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

2016年3月19日上午，由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天根教授中標承擔的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第二批，項目批準號：15ZDB038）開題報告會在合肥市舉行。開幕式由王天根教授主持。安徽大學副校長王群京出席開題報告會并代表學校致歡迎辭。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姜紅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史學月刊》編輯部郭常英編審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辭。

在開題報告會上，首席專家王天根教授和部分子課題負責人，分別就課題的基本信息、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主要內容、研究計劃、重難點與創新點等方面進行了匯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先明教授、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副所長章宏偉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羅檢秋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帆教授、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楊齊福教授、安徽大學江淮學院院長芮必峰教授、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等專家學者應邀出席了會議，專家們就該課題框架與分類、各子課題內容、史料利用、課題研究的目標、創新點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同時還對課題開展過程中的細節問題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觀點和意見。

《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是我校2015年獲準立項資助的第二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本項目總的研究框架以文獻所呈現內在邏輯為標準，以時間為經，以文獻所涉及的社會結構層次為緯，進行系統的整理和考釋。從歷史時段上看，這些珍稀文獻上至明末清初吳三桂事跡，中間經歷順康，下迄宣統。從文獻所呈現的具體內容看，這批珍稀文獻牽涉面極廣，從中外關系、軍事、行政到商業貿易、經濟管理、社會風俗、教育、宗教等等。據此，本項目依照專題史的研究思路，將其劃分為數個部分，分別為“中外關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等，以此呼應各子課題。每個部分（子課題）再依照日、月、年的編年史順序展開。

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多系中英關系的外交照會、清廷上諭、知縣與皇帝或軍機處來往的書信，內容涵蓋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宗教等方面。英國憑藉這些文獻獲得對中國整體性的認知，是其兩次鴉片戰爭取勝的重要情報基礎。此外，這批文獻還包括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軍從紫禁城的軍機處等處獲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上述以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為主體，涵括其他，涉及整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文獻史料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大多保存至今而未為世人所獲見，屬于珍稀資料。課題組首席專家已經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調閱了未曾公布文獻的百分之九十五。本項目將對以上珍稀文獻史料進行全面系統地收集與整理，對部分為國內學界所未涉及資料如道光年間《臺灣奏折上諭》、《來往文書》等外交照會檔案匯編、義和團運動期間中央與地方往來書信、部分涉及東南亞及其領海管理的資料、鴉片戰爭期間中英軍事外交方面照會珍稀史料等進行整理、解讀、考辨和研究。

本項目的總體研究思路大致依照歷史文獻學的經典路徑，即輯錄—校勘—考釋的思路展開。本項目的研究時限約在5年左右，最終成果為數卷本的《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字數初步預估在百萬字左右，各分卷內容對應各子課題，有“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中外關系”；“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政治經濟”；“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文化教育宗教”等等。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應邀出席了開題報告會，做了題為《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與研究進展狀況》的專題講座。安徽大學歷史系部分教授和幾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項目組成員均參加了開題報告會。安徽省社科院新聞所、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史學》編輯部、《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徽學研究中心也分別委派代表參加了開題報告會。

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開題報告會綜述

2016年3月19日，由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天根教授中標承擔的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第二批，項目批準號：15ZDB038）開題報告會在合肥隆重舉行。此次為期兩天的開題報告會由“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組主辦，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史學月刊》編輯部、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共同承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王先明教授、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羅檢秋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帆教授、《史學月刊》編輯部郭常英編審、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楊齊福教授、安徽大學江淮學院院長芮必峰教授、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及全國多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

開題報告會上，會議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展開深入討論。課題首席專家、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天根教授代表課題組就課題的基本信息、學術史梳理及開拓空間、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主要內容、總體思路與研究路徑、重難點與創新點、預期目標和課題組當前研究進展狀況等方面進行了匯報。他表示，該課題旨在以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原始檔案文獻等為基礎，對有關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系統整理，尤其側重對劉半農、蕭一山、向達、王慶成等先賢未曾涉及的300份原始卷宗的輯錄和考釋。他認為，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課題組已經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調閱了未曾公布文獻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系統整理這批珍稀文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對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的系統整理仍有巨大的開拓空間。他指出，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多系中英關系的外交照會、清廷上諭、知縣與皇帝或軍機處來往的書信，還包括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軍從紫禁城的軍機處等處獲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內容涵蓋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宗教等方面，涉及整個近代國家與社會。

