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捷軍：中國方志館 記錄歷史 傳承文明

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中國編修地方志書的歷史十分悠久，方志館則是傳承這一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平臺。從古時的史館、翰林院、圖志局、一統志館，到近現代的通志局、地志博物館和當代的方志館等等，都為地方志事業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它們不僅是記錄民族文化傳統的歷史載體和展現中國悠久歷史的現實平臺，也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文明和當代發展成就的重要舞臺。

客觀記錄民族傳統的歷史載體

中國方志館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繁雜到專業、從融合到分立的漫長過程：西漢時已設蘭臺、東觀等作為宮中文獻秘籍收藏之處，北魏、北齊時期設有修史局、史閣、史館等專業機構，隋唐時期中國官修史志制度得以正式確立。建于北宋的九域圖志局系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官方修志機構，元代依托翰林院、國史院開中國“一統志”編修先河，明景泰年間朝廷專設“一統志館”，清代從上到下通過專設一統志館、通志局等機構，極大推進了方志館建設事業。民國雖系“亂世修志”，但也建有20多家省級通志局（館），方志館建設事業在艱難時局中仍得到一定發展。

中國方志館的產生發展具有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從形式上看，從兩漢、南北朝時期“圖”（圖經）“志”一體到宋代志書的獨立定型，是方志館得以產生的客觀前提；從運行機制看，長期“史”“志”合一、機構融合互通的運行方式，是方志館之所以能依托成立并逐步成熟分立的重要條件；從管理制度看，志書從初期的私撰為主到后期的官修壟斷，是方志館發展的關鍵因素。起初由于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的歷史淵源影響和各方面客觀條件的限制，史、志機構相互交叉融合的現象十分普遍，后期則逐步分離，方志館事業也得以不斷發展并日趨規范。

還應看到，正因專業方志館出現時間較晚，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和相當程度上，從古代的史館、翰林院等官方機構甚至藏書樓、書院等民間專業機構，到始于近現代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場館，通過內設方志館（室）、收藏展示志書文獻等方式，都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方志館的功能，因而既為方志館的建設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同時也為中國方志館發展史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真實展現中國悠久歷史的現實平臺

盡管自古至今的圖志局、一統志館、通志局等相關機構為方志館事業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它們大多限于收藏、編纂等傳統功能，因而與當代新型方志館仍有較大區別，始建于新中國并不斷得以發展完善的綜合地情館才是當代方志館事業發展的主流模式和主導趨勢。

20世紀50年代初，以分別展示自然歷史、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為主要內容的蘇聯阿穆爾州等地的“地志博物館”引起了我國文博界的廣泛關注，1951年10月，文化部發文明確提出“各大行政區或省、市博物館，應當是地方性的和綜合性的。即以當地的‘自然富源’、‘民主建設’、‘歷史發展’三部分為陳列內容”。1953年，文化部還以山東博物館為試點，調集全國十幾個省市的專業人員，在郭沫若、吳晗、范文瀾等史學專家直接指導下，協助籌建了新中國第一家“地志博物館”。山東地志博物館開館后，在全國引起熱烈反響，拉開了成規模建設地志博物館的熱潮。一年后，在全國已建成的73個博物館中，地志博物館就有31個。此后，文化部還多次召開會議進行部署，以綜合地情為主要內容和特點的地志博物館，實際上是當代新型方志館的重要源頭。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全國第一輪大規模的修志工作，中國的方志館建設事業開始加速發展。1990年初，浙江方志館成立，新華社通稿稱“我國第一家專門收集社會主義時期第一代方志的方志館最近在浙江省建立”。以此為標志，拉開了新時期全國各地方志館的建設熱潮。武漢、上海、廣州、蘇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方志館相繼竣工開館。但此時各地所建方志館，大多仍以收藏志書為主，同時兼及編纂、辦公、展示等功能，總體上看仍屬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時期。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全國地方志事業和各地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以國家方志館和相繼建成開放的山東、江蘇、江西、廣西、北京等地的方志館為標志，無論從內涵到外延，還是從展陳格局到運用手段，方志館都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各地的當代新型方志館普遍呈現出以下特點：“史”，包括一地的歷史總情、分類介紹和有關方面的專題史等；“情”，包括當地綜合地情、所轄區域地情和專題性地情等；“志”，包括歷代志界名人、歷代方志機構變遷、歷代修志成果和當代地方志事業發展成就等；“人”，即各地歷代名人事跡展示；“物”，即歷代特別是當代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產品等。與傳統方志館相比，其規模相對更大，內容功能更豐富，手段也更具現代化，因而構成了各地當代新型方志館的主流模式。方志館也普遍成為展示各地發展歷史和現實成就、展現當地人民群眾實現中國夢的現實平臺。

與時俱進傳承中華文明的寬廣舞臺

目前，中國的方志館建設方興未艾，事業日趨繁榮。按照黨的十八大“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戰略目標，方志館既是記錄民族文化傳統的歷史載體，也是展現中國夢想的現實平臺，還應成為弘揚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的寬廣舞臺，這就需要不斷創新理念、不斷更新平臺、不斷實現超越。

一方面，方志館業界要眼睛向內，清醒認識并勇于應對面臨的各種沖擊挑戰。雖然與傳統形式相比，以展示綜合地情為主要形式的當代新型方志館具有明顯優勢，但面對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日新月異的現代化傳播形式的嚴峻挑戰，面對層出不窮、星羅棋布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各類文化場館的同質競爭，方志館同樣有較多不足，因而不能固步自封，而應與時俱進，如通過建設“數字方志館”等新興業態以揚長避短，通過獨特的規劃設計、對外開放和內部管理等舉措，在與其他場館差異競爭中實現優勢互補，這應成為促進方志館事業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各地的方志館還要眼睛向外，善于開拓視野。由于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作為展示這種文化傳統的專業平臺，遵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的明確要求，方志館還應承擔傳播民族文化傳統的特殊重任。例如，目前國際文化界對地方志這種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興趣日益濃厚，同時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有大量方志文獻長期流落海外，如何把“走出去”傳播和“傳回來”傳承兩種手段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方志文化、傳統文明和現實發展成就，方志館顯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重要舞臺。在此意義上看，中國的方志館事業既方興未艾，更任重道遠。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方志館研究”負責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