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社會交通治理的倫理之維

　　【項目論壇】

　　2015年底，中國每百戶家庭的私家車擁有量超過31輛，按每百戶家庭20輛的國際標準看已步入汽車社會。隨著城鎮化、汽車化的發展，人們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出現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安全威脅等問題，交通與社會、自然環境的沖突與矛盾越來越強烈。這一系列問題必須認真應對。

　　交通困境的深層根源

　　交通困境固然與資源稀缺、制度缺位、技術落后以及管理低效等因素密不可分，但倫理文化層面的原因尤需重視。首先，交通中心論忽視了自然規定性。人們根據經濟水平及自身需要來決定汽車擁有量和道路供給量，忽視了交通系統的自然規定性，將交通發展置于自然價值之上，使得交通發展與環境要求漸行漸遠。其次，自我中心論忽視了社會整體性。交通個體總是希望提高自身交通舒適度，努力降低經濟與時間成本，常常產生對時空資源的惡性競爭，有時為爭奪時間上的優先而隨意變道、超車、搶紅燈，有時為爭奪空間資源而爭搶專用道、停車位。這種忽視社會整體性的個人中心論使交通人際關系緊張，造成交通沖突增加。再次，制度設計過分強調工具理性。現代汽車交通在科技理性與經濟理性的導向下，不斷提高“消滅空間距離”的能力，尋求對于自然狀態的超越，帶有明顯的工具理性特征。這種取向容易使人們沉醉于物質享受而忽視精神文化塑造。最后，交通現代化忽視了傳統文化的繼承性。傳統文化是當代人重要的精神信念資源，也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但交通現代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功利化取向卻背離了傳統文化價值。在當前汽車交通中難以體現尊老愛幼、互幫互助的道德傳統，缺乏“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德情懷，道路交通中常常出現爭先恐后，斗勇斗狠現象，丟棄了傳統禮儀、群己和諧，也喪失了傳統的誠信之道。

　　交通治理的局限性及其倫理轉向

　　當前交通治理路徑主要表現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前者是指運用相關技術（如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等）來解決交通問題；后者是指通過新制度（如單雙號限行、搖號限購、新能源車補貼等）來解決交通難題。這些交通治理措施常常基于前期和當下出現的問題去尋找解決方案，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外在性，難以實現交通發展的長期目標。交通治理須深入人心，如果內心缺乏約束、缺乏敬畏感，無論多么先進的技術和制度都會被弱化。

　　汽車社會不只是汽車擁有率和交通量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倫理價值觀、行為方式以及交通風尚的變遷。在汽車文明的接受過程中，應是從交通、工程、機械等技術層面提升到稅收、產業、政策等制度層面，再提升到生態倫理、權利平等等文化層面。這種提升必須建立在中西方文明高度整合的基礎上，不能簡單模仿，更不能陷入唯技術論、唯工具論的陷阱之中。

　　著眼整體價值發展多元交通

　　縱觀世界汽車交通的發展歷程，其發展理念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初始期鼓吹交通自由、發展期理性審視、成熟期追求整體價值，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從理性期向整體價值期轉化。

　　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片面迎合汽車需要的交通規劃之后，逐漸發現其帶來的嚴重問題，遂重新設計交通空間，謀求多元交通方式平衡。其中如20世紀60年代英國“布恰南報告”發布后的“交通靜化”實踐，荷蘭的“居家庭院”設計，20世紀80年代法國倡導的“公交優先”戰略，20世紀90年代德國人提出的以“步行—自行車—公共交通”系統替代傳統的機動化私人交通的方案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今歐洲城市如倫敦、巴黎、斯圖加特等不僅建成了以軌道交通為主體的公交網絡，而且建立了環境優雅的步行街與自行車道，在不同交通方式間實現無縫換乘。

　　目前，我國城市交通規劃仍以汽車為中心，主干道越修越寬，自行車道、人行道日漸逼仄。這種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規劃造成自行車及步行者的自由空間越來越小，人們不得不放棄傳統的慢行交通方式而趨同地選擇汽車出行。但是，汽車社會不能只有汽車交通，必須由汽車、行人、非機動車等共同構成多元化的交通系統才符合其發展要求。

　　尊重公平交通權利

　　交通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系統，每輛車都是交通網絡中的一個結點，每個人都是交通—社會系統中的一個耦合點。交通個體是獨立但非孤立的存在，因獨立故其基本交通權利不可侵犯，因其非孤立故必須承擔權利背后的義務。從人均占用的道路面積和空間來看，私人小汽車出行者占用了更多的公共資源，故應承擔更多義務；而綠色出行者放棄了舒適、便捷的交通方式，選擇資源占用少、污染排放小的方式出行，體現了環境正義，應得到及時有效的權利補償。因此，駕車者必須付出更多的注意義務避讓綠色出行者，當遇到交通擁堵、十字路口、人行橫道時，駕車者應該適當地讓渡時間來保證綠色出行者優先通行。

　　尊重平等交通權利還必須打破交通中的權力主導文化。某些豪車在道路上橫沖直撞，以其經濟權力奪得交通時空控制權，渾然不顧給其他人造成威脅；某些掛特殊牌照的車輛缺乏自律，濫用公權力奪得交通時空控制權，踐踏了交通規則。交通中這些強權肆虐必須消除，公眾人物更應守規守則以給社會帶來良好的示范效應，在交通中為他人預留空間，使汽車社會充滿教養、風度和現代性品格。

　　發揮共同體精神進行協同治理

　　交通的產生是基于人的社會性存在。交通中大量的知識信息、觀念及思維方式相互凝聚，逐漸構建起公共領域，在此可討論共同關心的交通問題，評判交通政策與管理，形成交通共同體。

　　汽車社會交通問題錯綜復雜，涉及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多個層面，政府作為單一治理主體會使治理成本提高，也難以克服有限理性的制約，故須發揮共同體優勢，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方面力量，實行協同治理。英美等國非常重視協同合作，引導公眾積極參與交通治理，同時還培育出一批卓有影響的交通公共組織，如英國的綜合運輸委員會和殘疾人士交通咨詢委員會，美國的運輸研究委員會和智能交通協會等。他們頒布交通行業的規范、指南、報告，發起交通宣傳、咨詢，向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議，號召公眾統一行動，在改善綠色出行環境，降低汽車依賴，促進交通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我們在交通治理中需積極構建共同交流平臺，以集體理性來彌補政府有限理性的不足，增強交通政策的合理性。在當前步入汽車社會的關鍵轉型期，可以考慮在政府主導下成立交通倫理委員會，吸納企業、民間組織的代表及其他關注交通治理的有志之士積極參與，共同推進交通安全、環境發展以及權利保護。可通過會議、刊物、報告、網站、論壇、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形式搭建交流平臺，宣傳交通治理理念，鼓勵公眾對交通問題進行自由評價，尋找交通倫理與現實的結合點。（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汽車社會交通治理的倫理路徑”負責人、長安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