南開大學王先明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李帆教授等專家圍繞著課題框架與分類、各子課題內容、史料利用、課題研究的目標、創新點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分別結合他們的研究經驗，對課題如何順利開展的細節問題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觀點和意見。眾位專家對課題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均認為該課題難度大、涉及面廣泛、學術價值高，并希望本次研討會為相關領域的學術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先明教授對《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給與了高度評價，他認為該課題對學術的研究推進意義重大，對鴉片戰爭、中外關系的研究一定會有重大推進。他立足整體，指出課題涵蓋的內容是十分豐富和復雜的。針對課題組的工作量過大的問題，他建議課題組在當前三個分卷的基礎上考慮增加一到兩個分卷，特別是增加軍事和社會分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羅檢秋研究員對于文獻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近代史所珍藏了許多民國時期珍稀資料，恰恰可以和課題組資料互相補充。為此，雙方可以進一步展開深入合作，這必將有力推動晚清史研究。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研究員對于史料問題同樣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課題中某些史料太零散，因此建議課題組將其進一步系統化。為防止出現與現有公開史料重復的狀況，他建議課題組應仔細核查比對現有的資料，單獨列出文獻目錄。

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楊齊福教授表示，歷史研究強調新問題、新觀點、新史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都有很大難度，只有新史料，目前有很大的開拓空間。新史料怎么新，目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向下，到民間收集資料，另一方面，向海外走。為此，他建議課題組加強對海外史料與現有中文文獻史料的比對，確保史料的珍稀性。

安徽大學江淮學院院長芮必峰教授十分贊同重視史料文獻的觀點，他認為對史料文獻的使用也同樣重要。他希望課題組重視對史料文獻的解讀，更廣泛的開發史料價值。他強調，文獻的數量和質量將是課題成功的關鍵。對于課題組提出的框架規劃，他表示很有必要做好前期目錄。他建議，對于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人物、地域等要建立更細化、有輔助性的目錄。考慮到課題組今后對文獻史料的抄錄，芮必峰教授認為某些史料存在字體模糊的問題，文章斷句要謹慎。關于課題《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名稱，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應突出“輯錄”的重要性，可改為“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并校勘、考釋”。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姜紅教授在發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課題基本框架分為三方面，其中對外關系方面，是不是有些單薄了？政治經濟類方面略顯龐雜。為此她建議應進一步細化明確分類標準；二、內容方面，目前來看有點零碎、雜亂，不系統。同時姜紅教授表示，通過對該課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很可能會修正某些重大歷史問題，這無疑具有很重大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三、關于課題的學術史梳理。姜紅教授建議課題組可適當增加內容，比如增加國外學者對這方面研究的考察等等。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在發言中，對課題所涉及的相關內容進行了細致的剖析。他認為當前整個文稿尚未定型，可能存在錯別字多及個別注釋混亂的情況，因此建議課題組一定要仔細斟酌，嚴格把握把關，提高文獻解讀的準確性。文獻史料的考釋涉及大量的工作，卞利教授建議課題組在文獻史料的整理和考釋上進行創新。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他認為：史料整理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可以采用互證的方法等等。關于課題的學術價值和意義，卞利教授強調，一方面要注意某個具體史料上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另一方面還要注意重大理論、重大史實的突破與創新。對與課題最終成果主體部分的一百萬字左右的《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他認為尚嫌不夠，可能無法涵蓋所有內容。此外，在研究思路上，卞利教授希望課題組能夠體現出不同于前人的創新之處。

