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海英:古埃及神秘哲學的現代啟示

古代世界觀對于生命及其意義有著整體而深刻的理解。而隨著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的強力推動，傳統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關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觀似乎越來越遠去。對古代文化及其與現代思想的關系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將為過去與現在之間搭建一座橋梁，既保持現代化的成就，也收獲古代智慧的果實。

“秘傳知識”是上古時期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是知識等級制度的產物，古埃及人稱之為“神秘知識”，古希臘哲學家稱之為“隱微教誨”。古希臘羅馬統治埃及時，少數古埃及知識精英開始將傳統“秘傳知識”以文本、圖像、建筑等形式系統而集中地表達出來，成為赫爾墨斯主義的發端和后世赫爾墨斯文獻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圖特與希臘智慧之神赫爾墨斯融合成為赫爾墨斯主義的核心。上古晚期，隨著基督教合法化，赫爾墨斯主義與諾斯替主義等被邊緣化的古代思潮成為“異端”，但仍保存著古代文明的內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終綿延不絕地以各種面目出現。其“秘傳”的出身和“異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獨特的晦澀表達形式，在現代社會，這些東方思想的精華漸漸不為人知。

東方神秘哲學在“東方”政治和文化區域內保持原有狀態，但通過基督教等途徑傳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會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將這些神秘哲學公開化和透明化并滲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部分東西方沖突理解為一種“東方神秘哲學”與“異化了的東方神秘哲學”的沖突。

古埃及神秘哲學有著悠遠的歷史流傳。它有三種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時代，以《金字塔銘文》為核心的墓葬文學及奧塞里斯神話為主的復活故事，到中王國時期的石棺銘文、新王國時期的《亡靈書》及《密室之書》，以及文學作品如《因森格教諭》《善騰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內容的建筑、圖像表達，即神廟、墓室的浮雕、銘文、繪畫。三是圍繞這些主題的宗教儀式、節日慶典。可以說，它們滲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龐雜的內容、繁瑣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學的核心內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生死一體的生命觀。在這個體系中，國王是神與人之間的橋梁，是神定秩序的維護者。奧塞里斯神話中，遠古的賢王死而復活，成為冥世之神，給蕓蕓眾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權的合法性深植于對來世的信仰中。

古代晚期，赫爾墨斯主義文獻逐漸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過赫爾墨斯之書，如普魯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學者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和亞歷山大的西里爾等。1463年，馬爾希里奧·斐西諾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時期的文獻，將其翻譯成拉丁文，命名為《赫爾墨斯文集》。至此，這一專有名詞得以確定下來。

20世紀初，以安德魯·弗斯迪耶爾為代表的學者強調希臘文化，尤其是柏拉圖思想對赫爾墨斯主義的重要影響，這種觀點成為此后幾十年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此后埃及學的文獻解讀和考古發現，不斷證明了赫爾墨斯文獻與古埃及傳統的密切聯系，特別是古代圖書館的發現，如發現于1945年的《納克·哈瑪狄經典》，發現于20世紀30年代的古羅馬埃及時期的泰布圖尼斯圖書館，目前已發現2500份紙草文獻，由哥本哈根大學凱茨伯格紙草國際學術委員會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獻為宗教儀式類，主要包括：《神廟之書》《圖特之書》《法雍之書》《努特之書》以及若干神話手冊、祭司手冊等。

這些古羅馬時期圖書館所藏的文獻與傳統的神秘哲學文獻相比，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有計劃系統整理匯編的結果，許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獻內容也有意覆蓋天文、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匯編。二是對許多過去“秘而不宣”的儀式和習俗進行了評注，最典型的是卡爾斯堡紙草，對古埃及觀測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細致的圖注，這在埃及歷史上是首次出現。

