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曄：荷蘭高羅佩與華風西被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研究”負責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在歐洲漢學研究領域，高羅佩是與英國理雅格、法國伯希和、瑞典高本漢等人齊名的推動華風西被的著名漢學家。高氏的特殊之處在于其遠離漢學研究的傳統領域，只鐘情于邊緣冷僻卻又極具學術前瞻性的課題，并憑借“狄公案”系列小說在中國贏得廣泛尊重和極高知名度，而其漢學研究及小說創作的核心源動力是改造自己并成為中國士大夫。

相輔相成的漢學研究與小說創作

高羅佩一生的漢學研究大致可劃分為六個部分：古琴文化、動物文化、性文化、書畫鑒賞、唐宋刑律、密宗神明及梵文。這些課題表面上看似多有懸隔，互不關聯，其實有一核心貫穿其中，那便是高氏對中國古代雅文化的癡迷傾心及對士大夫生活的體認實踐。他站在一個士大夫的角度，遴選感興趣的課題，無論是古琴、書畫、長臂猿還是秘戲圖，皆為士大夫行為的載體或性情的投射，他既以旁觀者的身份端詳廬山真面目，又以士大夫自居浸淫于種種怡情養性的雅致享受之中。

高羅佩首開自創中國公案小說的先河，他于1949年翻譯并出版了清代無名氏小說《狄公案》，并從該年始用英語連續創作出版17種狄公案系列小說，并被譯為30多種語言，在39個國家出版。不僅如此，高羅佩還中譯《迷宮案》，試圖推動狄公案小說的文化回溯之旅，在跨文化傳播史上開創了自主西傳并回溯源文化國的嶄新篇章。高氏的漢學研究與小說創作實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漢學研究不僅激發了無盡的創作靈感，而且提供了充足的創作素材；另一方面，小說創作又引導了高羅佩對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的探索，如其對中國古代性學的研究實緣起于其小說創作。狄公案小說還成為高氏傳播其漢學研究成果的重要載體，他在其中不遺余力地植入各種古代中國的文化信息及其學術研究的心得，并希冀通過小說將這些知識傳播給西方讀者。

高羅佩將漢學研究與小說創作結合的創舉無疑是成功的，狄公案小說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促使漢學研究從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中突圍，使小眾的學術研究得以為普羅大眾所接受；狄公案小說回歸其源文化國，不僅使早已式微的公案小說因植入西方偵探基因而重放異彩，而且使國人知曉了這位具有濃厚中國情結的荷蘭人，這對歐洲漢學研究來說則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唯其如此，漢學研究才能打破地域、派別的局限，扭轉研究者埋頭治學、自娛自樂的局面，通過不同文化及人類之間充分的溝通與交流迎來更大的學術繁榮。

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業余”漢學家

從整體來看，無論是高羅佩的學術研究還是小說創作，在荷蘭本土的反響都相當有限。主要原因是漢學研究自19世紀中葉始便漸趨專業化、細分化，20世紀以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講究學術傳承的經院派漢學占據主導地位，傳教士及外交官漢學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師承高延并受業于沙畹、微希葉等人的中國文學博士戴聞達于1930年被聘為萊頓漢學教授，同年創辦了萊頓漢學研究院，執掌后殖民語境下荷蘭漢學之牛耳，而高羅佩與戴氏學術主張有分歧，研究對象又如此冷僻邊緣，且并未如其同齡人何四維那樣由官員變身為學者。因而，被萊頓漢學主流邊緣化的事實及其拒絕學術研究經院化的固執影響了高氏在本國漢學界的名氣。至于小說創作，荷蘭本土在狄公案小說出現之前，風靡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在狄公案小說產出期間及之后又流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探案故事。處于西方偵探小說界雙峰對峙夾縫中的高羅佩，選擇東方古國的狄公為小說主人公，故事場景又是荷蘭人陌生的中國唐代，文化的疏離感自然易使他們冷落遙遠的狄公而去追捧近鄰的福爾摩斯及波洛。