安徽大學歷史系周曉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幾點看法，他認為：一、課題組的申報書對于文獻的珍稀性的闡釋很到位，但有些措辭欠妥。他表示，應該重點突出課題要呈現出來的成果對學術界相關理念的研究有什么價值；二、關于課題中“考釋”這一部分，要特別強調，要體現出來怎樣考釋的；三、需要更突出課題組成員的整體優勢。他建議課題組在表述時注意對各成員擅長領域的描述；四、需要注意文獻選擇的完整性。對于每一部分怎么做、怎樣進行歸類、考辯？他建議課題組要對具體內容進行歸納，并且在論述中，與前人作過的研究相勾連，完善學術史梳理，點明已取得成果與不足。周曉光教授同樣提及了創新問題，他認為，課題所要呈現的創新不僅要有資料內容方面的創新，還要有整理方法的創新。他希望課題組能打破當前文獻研究舊有模式，總結開拓出新的研究路徑和方法。

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張朝勝老師在發言中指出，在提到某些材料“國內沒有”的時候，課題組務必要仔細比對，以防與現有公開成果重復。他認為某些評語可能言過其實，建議進行修改。安徽大學歷史系陸發春教授建議課題組區分“近代”一詞的概念，同時要更清楚地劃分各時代。

對于本課題的總體框架與內容，與會專家對本課題的也提出了中肯的學術性意見和建議。歸納如下：

首先，建議本課題研究循序漸進，可適當增加子課題，使研究更全面化。與會專家認為在課題設計上原本分了三卷，可是從揭曉的內容看來，三卷可能涵蓋不夠全面，建議增加軍事卷和社會卷，使課題研究內容更趨系統、完整。有的專家針對課題的分類標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建議對“中外關系”、“政治經濟”進行詳細區分概括。有的專家認為，不列顛圖書館收藏有眾多中國近代文獻，當前輯錄部分的原因是什么，需要說明這部分的價值和意義。

其次，在史料文獻的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項。與會專家指出史料流失海外，幾經周折，經王天根教授手抄，因此有幾點需要留意：一是需注重考證史料的謬誤和真偽，二是史料需放在大背景下全面觀察，三是在解讀和拓展方面可邀請更多的跨學科學者參與研究。方可發掘珍稀文獻的最大利用價值。對于為什么選擇輯錄現在的內容以及有所取舍有可能損害了文獻的整體價值，有的專家希望課題組對選擇文獻的標準和選擇后并沒有損害文獻的整體價值方面應做進一步的說明。

再次，關于課題研究的重點與細節把握問題。專家普遍認為，課題涵蓋內容之豐富、涉及范圍之廣泛、面臨任務之艱巨非課題組一力所能為，建議利用有限的時間、精力和經費重點加強幾個方面的研究，如開展對鴉片戰爭的再研究等。有的專家認為對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傳播的途徑和方式進行考察也是很有價值的。此外，有的專家指出，滿文文獻被舍棄，只抄錄了漢文文獻。缺陷要說明，取舍標準是什么？為此，與會專家建議課題組應盡可能的考慮到漢文之外的其他文獻史料。

復次，關于學術創新問題。與會專家認為百萬字左右的《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完成后，在文獻研究領域能不能形成新的學術規范，繼而帶動新的研究取向和學術范式。不單單是對某些史料文獻的新挖掘，更要在文獻的整理形式、考釋理路、研究路徑和方法上形成新的創新和突破。

最后，與會專家對本課題研究抱有充分信心，并充滿期待。

總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研討會涉及議題廣泛，新材料、新觀點、新思想層出不窮。本課題首席專家和課題組成員對與會專家提出意見和建議高度重視，一致表示：將充分吸收和消化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與建議，并在課題研究中予以認真地貫徹落實，保質保量按時完成課題的預定目標任務。

相關材料附件

“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項目開題

來源：安徽大學新聞網

本網訊（學生記者 沈勁松 儲媛 李佳媛）“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暨“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開題研討會日前在合肥舉行。安徽大學副校長王群京出席并致開幕辭。

與會專家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堪并考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中國文獻海外流失與整理、歷史文獻的傳播載體與技術等諸多學術課題展開討論。

