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學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已有的學術研究主要是基于中文文獻資料,外文文獻資料少有運用,導致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特別是民國經濟思想,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和系統研究。鄒進文教授新近出版的《近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以留學生博士論文為中心的考察》(2015年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第一部系統運用外文文獻資料研究中國近代留學生經濟思想史的力作。
中國近代經濟學演變,是一種典型的移植性變遷。在西方經濟學的早期移植過程中,傳教士充當了重要角色,到了20世紀初,留學生群體逐漸成為主角。他們在向當時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學習的過程中,了解了世界經濟學的前沿,有些留學生還躋身世界經濟學學術之林。毋庸置疑,他們的經濟學學術思想也應得到重視。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進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創新,也要有新史料的新發現。該書主要利用從歐美各國收集到的英文、德文及法文經濟學博士論文,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變遷。該書的絕大多數史料是第一手資料且第一次被運用,其中外文經濟學博士論文就有近200篇。中國近代留學生經濟思想雖然在以往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論著中偶有涉及,特別是個別近代留學生經濟思想有個案研究,但由于沒有利用第一手外文資料,有關研究成果大多語焉不詳,甚至存在錯誤。該書第一次全面、系統研究了中國近代留學生的經濟思想變遷,拓展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領域,開辟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視野。比如作者考證了中國近代第一位經濟學博士、第一位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學術論文的留學生、第一位會計學博士,等等。該書還整理、研究了近代歐美著名的經濟學刊物發表的歐美漢學家和經濟學家撰寫的對中國近代留學生經濟學博士論文的評論文章。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近代留學生經濟學學術成就所產生的國際影響,它說明中國近代既有經濟學的“西學東漸”,也有經濟學的“中學西漸”。
由于多種因素制約,學術界迄今依然認為中國近代留學生的經濟學博士論文沒有多少理論上的創見,因此并未將其納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論述之中。比如民國時期的劉大中(《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唯一有傳記的中國經濟學家)、蔣碩杰、林霖(中國最早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的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等著名經濟學家的經濟思想,都沒有寫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甚至沒有列入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教科書。該書從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切入,全面闡述了中國近代經濟學留學生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認為許多成果不僅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有些成果對于世界經濟學的發展也作出了貢獻。
比如在貨幣理論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崛起,貨幣政策成為國家干預的主要手段。要實行貨幣政策首先必須明確貨幣的定義及確定貨幣供應量,當時國際學術界對此進行了理論爭鳴,占主流地位的觀點是定期存款不是貨幣。中國當年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博士林霖1937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第27卷第1期上破天荒地發表兩篇論文,全面闡述了定期存款是貨幣的觀點,他的這一結論后來成為貨幣理論的定論。20世紀40年代留學英國的蔣碩杰博士在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期間,對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提出質疑,他在英國的《經濟學刊》上發表論文進行了深入分析,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會計理論方面,楊汝梅的博士論文《無形資產論》(1926年),在對當時西方學界關于無形資產的各種見解進行詳細梳理的基礎上,重新界定了無形資產的性質,并提出了無形資產的會計處理方法。西方學術界對此極為重視,基于楊汝梅的觀點,美國《會計師手冊》第2版(1933年)的無形資產部分重新作了修訂。
在經濟思想史方面,趙迺摶的博士論文《理查·瓊斯:一位早期英國制度經濟學家》(1929年),是當時學界研究瓊斯經濟思想最為全面的一部著作,美國《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將其列為研究瓊斯的第一部參考書。
在發展經濟學方面,中國學術界一般都肯定了哈佛大學博士張培剛194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的貢獻,但對于與張培剛同時代的中國留學生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貢獻知之甚少。鄒著全面分析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中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博士論文,全面介紹了中國留學生群體對發展經濟學作出的貢獻。學術研究的最重要使命是創新,該書挖掘整理了大量前人未曾利用的原始資料,并在運用新材料的基礎上,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空間,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的拓荒性的學術著作。可以預期,這一探索和努力將會給該學科的未來發展帶來蓬勃生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