在中國和日本，高羅佩的際遇卻大不相同。首先，高羅佩的所有學術研究均圍繞著廣博的中國文化展開，同時旁及它們在日本的傳播及流變，天然的學術親緣性及學科認同感吸引了較多圈內學者的關注。其次，高羅佩的很多學術專著是在中國和日本出版，中日知識界無疑會占得近水樓臺之先機。此外，高羅佩為開展其漢學研究，不僅廣羅相關珍籍善本、書畫古董，庋藏之富于學界頗有名氣，而且廣交中日知識界同道，尤其二戰時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期間，結交了眾多中國政界、學術界、文藝界精英，對其漢學研究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推動和影響。諸如此類，都為高羅佩這枝植根于荷蘭的墻內之花在遙遠東方的綻放創造了適合的土壤和條件。

總之，高羅佩以士大夫審美情趣為坐標選擇少人涉獵的冷僻課題，并以唐代名相狄仁杰為主角自創中西“混血”的公案小說，將漢學研究成果融入小說創作；在本土缺乏知名度，甚至被學院派漢學家邊緣化，但在源文化國卻因狄公小說的“回返傳播”而名聲鵲起，凡此種種造就了歐洲漢學史上獨一無二的“高羅佩現象”。這一現象成為荷蘭漢學轉型的一個鮮活坐標，更代表了“新文化史”視域下歐洲漢學界文化轉向的先聲。

“高羅佩現象”在歐洲漢學史上的意義

歐洲漢學研究大致經歷了“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及“學院派漢學”三個階段，荷蘭漢學雖屬歐洲漢學的一部分，卻有其特殊性，即與該國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殖民事業密切相關。可以說，荷屬東印度政府對漢文通事的培訓，在當地開展的商貿活動以及對華人社區的管理直接推動了漢學研究的發展。因而，歐洲他國的“傳教士漢學”及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學院派漢學”階段，在該國則為“殖民官漢學”所替代，具有鮮明的粗放性、功利性及實用性特點，表現在漢學研究上，便是對中國歷史、宗教、民俗、法律及秘密社會等領域的偏重；表現在漢語研習上，便是對閩南話、廣東話及客家方言的青睞。二戰使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變化，荷蘭漢學研究亦進入了后殖民時期，由“殖民官漢學”向“學院派漢學”轉型，而高羅佩正是處于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期的漢學家。作為荷蘭漢學轉型期的代表人物，殖民及后殖民兩個時期漢學研究的特征在其身上兼而有之。以服務殖民政府為特點的功利及實用性在高羅佩的學術研究中已蕩然無存，但其學術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時期西方漢學鮮明的“厚古薄今”、“喜舊厭新”印跡，因而高羅佩在荷蘭乃至歐洲漢學研究歷史進程中具有其特殊性，具體表現在：

第一，自高羅佩以后，荷蘭的著名漢學家基本都為受過專業訓練的純粹學者，整個歐洲的漢學界也基本由學院派職業漢學家執牛耳，因而他作為業余漢學家的代表及終結者，標志著荷蘭及歐洲漢學研究完成向學院派的轉折。

第二，盡管身處這一歷史轉折點，但高羅佩拒絕被學院化，并未由官員轉身為學者。這并未影響到他與學院派漢學家之間的充分溝通與交流，也未減損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系統性、深刻性。盡管高氏選擇了邊緣而又前沿的課題，但其研究方法卻科學、嚴謹，深得學院派壸奧。

第三，如將高氏對琴、猿、性、書畫文化的研究置于當今方興未艾的“新文化史”視域下考察，其先驅性亦不遑多。他對不同文化符號象征性的解讀和闡釋，開拓了史學家狹隘的眼界，提供了歷史研究的新維度，也為打通學科壁壘作出了絕好的示范。

高羅佩不僅是觀察歐洲漢學研究轉型的鮮活坐標，也是彰顯獨立、嚴謹、不功利、不趨時的學術精神的最佳典范。高氏獨辟蹊徑展開對中國雅文化的放射性研究，并主動走出象牙塔，通過小說創作傳播其研究成果，為華風西被作出重要貢獻。高羅佩跨文化傳播的實踐同時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在與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只有保持住自己的獨特性和文化身份，才能找到與西方世界平等對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