據悉，項目首席專家、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天根及研究團隊致力于近代史與新聞史的跨學科研究，研究成果在全國廣受認同。前不久公布的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名單，王天根擔任第一作者并主編的《中國近代報刊與辛亥革命的輿論動員》位列其中。

“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報告會在合肥舉行

2016年03月28日 07:5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劉婧 王嘉琪

中國社會科學網訊2016年3月19日至20日，“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開題報告會在合肥舉行。此次會議由“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組主辦，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史學月刊》編輯部、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所聯合承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金以林研究員、安徽大學副校長王群京教授、《史學月刊》主編郭常英編審、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姜紅教授出席會議開幕式并致辭。來自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故宮博物院等知名專家學者，以及“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組首席專家王天根教授及成員參加了會議。

會議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的開題報告展開。首席專家王天根教授在19日下午的開題報告中匯報了該項目的選題意義、研究內容、研究路徑、研究進度等。他指出，該課題旨在以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原始檔案文獻等為基礎，對有關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系統整理，尤其側重對劉半農、蕭一山、向達、王慶成等先賢未曾涉及的300份原始卷宗的輯錄和考釋。南開大學王先明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李帆教授等提出了眾多啟發性的意見與建議。

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文獻輯錄和整理涉及中國文獻海外傳播的歷史語境，及其海外文獻與中國近代史書寫等重大研究議題，與會專家也圍繞“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對相關學術前沿展開討論。王天根教授強調，文獻是整個學術大廈的基礎，文獻傳承關聯著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因此，史學研究不僅要探討文獻的內容，更要注重探討文獻與社會文化傳承和歷史認同之間的關系、文獻與社會網絡之間的關系、文獻與博物館、陳列館的空間展示之間的關系，這些應該是日后學術界應該推進的內容。

長期從事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的收集與整理的知名學者金以林研究員對該項目充滿期待，也很有信心。他說，歷史是人類社會實踐的記錄，其他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包括新聞傳播學科都建立在歷史學科的基礎之上。文獻則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沒有歷史文獻，其他任何學科的創新都是無源之水、無緣之木。

郭常英說，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的珍稀文獻為當今史學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素材，但同時也讓我們深思中國文獻如何流失海外？近代中西之間文獻傳播的途徑和方式問題如何？文獻與社會傳播網絡有何關系等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在認識文獻傳播重要作用的同時還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研究文獻傳播問題。此次研討會以“文獻傳播與史學研究”為主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對于史學界來講，文獻學并不陌生；對新聞界而言，傳播學是輕車熟路。可見，對文獻傳播的研究是跨學科研究的一種，既需要我們有牢固的歷史學基礎，同時更需要與傳播學理論融會貫通；既需要我們了解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受眾、反饋等傳播學理論概念，同時更需要與歷史研究相結合。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羅檢秋研究員說，歷史典籍的傳播與當時的歷史狀況、社會背景以及人的思想變遷都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研究文獻到文獻傳播很有價值，這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所需要的，也是歷史學研究有待加強的領域。

通過此次會議，不僅為高質量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凝聚力量、指明方向，也是從歷史文獻與傳播的交叉視野審視文獻研究的一次嘗試，為相關領域的學術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課題組首席專家王天根教授在最后的總結中說，史學研究關乎國家命運、國計民生，本項目研究的資料搜尋工作難度很大、工作量龐大、歷時長，他將會邀請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生參與其中。

“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研討會綜述

《民國史研究》待刊

作者：凡樊 王嘉琪

[關鍵詞]文獻傳播；近代傳媒；歷史研究

[摘要] 2016年3月19-20日,安徽大學召開“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研討會，以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為主題，與會學者就海外中國文獻與中國近代史書寫，文獻分析、考訂與解讀的個案研究，近代傳媒與文獻傳播，等學術問題進行了交流。同時，與會專家還為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的具體研究內容與方法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研討會是從歷史文獻與傳播的交叉視野審視文獻研究的一次嘗試，為相關領域的學術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2016年3月19日，“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研討會在合肥舉行，此次會議由“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組主辦，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史學月刊》編輯部、《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所共同承辦。來自《史學月刊》編輯部、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和全國多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3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此次會議圍繞“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這一主題積極展開討論、交流，研討內容既涉及海外中國文獻與中國近代史書寫，也涵蓋從微觀層面對文獻分析、考訂與解讀的個案剖析，還涉及近代傳媒與文獻傳播等相關研究。現將具體內容簡述如下：