與此相對應，古希臘羅馬時期修建的埃及神廟也成為神秘哲學的書寫載體——這個時期的神廟出現了“恐懼空白”式的密集裝飾風格，神廟墻上刻滿了百科全書式的內容，從節日歷法、歷史大事到宗教慶典的內容和日程、每個小時念誦的咒語，甚至黃道十二宮的星圖，圖文并列，過去的神秘儀式從隱蔽走向了顯現，過去秘傳的經文也刻寫了出來，只不過使用了“密寫系統”，只有少數高級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廟成為承載文化記憶的載體。

古代晚期，各個古代文明地區經歷著從儀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轉型，原本口傳儀式的內容開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開始了經典化或正典的過程。世界范圍內，隨著帝國規模的擴大、文化傳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種異文化的沖擊，出于“被遺忘的恐懼”和文化身份認同的需要，系統表述、刻意保存傳統文化成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學從隱蔽到顯現的過程，就發生于這個大背景之下。赫爾墨斯主義的幾個主題：“原初知識”、“知識的丟失”、“神秘符號象征體系”、“超宇宙論”、“入會儀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發生裂變的時代背景。

古埃及神秘哲學的正典化，使隱秘內容表達出來，并與希臘哲學匯流，作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傳下來，也使得理解其深層內涵有了參照。即使是出于確定“自我”與“他者”的動機而開始的正典化，也成為對話的基礎，甚至是進一步傳播的條件。

西方文明與上古文明的價值觀有著嚴重的疏離，古埃及的神秘哲學是天人合論的宇宙觀，古埃及人奉為秘傳學說的各種知識，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學、天文學、數學等科學成就的綜合體。考察其傳承和流變，有助于我們在古代文化中發掘出寶貴的精神財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間的決裂點也是曾經的連接點。對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尋，將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見和誤解，促成人們共建一個和諧、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這是最為迫切的需求。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

顏海英

古代世界觀對于生命及其意義有著整體而深刻的理解。而隨著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的強力推動，傳統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有關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觀似乎越來越遠去。對古代文化及其與現代思想的關系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將為過去與現在之間搭建一座橋梁，既保持現代化的成就，也收獲古代智慧的果實。

“秘傳知識”是上古時期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是知識等級制度的產物，古埃及人稱之為“神秘知識”，古希臘哲學家稱之為“隱微教誨”。古希臘羅馬統治埃及時，少數古埃及知識精英開始將傳統“秘傳知識”以文本、圖像、建筑等形式系統而集中地表達出來，成為赫爾墨斯主義的發端和后世赫爾墨斯文獻的原型。此后，埃及智慧之神圖特與希臘智慧之神赫爾墨斯融合成為赫爾墨斯主義的核心。上古晚期，隨著基督教合法化，赫爾墨斯主義與諾斯替主義等被邊緣化的古代思潮成為“異端”，但仍保存著古代文明的內核，在西方文化史上始終綿延不絕地以各種面目出現。其“秘傳”的出身和“異端”的身份使其形成獨特的晦澀表達形式，在現代社會，這些東方思想的精華漸漸不為人知。

東方神秘哲學在“東方”政治和文化區域內保持原有狀態，但通過基督教等途徑傳播到西方，融入到西方社會的思想、法律等方面，到今天，西方人已將這些神秘哲學公開化和透明化并滲入西方文明。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部分東西方沖突理解為一種“東方神秘哲學”與“異化了的東方神秘哲學”的沖突。

古埃及神秘哲學有著悠遠的歷史流傳。它有三種表述形式。一是文字形式，自公元前2500年的金字塔時代，以《金字塔銘文》為核心的墓葬文學及奧塞里斯神話為主的復活故事，到中王國時期的石棺銘文、新王國時期的《亡靈書》及《密室之書》，以及文學作品如《因森格教諭》《善騰哈瓦斯的故事》等。二是上述內容的建筑、圖像表達，即神廟、墓室的浮雕、銘文、繪畫。三是圍繞這些主題的宗教儀式、節日慶典。可以說，它們滲透在古埃及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龐雜的內容、繁瑣的形式之下，古埃及神秘哲學的核心內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生死一體的生命觀。在這個體系中，國王是神與人之間的橋梁，是神定秩序的維護者。奧塞里斯神話中，遠古的賢王死而復活，成為冥世之神，給蕓蕓眾生提供永生的希望，把王權的合法性深植于對來世的信仰中。

