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雪棠:英美學者《莊子》文本研究簡述

以理雅各為代表的19世紀英美學者對《莊子》文本的研究，啟發了后來學人的研究方向。20世紀以來，英美學者對《莊子》文本的研究逐漸豐富。先秦至西漢初期的典籍，最初的篇章大多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最終結集也經多人編輯，成書過程具有不同于后世著作的特殊性。英美學者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并基于這一認知展開對《莊子》文本的研究。

關于單篇寫作時間

及成書年代

英美學者除了襲用中國學者的成說之外，還考證了一些篇章的具體寫作時間。華茲生（Burton

Watson）認為，《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的寫作時間可能是漢代早期，因為其形式和風格與《史記·日者列傳》是如此接近。葛瑞漢（A.C. Graham）提出，內篇寫作時間是公元前320年。《駢拇》《馬蹄》《胠篋》及《在宥》的第一部分，寫作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05年前后。《天地》《天道》《天運》寫作及編輯的時間，可能在公元前2世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寫作時間可能是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克里斯托弗·蘭德（Christopher C. Rand）認為，《莊子》的寫作時間是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50年之間。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認為，《說劍》很可能是公元4世紀到7世紀之間被編入《莊子》一書的。羅思（Harold Roth）論證《莊子》編定的時間是公元前130年左右。

關于作者及編者

越來越多的英美學者認為《莊子》一書只是以莊子之名而行世，是否為莊子本人所寫無從查考，也沒必要去考證作者究竟是誰。韋利指出，《莊子》并沒有聲稱是莊子的著作，它只是包含一些關于他的奇聞軼事。白牧之認為，研究《莊子》的作者是誰注定徒勞，研究《莊子》文本本身的構成才有意義。梅維恒（Victor H. Mair）則說：“現存的《莊子》肯定地說不是由莊周，那位人們推定的作者寫的。”“還沒有人發現值得信任的方法，可以有力地哪怕是僅將內七篇的作者確定為莊周。”

葛瑞漢對《莊子》一書包含的多個思想學派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辨析，這一研究展開的同時，也即在辨析、考查某些篇章的作者或編者。他通過對《莊子》書中語詞、語法、哲學術語、人物與主題等方面的詳細考辨，將《莊子》文本分為六組，內篇為莊子所作，外雜篇中不同篇章的作者或編輯者分別是無政府主義者、雜家學者、莊子后學、楊朱學派，雜篇中某些篇章中的文段看起來像莊子本人手筆。

對內外雜篇的形成及劃分依據

英美學者大多沿用了中國學者通行的說法。至于內、外、雜篇產生時間的先后，與中國學者通常認為的內篇產生在先，外、雜篇在后不同，英美學者大多認為外、雜篇作品并不都晚于內篇。阿瑟·韋利指出《莊子》一書質量有優劣之分，然而，也沒有證據說明那些好的部分要早于那些差的。華茲生說，內七篇在時間上可能是最早的，但是無法證明這個假設。外篇和雜篇的一部分可能與內篇同樣古老，一部分從其風格和哲學價值來看，無疑晚于內篇。伊斯特·克萊因（Esther Klein）則對戰國時期是否有內篇提出疑問。他認為在司馬遷之前的時代，“核心《莊子》”并不包括內七篇。它們不是明顯區別于其他典型《莊子》材料、有重要意義的整體，也不是以長久以來被接受的形式而存在的。

對《莊子》文本的

重新編譯

《莊子》中可能有文字錯亂之處，以這一認知為基礎，英美學者對《莊子》文本進行了重組。以下介紹的三種選譯本或全譯本，包含著譯者對《莊子》文本問題的思考。

阿瑟·韋利的《中國古代三種思想方法》一書，沒有完整地譯介《莊子》中任何一篇文章，他只是分類選編、翻譯并評述了《莊子》某些文段。他選定了十二類加以譯介，依次是：莊子和惠子的故事，老子和孔子的故事，古人，強盜與圣人，死亡，蜩與學鳩，瑜珈，吳王與巫師，養生，得道者與道，和其光，同其塵。

葛瑞漢的《〈莊子〉：內七篇及其他篇章》一書，對《莊子》文本進行了全面重組。他特別關注《莊子》的文本、語言和哲學問題，把《莊子》一書變成了一部類編。主要從哲學思想的角度，把《莊子》內七篇之外的篇章劃分成以節為單位的文本，按不同思想學派重新加以分類編錄、翻譯。

梅維恒的《游于道：莊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一書，從正文中刪除了16處文段和十幾個句子，以“刪去的段落”為題將其置于全書附錄之末。作者說明：它們被從正文中移除，是因為“它們是偽造的，或者是后來的評論以及另外類型的解釋，這些解釋被錯誤地吸納到文本之中”。《在宥》和《達生》兩篇被刪除得最多。內篇中的有些段落也在文本有問題之列而被刪除。

結語

《莊子》是一部多種聲音、文字片斷的集合體，是英美學界的通識。就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辨析《莊子》文本中不同思想學派的聲音，分屬于不同篇章的文本之間的關聯性，追尋《莊子》一書文本的原初形態，就成為英美學者《莊子》文本研究的總體思路。

從概念、語詞的運用和思想的淵源等各個方面，對《莊子》文本內部各學派的文本詳加辨析、考證，葛瑞漢是成績最卓著者。他在《〈莊子〉有多少是莊子所寫？》一文中，分別從習慣用語、語法、哲學術語和人物與主題四個方面列表分析。在對表格的評論中，葛瑞漢考察了一些詞語與莊子文本分層的關系。葛瑞漢的《莊子：部分譯稿的文本注釋》一書，與其譯本相輔相成。該書引述了中國古代、現當代學者31種有關莊子的論著以及若干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討論了大量詞語、句子、文段的意義。

把《莊子》置于戰國至漢初整體的文本語境之中，側重考察《莊子》與其他文本的關聯，包括《管子》《列子》《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等，以及漢代文獻《史記》《淮南子》和賈誼賦，還有出土文獻，梳理與《莊子》文本相同或相近的語句，統計其他文獻對《莊子》的引述情況，從這個視角出發進行研究，羅思和伊斯特·克萊因的論文具有代表性。

總體而言，國內現當代學者對《莊子》文本研究的趨勢是超越真偽之辨、作者之疑、優劣之分，走向對書中多種聲音的辨析，對各家思想流派之間互動的關注，對《莊子》成書過程的探討。綜觀英美學者的研究，也具有同樣的特點，而且，他們對中國現當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借鑒，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山之石，固可以攻玉，但也應當看到，他山之玉，有時也可能取自本土之石。在研究海外漢學時，筆者認為，既不應片面地強調海外學者的觀點、方法，而不知其與中國學術之淵源；也不應當片面地強調其與中國學術之淵源，而忽略其強烈的思辨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知己知彼，更好地借由他人之眼觀照自我、認識自我。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莊子》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