一、海外中國文獻與中國近代史書寫

中國近代文獻流失海外有著特殊的歷史語境。近代中西方包括文獻在內的信息傳播對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海外文獻與中國文獻顯著的區別在于海外文獻不僅具有文獻自身的客觀研究價值，還涉及到中西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乃至牽涉到“西方中心論”與“中國中心論”的歷史語境與書寫問題。海外中國文獻的不斷發掘和整理不僅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提供了新的參考和尺度，而且文獻自身的跨文化傳播亦具有多重歷史意蘊。安徽大學王天根教授的《從文獻到文獻傳播——以不列顛圖書館藏文獻所涉歷史書寫為中心》一文，選取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為研究對象，從四個方面闡釋了文獻尤其是海外文獻所涉及到的廣泛內容。他認為文獻作為媒介與館藏地之間的關聯，文獻傳播與博物館（圖書館）的歷史時空展示、文獻與展覽館或產列室的空間結構及其傳播效果等關系都值得學術界重視。文獻傳播涉及內容之廣，不僅涉及文獻的來源、性質、隱含的信息及其話語表達等，還涉及到城鄉之間的信息交流、社會風氣的開化程度、社會契約涉及的隱私程度等內容。除此之外，文獻傳播還涉及所謂的書寫史學問題，即包含歷史書寫及其反思這兩個層面。其中，歷史書寫是歷史反思的前提或基礎，基于歷史書寫的反思則帶有批判性的色彩。文獻與社會傳播網絡之間也有關系，研究者要注意文獻的類型及其對社會歷史的作用不同。最后，他提到文獻是過去與現實的交往，也是歷史與當下的交集；既是社會的投影，也是歷史中社會關系的現實反映。他表示，研究文獻不僅僅局限于考析文獻內容以及作為內容載體的文獻的真偽問題，更應該認識到文獻本身就是時代流傳下來的客觀存在和時代變遷的縮影。既要加深對文獻涉及內容的解讀，也要注重探究文獻傳播與社會文化傳承和歷史認同之間的復雜關系。王天根從傳播層面探討文獻及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性，也是日后學界需要關注和強化的學術增長點之一。

故宮博物院章宏偉研究員從歷史文獻流失的問題談起，還原了珍稀文獻流失路徑、流失原因等歷史場景，喚起了與會者對珍稀文獻價值的重新認識。他所撰《從“天祿琳瑯”藏書談清宮典籍聚散》一文聚焦清宮藏書中最受注目的藏書——“天祿琳瑯”，分析了該藏書的歷史生成以及在歷史時光變遷中的散遺過程和當下的具體情況。他還特別呼吁要重視歷史文獻的保護工作。“天祿琳瑯”藏書薈萃了宮中藏書的精華，有不少是流傳有緒極為罕見的古籍，孤本秘笈為世重寶。到了清朝，國力逐漸衰敗，但“天祿琳瑯”在清室歷次劫難中卻得以幸免于難。清末皇帝溥儀被驅逐出宮時帶走了一部分的“天祿琳瑯”，宮中遺留的“天祿琳瑯”在抗戰時期南遷上海安置。溥儀帶走的“天祿琳瑯”幾經周折，部分上交于東北文物保管委員會，部分散落民間。后由故宮博物院先后收購回一批。隨后又贈予其中一部分給相關機關單位。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故宮博物院要求相關單位退還有關圖書。目前對于追回的一部分“天祿琳瑯”尚在整理當中，對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天祿琳瑯”追回工作仍任重道遠。

