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贊助研究的當代轉向

　　藝術贊助是一種社會行為，它伴隨著藝術史進程而不斷衍變。尤其在視覺藝術發展史中，藝術贊助一直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藝術贊助的概念來自歐洲，瑪喬麗·嘉伯在《贊助藝術》一書中指出贊助（Patron）在英語中意為“提供恩惠和保護的人，或是為增進某人、某事業、某機構、某藝術家或某行動的利益而提供財富或運用權勢的人”。李鑄晉等學者在《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一書中認為，在中國古代亦存在宮廷、寺觀和文廟贊助畫家的現象，其他贊助人還包括皇親貴胄及來自士紳階層和商賈階層的收藏家。這與歐洲皇家或教廷為藝術和藝術家提供資助和保護，商業/手工業行會、宗教團體委托定制，以及家族或私人贊助等西方傳統藝術贊助機制有相似之處。因此，美國漢學家高居翰等西方學者及國內一些學者，將“藝術贊助人”直接引入中國藝術史研究，用于分析傳統中國畫家與贊助人的互動關系。然而，支撐這一社會行為背后的中西文化觀念是存在巨大差異的，贊助行為的動機及其社會基礎也不完全相同。譬如，歐洲傳統藝術家很少會在沒有定制的情況下自發創作，他們所采用的物質材料通常很貴；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的創作則帶有明顯的自娛性、日常性，并將創作視為修身養性的捷徑之一。對20世紀以前中西藝術贊助的比較研究，學界也有爭論，相關綜述較多，這里不再贅述。

　　盡管當前世界各地區藝術贊助機制普遍面臨著現代轉型，各地區相互借鑒學習也成為一種常態，故發展過程中大都呈現出表面上類似的做法。但政治、經濟及區域性的文化因素，仍是影響各地區間差異化發展的關鍵點。即便從歷史的角度，也顯而易見不同的政治體制下，當代藝術贊助體系的建立基于不同的傳統，也各有不同的出發點及目標。從西方國家來看，法國有以藝術榮耀國家和政體的歷史，這直接影響了政府積極干預的現代公共贊助制度的建立。英國有重商主義傳統及政體三權分立的政治傳統，藝術事務通常是社會共建。德國歷史上長期處于封建割據狀態，最終完成的是分權型聯邦制國家，形成的是多級多元的藝術治理傳統。美國社會集體互助傳統，則促進國家建構了依靠稅收激勵社會捐贈和藝術贊助的制度。可見，探討影響藝術贊助機制的外在因素，進行跨社會文化背景的比較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藝術贊助研究的當代轉向，與研究對象的變化密切相聯。在西方藝術史上，傳統研究對象是“大藝術”，即把藝術界定為：建筑、雕塑和繪畫。而傳統的藝術贊助人研究主要側重于：在藝術社會學范疇內，通過關注贊助人與藝術家之間的社會關系史，考察社會文化因素對藝術作品及藝術流派發展的影響。顯然，如今的藝術范疇還囊括文學、音樂、戲劇、舞蹈、電影、攝影及其他新媒體藝術、跨界藝術等等。而隨著經濟的轉型及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當代藝術贊助行為與傳統的藝術贊助行為相比，則更為多元、復雜和豐富。“藝術贊助”的內涵也得到了擴大，通常把對藝術的一切支持形式均視為藝術贊助的一種方式，它既來自于政府，也來自于市場、各類第三部門及公民個體。譬如，邵宏在《美術史的觀念》一書中認為，“當代藝術的個人和集團贊助，博物館、美術館在當代藝術中的展示與收藏活動，以及政府對當代藝術的經費資助”，均為當代藝術贊助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藝術發展背后支持或控制其發展方向及價值取向的，不再只取決于藝術家及其贊助人的審美趣味，支持藝術發展的贊助機制及資助政策，更是日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往藝術贊助行為大多僅涉及藝術生產的個體，隨著多樣種類的“藝術贊助人”乃至目標多元化的“國家贊助人”（patron state）的出現，藝術贊助行為延伸至藝術發展的整個生態鏈系統——藝術生產（創造）、藝術傳播、藝術消費（鑒賞）。

　　藝術贊助研究的當代轉向，與理論依據拓展及應用研究需求有關。盡管藝術贊助研究仍在討論影響藝術過程的其他外在力量，但是研究范圍的擴大迫使傳統藝術贊助研究要突破藝術社會史的語境，轉向更寬廣的理論視野。當代研究需要分析藝術贊助行為的變化并強調跨學科知識（如藝術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與應用領域的結合。什么樣的藝術贊助機制及資助政策將有助于藝術自身的持續發展？藝術如何反作用于贊助機制及資助政策，突破體制桎梏，達致合作雙方的共贏？有組織的贊助體系是否會限制藝術創作的自由及個性？當代藝術的運作模式、贊助機制及資助政策面臨怎樣的困境？當前研究需要以問題導向推動藝術贊助研究更為關注現實，并向跨學科領域尋求新的研究方向。

　　當我們以問題導向作為研究起點時，就會發現藝術贊助研究所關注的問題正在發生變化。傳統領域內的研究會側重辨析外在于作品的重要條件。譬如，贊助人的贊助動機及審美趣味是如何影響所委托的作品內容及風格樣式的？研究方法上可以看到研究者往往是借助對合同及往來書信等文本研究，來重現畫家與贊助人的關系，或突出材料與經濟因素在作品制作中的地位等。

　　藝術贊助研究的當代轉向突出表現在研究視角及方法隨著社會變遷發生了改變。例如，公眾和私人收藏——以往較為單一的贊助形式，如今日益邊界模糊，與其他藝術支持形式相互交融。公眾和私人收藏的重要載體是作為支持藝術家并與藝術家合作的公共服務機構：公立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美術館。這些藝術機構如何建立適應本地區發展的法律框架及運營模式，及未來如何融合公共和私人美術館的發展是當前亟須解決的一個命題。在任何地區投資興建美術館設施都需要大量資金，關鍵是建成后如何形成有效的資金鏈，以保證其正常運營。有些公立藝術機構完全依靠國家/政府財政撥款來維持運營；有些依賴政府津貼或政府陪同投入獲取穩固資金來源；還有些則通過簽訂協議的契約形式，促進跨部門及公私間的伙伴合作，分擔資金壓力。私人美術館在運營資金方面相對靈活一些，但也有資金瓶頸問題。民間眾籌參與收購藝術品或贊助藝術項目，這類創新做法近年來也頻頻發生。此外，政府通過制定藝術稅收優惠政策、購買藝術品的鼓勵政策等舉措，對藝術市場進行扶持，被視為有助于藝術贊助。然而，無論何種模式，其適用性及對藝術持續發展的影響仍需要地區性研究做具體論證。多元模式的探索無疑可增加當地藝術創造的活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文化藝術資助機制及政策研究”（15BH11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