古代晚期，赫爾墨斯主義文獻逐漸形成。古典晚期作家中，不止一位作家提到過赫爾墨斯之書，如普魯塔克、著名的基督教學者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和亞歷山大的西里爾等。1463年，馬爾希里奧·斐西諾搜集整理了一批拜占廷時期的文獻，將其翻譯成拉丁文，命名為《赫爾墨斯文集》。至此，這一專有名詞得以確定下來。

20世紀初，以安德魯·弗斯迪耶爾為代表的學者強調希臘文化，尤其是柏拉圖思想對赫爾墨斯主義的重要影響，這種觀點成為此后幾十年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此后埃及學的文獻解讀和考古發現，不斷證明了赫爾墨斯文獻與古埃及傳統的密切聯系，特別是古代圖書館的發現，如發現于1945年的《納克·哈瑪狄經典》，發現于20世紀30年代的古羅馬埃及時期的泰布圖尼斯圖書館，目前已發現2500份紙草文獻，由哥本哈根大學凱茨伯格紙草國際學術委員會主持整理，其中50%的文獻為宗教儀式類，主要包括：《神廟之書》《圖特之書》《法雍之書》《努特之書》以及若干神話手冊、祭司手冊等。

這些古羅馬時期圖書館所藏的文獻與傳統的神秘哲學文獻相比，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有計劃系統整理匯編的結果，許多作品有各地不同版本，文獻內容也有意覆蓋天文、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匯編。二是對許多過去“秘而不宣”的儀式和習俗進行了評注，最典型的是卡爾斯堡紙草，對古埃及觀測天象的旬星制度做了細致的圖注，這在埃及歷史上是首次出現。

與此相對應，古希臘羅馬時期修建的埃及神廟也成為神秘哲學的書寫載體——這個時期的神廟出現了“恐懼空白”式的密集裝飾風格，神廟墻上刻滿了百科全書式的內容，從節日歷法、歷史大事到宗教慶典的內容和日程、每個小時念誦的咒語，甚至黃道十二宮的星圖，圖文并列，過去的神秘儀式從隱蔽走向了顯現，過去秘傳的經文也刻寫了出來，只不過使用了“密寫系統”，只有少數高級祭司看得懂。古埃及神廟成為承載文化記憶的載體。

古代晚期，各個古代文明地區經歷著從儀式文化到文本文化的轉型，原本口傳儀式的內容開始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開始了經典化或正典的過程。世界范圍內，隨著帝國規模的擴大、文化傳播交流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種異文化的沖擊，出于“被遺忘的恐懼”和文化身份認同的需要，系統表述、刻意保存傳統文化成為潮流。古埃及神秘哲學從隱蔽到顯現的過程，就發生于這個大背景之下。赫爾墨斯主義的幾個主題：“原初知識”、“知識的丟失”、“神秘符號象征體系”、“超宇宙論”、“入會儀式”等等，都反映了古代文明發生裂變的時代背景。

古埃及神秘哲學的正典化，使隱秘內容表達出來，并與希臘哲學匯流，作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傳下來，也使得理解其深層內涵有了參照。即使是出于確定“自我”與“他者”的動機而開始的正典化，也成為對話的基礎，甚至是進一步傳播的條件。

西方文明與上古文明的價值觀有著嚴重的疏離，古埃及的神秘哲學是天人合論的宇宙觀，古埃及人奉為秘傳學說的各種知識，也是融合了古代哲學、天文學、數學等科學成就的綜合體。考察其傳承和流變，有助于我們在古代文化中發掘出寶貴的精神財富，明白不同文明之間的決裂點也是曾經的連接點。對于所有文化和族群共同基因的探尋，將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見和誤解，促成人們共建一個和諧、和平、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這是最為迫切的需求。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收集的古埃及文物”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