺址的經過》，《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41號·第312期，2016年4月21日；

（49）王冀青《八國聯軍陰影下的斯坦因南疆考古》，《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44號·第313期，2016年4月28日；

（50）王冀青《史實中的玄奘取經》，《大唐玄奘》，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6年4月30日出版；

（51）王冀青《斯坦因審結的伊斯拉姆偽造文物案》，《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47號·第314期，2016年5月5日；

（52）王冀青《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活動的緣起》，《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49號·第315期，2016年5月12日；

（53）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獲敦煌寫本之外流過程研究》，《中國近代史》2016年第5期，2016年5月出版；

（54）王冀青《“國際中亞考古學探險協會”的成立》，《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652號·第316期，2016年5月19日；

（55）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獲取敦煌寫本之過程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排印中）；

（56）王冀青《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日記整理報告》，《2015鎖陽城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排印中）；

（57）王冀青《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蔣孝琬目錄”編纂始末》，《2015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論文集》，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排印中）。

本項目第一子課題組已初步完成《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檔案解說目錄》的編纂工作，正在細化、補充當中。本課題組已完成《斯坦因與伯希和關系研究》、《斯坦因與特林克勒爾往來通信研究》等專著，字數都在15萬字左右，作為論文發表嫌長，作為專著出版嫌短，現正與多家出版社聯系中，可望以專著小冊子形式出版。本課題組在2014年前后已完成一批論文，包括《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斯文赫定往來通信研究》、《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檔案中關于1860年約翰遜新疆和闐考察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斯坦因與犍陀羅美術考古學》、《斯坦因向新疆巡撫聯魁舉薦蔣孝琬事件研究》、《英藏敦煌文獻主體部分外流途徑研究》、《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哈密親王沙木胡索特往來通信研究》、《斯坦因1907年考察經費支出流水賬研究》、《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馬爾古里奧斯往來通信研究》等，字數均在2—10萬字之間。由于篇幅較長，一般學術期刊無法刊登，也正在等待以特殊方式發表的機會。

本項目第二子課題組以斯坦因考古檔案為基礎，尤其是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記、賬簿、官方文件、往來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經過、結果、影響等環節，撰寫專著《清朝政府與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

本項目第三子課題組以斯坦因考古檔案為基礎，尤其是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賬簿、官方文件、往來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經過、結果、影響等環節，撰寫專著《清朝政府與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

本項目第四子課題組以斯坦因考古檔案為基礎，尤其是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賬簿、官方文件、往來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經過、結果、影響等環節，撰寫專著《北洋政府與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

本項目第五子課題組以斯坦因考古檔案為基礎，尤其是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賬簿、官方文件、往來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經過、結果、影響等環節，撰寫專著《南京政府與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

本項目首席專家已經與中華書局、科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國內權威出版社取得聯系，從2017年初開始啟動本項目一部分階段性成果的出版程序。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本項目的文獻搜集工作已于2013年基本完成，對外文文獻的整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進行翻譯、考釋工作。本項目第二子課題組已完成對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記的翻譯和初步考釋工作，基本完成《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的初稿。本項目第三子課題組已完成對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的翻譯和初步考釋工作，基本完成《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的初稿。本項目第四子課題組正在對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進行翻譯，隨后將進入考釋階段，最終目標是完成《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的初稿。本項目第五子課題組已完成對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的重新考釋、研究工作，已完成《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考釋》的增補本。按照目前的規劃，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記的翻譯、考釋工作完成后，將根據出版經費情況，決定是否作為《清朝政府與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清朝政府與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北洋政府與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和《南京政府與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的附卷出版。

