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地方性知識“深描”學術史

　　【成果選介】

　　對于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從來大約都占據了中國哲學或歷史學領域相關研究的半壁江山，而自有以現代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思想之實踐以來，對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不斷向我們呈現最為激動人心的知識形態面貌的改變。最初有胡適放出手段“截斷眾流”，讓上古半神話半信史當中那些怪力亂神紛紛隱退，還原出先秦思想樸素面貌的大概，后續有郭沫若引入唯物史觀的強大解釋武器，讓血肉豐滿的思想史而非單純的觀念史為我們所熟知。思想家和他的時代以及時代背后那些塑造歷史的現實力量之間的關系，在很多情況下能為我們提供最高效力的學術詮釋。最近三四十年，伴隨著又一次或許意義不亞于百年前王道士和京城藥鋪里的“龍骨”售賣者所帶來驚喜的出土文獻大發現，先秦思想史當中無數原本不為人所知的細節，也開始逐步浮出水面。對數術的了解，使我們反思古人思想世界中那些被忽視的復雜性；對黃老學存在的認定，則改變了我們對先秦道家面貌的教科書式的把握，所謂“老莊”的思想線索，在當時的思想界里大概只是一線微光，而充滿殺伐決斷之氣的“黃老”之學才蔚為大觀。先秦思想，作為后來整個中國文化的奠基，對其面貌理解的任何變化所能引發的巨大的“蝴蝶效應”可以想見，于是在近三四十年新材料迭出的背景中，不斷變得更為復雜的先秦思想史，受到學界高度的關注也是十分自然的。

　　經過近百年的不斷努力，目前學界對于先秦思想的概貌，諸如主要流派的存在、核心的觀念體系及其在發展中的基本走向，已經取得了基本的共識。面對近三四十年的新出土文獻，嘗有論者以為其足夠“改寫”先秦思想史，但這種“改寫”的范圍與程度，大概還需要進一步確定，在筆者看來，其傳統面貌受新出土文獻影響最大的或是道家，而儒家的傳統形象雖然受到沖擊，但真正的來自新出土文獻的影響多是補充性的，并非是整體面貌的改變。至于新材料對先秦思想其余部分的影響，如拋開專門的數術類知識，似乎還有待進一步觀察。而且，經過近三四十年的不斷研究，新材料本來所帶來的一些關乎思想史脈絡的“新知”，比如黃老學的強勢或思孟學派承前啟后的作用，當下在研究界也幾乎成為共識或常識了。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對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已經足夠充分，事實上，在粗線條刻畫的先秦思想史面貌下面，仍然隱藏著大量需要進一步加以發掘或“深描”的細節。

　　對于這些思想史細節的把握，以往仍多著眼于學派，比如對于黃老學的研究與梳理便是如此。稷下學宮作為思想交匯、論辯發生的場所進入當今學者的視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縱向的、時間性的學派發展維度之外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參照，即橫向的、空間性的思想維度。這種思想史展開的空間維度所能提供的學術細節，正好有助于填補那些已知的思想史發展進程中遺留的空白。但從總體上看，在先秦思想史領域，專門圍繞一定空間展開的研究，似并不多見。這一方面與以往材料不足有關。后世專門針對地域性學術的研究較易開展，比如理學范圍專門的關學研究、經學范圍專門的皖派研究等等，其可資利用的原材料，均遠較先秦豐富。另一方面，這也與此種研究所要求的較高程度的綜合性有關。針對先秦學派的研究，可以完全依賴時間線索，以考索其傳承；但針對一定思想發生場所的研究，卻會涉及多個在此交鋒的學派——稷下學宮中黃老學一家獨大或為特例，且仍有儒者與名家廁身其間，如果再進一步放大對思想發生場所或空間的觀察，比如將其放大到國別或某一相對廣闊的地理范圍的尺度上，則問題將變得更為復雜。

　　這種復雜性將呈現為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是同時存在于某一地方的諸學派之間的關系；一是各個學派與此地方文化特征之間的關系。在筆者看來，在較大的地域尺度上討論相關的思想史問題時，與中原文化對峙的楚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觀察地點。春秋戰國時的中原諸國，所共享的文化內容更多，而要在有限材料當中凸顯其地域特征相當困難，但楚國作為南方大國，春秋時游離于中原文化圈之外，而戰國時又成為逐鹿中原的重要競爭者，而其之所以具有如此底氣，不外是由于自身本有的相對獨特的文化傳統。面對中原諸侯，楚人敢于自稱“蠻夷”，透露出的更多恐非對宗周文化的羨慕，而是對自身原有文化傳統可與之分庭抗禮的自信。與楚地血脈相連的道家文化于春秋戰國之時勃興，或可視為此種強健文化傳統之明證。除了這種歷史因素之外，現代的考古發掘，又為楚地作為思想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提供者的地位加以背書。從郭店簡書開始，近年來影響巨大的出土文獻，多與楚地有關。雖然有些簡書有來路不明的嫌疑，缺少考古方面的學術支持，但也多被估計與楚地有關。這當然得益于楚地得天獨厚的地下文物保存條件：潮濕多水的環境，為今人保留了來自兩千年前的珍貴文獻。在此基礎上出現的，乃是屬于一種地方性知識的“楚學”。

　　在思想史研究領域，完全立足楚地與楚文化圈的學術考察不可謂闕如，但綜合考量先秦諸子之學在此環境中的存在與演化的專著，以往則尚未曾有見。

　　對于這一研究的空白，現在終于有學者挺身加以填補。高華平先生于先秦思想史研究領域經營多年，其新著《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成果文庫”入選作品），便是利用來自楚國的地方性知識、綜合出土文獻與傳世經典來對先秦思想史加以“深描”的重要之作。高先生著作立足于系統探討先秦諸子思想在楚地的流變，不局限道家或任何一家，視野十分開闊，緊扣楚文化之地方特色，視角可謂獨到。全書又以《漢書·藝文志》臚列先秦諸子“九流十家”為基本框架，再將新出土文獻作為“二重證據”加以運用，其對思想史線索的考辨尤其精細。比如，由對孔子“游楚”和楚地“六經”文獻的考辨，使我們對先秦儒家思想的演變獲得了比前人更深刻的認識；通過對環淵、詹何、鹖冠子等楚國道家人物及其思想的發掘，使我們看到了一幅先秦道家思想發展的全息圖畫；通過對楚國墨家思想的索隱探賾，使我們窺見到“三墨”之外先秦墨家思想復雜的演進軌跡，等等。而且，該著的這些觀點，大多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學術創新精神。

　　總之，高華平先生的《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一書，有意識地立足于楚地這一可為先秦思想史研究提供強大地方性知識支撐的樣板地域，不僅能從學術觀點的層面創新先秦諸子哲學思想的研究，而且也能從方法層面為后來的研究者從類似角度充實思想史之細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與啟發。如何從細節上深化并充實對于先秦思想史的了解，大約是所有治此段學術史者共同的追求，今有高華平先生著述珠玉在前，關心楚文化與諸子之關系的學者，可謂有了足資參考的案頭讀物，書中那些來自先秦思想史深處的細節，必將成為未來研究推進的堅實階梯。（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