2014年8月12日至9月1日，首席專家王冀青教授為了追尋斯坦因的足跡，先后考察了土耳其、希臘、意大利、梵蒂岡、荷蘭等國，沿途參加多場學術座談會，購買圖書資料。2014年9月26—28日，王冀青教授等項目組成員在陜西西安參加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2014年度理事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和“敦煌吐魯番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于9月27日在大會上宣讀論文《李�；舴摇粗袊�〉與“絲綢之路”詞源》。2014年10月1—15日，王冀青教授為了追尋斯坦因的足跡，先后考察了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沿途參加多場學術座談會，購買圖書資料。2015年1月25日至2月11日，首席專家王冀青和子課題負責人任曜新博士為了追尋斯坦因的足跡，先后考察了尼泊爾、印度等國。其間，王冀青和任曜新于2月6—8日在印度菩提伽耶參加了由那爛陀大學主辦的“玄奘在印度的旅行”國際學術座談會。2015年8月9—11日，王冀青教授在甘肅省瓜州縣參加甘肅省文物局、甘肅省敦煌學學會等機構主辦的“2015鎖陽城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大會上選讀論文《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日記整理報告》。2015年9月13—16日，王冀青教授等課題組成員在敦煌市參加“2015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宣讀論文《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蔣孝琬目錄”編纂始末》。2015年8月8日，王冀青教授在蘭州市參加甘肅朧文化研究會古文化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做大會報告《海外中國文物的收藏狀況》。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及采用情況等）

（1）2014年5月23日，應蘭州大學管理學院EMBA中心邀請，王冀青教授在蘭州大學管理學院MBA教育中心大教室為校內外各類EMBA學員舉辦專題講座《敦煌與絲綢之路》，重點介紹斯坦因在新疆、敦煌、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

（2）2014年7月17日，應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邀請，王冀青教授在該所“青年創新促進會”發起的“人文論壇”為中科院蘭州分院的研究人員、研究生、外國專家舉辦講座《敦煌文物的發現與流散》，重點介紹斯坦因的敦煌考古。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網站、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網站于7月21日均以《中科院青促會近代物理所小組舉辦第五期人文論壇》為題，予以報道。

（3）2014年7月24日，應蘭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國際交流與合作處邀請，王冀青教授在蘭州大學飛云樓大會堂為澳門大學生訪問團主講《絲綢之路與敦煌文化》，重點介紹斯坦因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活動。

（4）2014年9月10日，王冀青教授在蘭州大學一分部衡山堂305大教室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研究生主講《赴西亞、歐洲進行考古學考察的報告》，介紹斯坦因在歐洲的。

（5）2014年12月18日，應甘肅省博物館邀請，王冀青教授在甘肅省博物館多媒體講堂面向全社會主講《斯坦因與絲綢之路考古》。

（6）2015年5月17—24日，由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CCTV9）拍攝的八集大型漢學紀錄片《紐帶》在CCTV9首播，王冀青教授應邀擔任該片學術顧問，并出鏡講解斯坦因部分。

（7）2015年7月24日，應蘭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國際交流與合作處邀請，王冀青教授在蘭州大學化學2號樓大會堂為澳門大學生赴酒泉衛星基地訪問團成員主講《絲綢之路與敦煌文化》，其中介紹了斯坦因研究動態。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斯坦因研究者在歐洲、北美、日本為數不多，在國內更是寥寥無幾。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主要用英、法、德等語言文字手寫而成，國內缺乏對其進行整理、解讀、翻譯的人才。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教授原計劃借本項目實施之機，以指導博士生、碩士生的方式為我國培養一批專門研究斯坦因以及新疆探險史、考古史的專門人才。但由于招生計劃的限制，學生的興趣有別等原因，在人才培養方面的進展不盡如人意。在本項目立項后，課題組青年成員大多停留在英文、法文資料的翻譯層面，遲遲未能達到發表課題成果的程度，致使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數量不多。由于首席專家也不得不參與原始檔案的翻譯工作，占去大量時間，致使階段性成果的出版程序遲遲不能啟動。根據本項目迄今的進展情況判斷，首席專家認為有必要申請延期2年，將項目完成時間延期至2019年12月，不久后將填寫呈交《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要事項變更審批表》。

二、研究成果情況

（1）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發表于《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斯坦因于1906—1908年進行其第二次新疆考古期間，于1907年3月從新疆羅布泊方向東進河西走廊考察，于5月21日至6月12日間在敦煌莫高窟考古。斯坦因是近代第一個劫掠藏經洞文物的西方考古學家，他于當年10月將這批文物運往新疆，于1908年夏季在和闐加以整理、編目，然后偷運出境。斯坦因結束其第二次新疆考古后，于1912年出版游記《契丹沙漠廢墟》，于1921年出版詳盡報告書《塞林底亞》，于1933年出版概述性著作《在古代中亞的道路上》，其中專列章節，講述這一事件。在本文發表前，斯坦因的上述出版物是國際學術界了解其敦煌考古的主要依據。但在斯坦因的上述出版物中，對其敦煌莫高窟考古過程準確記錄，隱瞞了許多事實和內心活動，基本上沒有連貫的時間順序。本文作者在整理、翻譯、研究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記的過程中，結合相關賬目、信件等原始檔案資料，彌補了這一缺陷，解決了這一難題。本文根據斯坦因日記，按照時間順序，對其莫高窟考古事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刊布了重要的日記文本，揭示了斯坦因的各種心理活動。今后學術界在了解斯坦因莫高窟考古過程時，本文將成為最重要的依據。

（2）王冀青《關于“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發表于《敦煌學輯刊》2015年第2期。

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絲綢之路”一詞的來源是中國學術界特別關注的課題。近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1卷中首次使用德語“絲綢之路”一詞。本文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李�；舴沂讋撛撛~時，固然受到了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地理志》中記錄的“賽里斯之路”之影響，但主要以近代英國東方學家亨利·玉爾在《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對“賽里斯之路”的研究成果為根據。玉爾于1866年出版《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于1871年出版《馬可波羅游記》校注本，被公認為中西交通史學科的奠基人。玉爾和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后，玉爾的學生斯坦因和李�；舴业膶W生斯文赫定都以中亞探險為手段，使“絲綢之路”的概念發揚光大。斯坦因于1884—1887年在英國從事博士后研究期間，跟隨玉爾學習。玉爾后來又將斯坦因推薦到英屬印度工作，使斯坦因能以印度為基地，先后四次進入中國西北從事考古活動。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詳盡報告書《古代和闐》的題獻頁上寫明：“謹以此書紀念亨利·玉爾上校爵士，他是早期游歷活動的偉大闡明者和中央亞細亞歷史地理的開拓者，他的著作是我旅行中的最好伴侶。我的這部旅行考古總結報告書，伴隨著深深的尊敬與欽佩，獻給這位學者、作家和男子漢�！彼固挂蚺c玉爾及其女兒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系，一部分通信現藏斯坦因檔案中。通過對這部分檔案的研究，可了解斯坦因畢生進行“絲綢之路”考古學探險的原因。本文已被“中國社會科學網”等多家網站全文轉載，成為國內“絲綢之路”研究論著的重要參考文獻。

（3）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獲敦煌寫本之外流過程研究》，發表于《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中國近代史》2016年第5期全文轉載。

國際學術界研究英藏敦煌寫本的來源時，多關注斯坦因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動。斯坦因于5月28日、6月6日在敦煌莫高窟私購第一批、第二批藏經洞文物，總數約140—150捆，但這并非英藏敦煌寫本的主體部分。斯坦因于10月初在安西逗留時，遙控私購了第三批藏經洞出土寫本約230捆，其數量遠大于斯坦因在莫高窟考古時所獲物。本文主要根據斯坦因檔案資料，首次對斯坦因在安西私購敦煌藏經洞寫本的事件進行了專題研究，并復原了這批文物隨后外流的路線圖。斯坦因新獲約230捆寫本后，于10月12日進入新疆哈密猩猩峽，于10月18日到達哈密，在這里為敦煌文物打包裝箱。斯坦因完成敦煌文物的包裝工作后，于11月1日離開哈密，經鄯善縣、吐魯番直隸廳、焉耆府、輪臺縣，于1908年1月19日運抵庫車直隸州，于3月26日運抵和闐。6月19日至7月18日，斯坦因在和闐將其所獲敦煌文物裝入29只箱子中，其中16只箱子（第73—88號）里裝著斯坦因在安西所獲第三批藏經洞寫本230捆。斯坦因在和闐將文物裝箱完畢后，于8月1日派遣運送隊將文物運往印度，在從印度運往英國，于1909年1月運抵倫敦，入藏大英博物院。通過對斯坦因在安西所獲第三批藏經洞文物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農民起義后的動亂局勢，私購藏經洞寫本約230捆，再將它們經新疆走私出境，整個過程都是非法的。從法律層面上講，英藏敦煌寫本的主體部分，乃至整個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所有權仍歸中國。

（4）王冀青《斯坦因探訪鎖陽城遺址時間考》，發表于《敦煌學輯刊》2016年第1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于2014年6月22日將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中包括鎖陽城遺址。對鎖陽城遺址的研究、保護和利用，從此進入新紀元。斯坦因于1907年6月第一次在鎖陽城遺址進行考古學調查，是最早探訪鎖陽城遺址的西方考古學家。他對鎖陽城遺址的考古記錄、攝影、繪圖等檔案資料，是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本文主要依據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日記等材料，對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前后過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的時間順序和工作經過。斯坦因于1907年4月從羅布泊方向進入河西走廊，于6月24日離開安西州城，當晚到達鎖陽城附近的橋子村，此后兩日在一座寺廟里為英國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撰寫用于在《地理學學報》上發表的考古簡報。斯坦因完成寫做工作后，于6月27日、28日在鎖陽城遺址進行考古學調查，于6月29日上午離開橋子。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進行考古學調查期間，對鎖陽城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較詳細的觀察記錄，拍攝了第一批遺址照片，繪制了第一幅周邊地圖和第一幅遺址平面圖。本文全文刊布了斯坦因6月27日、28日的日記，披露了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的細節，展示了斯坦因檔案的重要性。

（5）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獲取敦煌寫本之過程研究》，發表于《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

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期間（1913—1916年），于1914年4月從羅布泊方向再入河西走廊考察，獲得最后一批藏經洞出土漢文寫本。關于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期間獲取敦煌寫經的過程，以前學術界只能依靠其詳盡報告書《亞洲服地》加以了解。本文根據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記、賬簿等檔案資料，探討了斯坦因于1914年從塔里木盆地進入河西走廊考察并購買漢文寫經的全過程。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屬印度政府呈交的第三次新疆考古申請書中，只計劃考察塔克拉瑪干沙漠、羅布沙漠、吐魯番、哈密以及天山北麓地區，不包括河西走廊。斯坦因于1913年9月21日抵達中國新疆喀什噶爾后，由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事馬繼業負責接待，并在當地申請其游歷護照。1913年9月底，馬繼業為斯坦因發放了游歷護照，由“中華民國護理新疆喀什噶爾等處地方觀察使兼交涉事宜”張應選加印認可。在申請護照的過程中，斯坦因改變了原定計劃，決定將考察范圍向東延伸到內蒙古額濟納地區的哈拉哈特（黑城）遺址。斯坦因在喀什噶爾逗留期間，聽聞當地曾出現藏經洞出土文獻的消息，于是決定在前往哈拉浩特途中再訪敦煌，搜集藏經洞文物。10月9日，斯坦因離開喀什噶爾，先后考察了塔克拉瑪干沙漠、羅布淖爾周圍中的大量遺址，然后于1914年3月10日離開庫姆-庫都克，向東前往河西走廊，于3月24日到達敦煌縣城。斯坦因在敦煌縣城逗留期間，于4月1日從匿名兜售者手中購買寫經21卷，于4月2日從同一匿名兜售者手中購買寫經25卷。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期間，于4月5日和王圓祿達成以500兩銀子購買600卷寫經的協議。王圓祿于4月7日向斯坦因移交經卷時，因斯坦因師爺少數30卷，實際接手寫經570卷。總計，斯坦因于1914年在河西走廊旅行沿途購買到的漢文寫經總數為616卷，構成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的重要補充部分。通過本論文中刊布的斯坦因檔案資料，學術界對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所獲藏經洞文物的獲取過程、外流途經等一目了然。

（6）《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蔣孝琬目錄”編纂始末》，發表于《敦煌與中外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斯坦因即將結束第二次新疆考古之際，責成其秘書蔣孝琬（蔣師爺）于1908年6—7月至在新疆和闐城為所獲敦煌藏經洞出土漢文文獻編纂了一份紙條目錄，學術界簡稱“蔣孝琬目錄”�！笆Y孝琬目錄”為1318件漢文寫本編寫了簡目，作為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的第一號目錄，且由中國人最早編纂，應在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從時間上講，“蔣孝琬目錄”早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于1910—1914年為斯坦因搜集品編纂的“伯希和目錄”，更早于1957年出版的“翟理斯目錄”和1962年的出版“劉銘恕目錄”，因此具有特殊的價值。但由于種種原因，學術界歷來不重視“蔣孝琬目錄”，近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本文根據歐洲藏斯坦因檔案，尋找到一系列有關“蔣孝琬目錄”的蛛絲馬跡，勾勒出該目錄的來龍去脈，為進一步在英國尋找“蔣孝琬目錄”原稿的下落提供了線索。

（7）王冀青“近代中國文物外流紀實”系列論文40篇，發表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19日出版的《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37號·第276期至第4652號·第316期。

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革命委員會主辦的《團結報》之邀約，本項目首席專家王冀青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19日在《團結報·文史周刊》上以“近代中國文物外流紀實”為欄目，連載論文40篇。這40篇系列文章的發表時間跨度為10個月左右，始于《團結報·文史周刊》第4537號·第276期，止于第4652號·第316期。發表這組系列論文時，特別注明“本單元文章系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整理與研究’（12&ZD140）第一子課題成果”，將本項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40篇論文的篇目如下：（1）《近代中國文物外流“傷心史”》；（2）《沙埋古城的最早窺探者摩爾克羅夫特》；（3）《列強“代理人”與塔里木盆地文物古跡》；（4）《約翰遜古茶磚的歷史品味》；（5）《阿古柏侵占初期的南疆覓寶業》；（6）《最早流入歐洲的“佛塞斯搜集品”》；（7）《孟加拉亞細亞學會與沙烏搜集品》；（8）《“沙埋古城考古學”走近“絲綢之路”》；（9）《普爾熱瓦爾斯基與羅布淖爾古跡》；（10）《最早探訪敦煌莫高窟的歐洲人》；（11）《彼德羅夫斯基搜集南疆文物》；（12）《卡瑞考察隊在新疆甘肅的考古旅行》；（13）《新疆考古史上的“達格列什命案”》；（14）《蘭斯代爾獻給光緒帝的新疆訪古記》；（15）《世界最古老梵語寫本的發現》；（16）《馬繼業編織的南疆文物搜集網絡》；（17）《在東土尋覓西天梵經的第三次浪潮》；（18）《霍恩勒解讀“庫車文書”的起始》；（19）《“韋伯寫本”的來龍去脈》；（20）《流入圣彼得堡的“喀什噶爾寫本”》；（21）《法國教育部與中國和闐文物》；（22）《李透代爾夫婦在中國西北的訪古之旅》；（23）《英印政府下達的“中亞文物搜集令”》；（24）《〈點石齋畫報〉上的斯文赫定》；（25）《清朝官員為“英國搜集品”奠基》；（26）《“格德福雷寫本”來源之謎》；（27）《伴隨“馬繼業寫本”而來的“未知文字”》；（28）《闖入歐洲博物館的和闐文物贗品》；（29）《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的中國文物》；（30）《瑞典傳教士在南疆的文物搜集活動》；（31）《戴希與科波爾德在南疆的文物調查》；（32）《克萊門茲與國際“吐魯番學”的誕生》；（33）《斯坦因制定和闐考古計劃的歷史背景》；（34）《從保寧莫高窟考古說藏經洞發現時間》；（35）《西方列強爭奪新疆文物的國際化進程》；（36）《斯文赫定考察隊發現樓蘭遺址的經過》；（37）《八國聯軍陰影下的斯坦因南疆考古》；（38）《斯坦因審結的伊斯拉姆偽造文物案》；（39）《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活動的緣起》；（40）《“國際中亞考古學探險協會”的成立》。這組系列論文對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國新疆進行的第一次考古學考察的歷史背景和起因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展示了19世紀西方列強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在新疆的各種考察活動，及其對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察的影響。新疆是近代中國考古學的起源地，也是近代中國文物外流的重災區。斯坦因的第一次新疆考古，以及在其影響下成立的“國際中亞考古學探險協會”，既標志著近代中國考古學起源階段的終結，也開啟了近代中國文物外流的高潮期。對歐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檔案進行整理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探究以斯坦因為主要代表的近代西方考古學探險家在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古學考察和文物搜集活動，研究中國西北文物的外流途徑及其所有權歸屬問題。斯坦因的第一次新疆考古，既是對19世紀中國西北考古學的總結，也是對20世紀中國西北文物的大規模外流潮的引導。這組系列論文長短不一，平均每篇近2500字，包括2—4幅插圖照片及其解說詞，總計10萬字左右。40篇論文都是利用相關檔案進行研究的結果，但省去了煩瑣的考證過程，只提供結論，言簡意賅，圖文并茂，將有助于中國政府官員、學者和普通民眾更加深入地了解斯坦因新疆考古和中國西北文物的外流過程。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