可見，對于珍稀文獻的追回與收集是當今學界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與重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研究員所做的專題報告中也談及相關問題。他的專題報告《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與研究進展情況》，圖文并茂地呈現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部分館藏資料與海外珍稀文獻。金所長主要介紹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的獨立檔案館館藏文獻的相關情況。其中，最豐富的一部分檔案是晚清督撫檔案；同時還有很多民國檔案和珍貴的滿鐵簡報等。檔案館一直重視對民國政要日記的搜集和整理。可見，文獻的收集工作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具有基礎性的重要意義，而對于海外的珍稀文獻收集難度可能會進一步增加。近代史所目前的一項重要工作還有對抗日戰爭的研究，這是國家最近一直強調的重要課題。為此，社科院的專家學者積極在海內外廣泛收集有關抗日戰爭時期散落在海外的檔案文獻。最后，金以林總結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的關系。他認為，文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史學研究離不開文獻搜集和整理。針對當前文獻的保管機構太分散且不統一的窘況，他從加強統一管理及共建網絡數據庫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二、文獻分析、考訂與解讀的個案研究

文獻的分析、考訂是文獻研究的基礎，對文獻的分析、考訂不能僅局限于文本本身，還應看到文獻撰寫者的生平與寫作環境、寫作過程、文獻的刊行狀況等問題，由此方可深化對文獻的認識，更有利于認識以文獻作者為代表的一部分特定群體的生活方式與著述觀，以及整個社會環境概況。這一點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羅檢秋研究員的《著書難為稻粱謀——<論語正義>的刊行及所見清代士人生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羅檢秋研究員選取文獻《論語正義》的刊行歷程作為研究視角，研究了劉氏三代生平與對《論語》的研究，最終著《論語正義》的過程，后來卻因一方面力求精校，搜求遺漏書籍；另一方面苦尋刻書經費。主要因為后者，該書拖延多年才全部刊出。進而探查當時士人的著述觀得出清代士人學求實證，著書不易，出書也無利可圖，可謂“著書難為稻粱謀”的結論。可見，羅檢秋研究員通過對文獻文本的分析以及對文獻作者群的研究，不僅解讀了文獻本身的價值，更突顯出以劉氏為代表的清代士人普遍面臨的境遇。在高壓政治下，在刊行艱難的現實中，大多數士人仍然能夠潛心治學、不計功利。撇開某些外在環境不說，更深層次地上升到正是士人置重學術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漢學的輝煌。

史學意義上的文獻考證涉及零碎文獻拼盤的過程，不僅僅是對歷史事實的敘述，由此更可見歷史話語與傳播、研究者或解讀者的思想動機等重要問題。南開大學王先明教授的《集體化時代“新農村建設”思想的孕育與形成——兼論劉少奇與“新農村建設”思想的提出》一文，聚焦“新農村建設”思想的提出及其時代內涵。通過對文獻的分析，王先明教授梳理了“新農村建設”這樣的一個話語以及話語背后所蘊含的思想內涵，這是一個百年來不斷演進變化的過程。由于時代特征不同，“新農村建設”可由三民主義之下的“新農村建設”演化為集體化時代的“新農村建設”再進步到后集體化時代的“新農村建設”等。通過對文獻的分析進而可見真正能夠賦予這個話語一定思想意義的是劉少奇，劉少奇提出這一概念的同時強調新的內涵、強調民生問題、強調農村的重要性等等。作者通過對其思想建構的歷史梳理和內容解析，呈現劉少奇思想與時代的內在關聯與互動關系。從文獻傳播的角度看，一個地方的話語，不僅是一個口號，它還有傳播方式和社會接受程度的問題，王先明教授通過去黨的文獻的分析更深刻地解釋了歷史口號、話語沖擊力與社會輿論傳播的緊密聯系。

文獻的分析、考訂是對歷史文獻的基礎性研究，而文獻解讀則涉及不同史學流派的交流和互動。安徽大學徐國利教授和南開大學朱洪斌對文獻的比較研究頗有見地。徐國利教授在《近現代科學觀視域下的宋學、清學及其方法論啟示——以新考據派史家胡適、傅斯年的宋學和清學觀為中心》中認為胡適和傅斯年從進化史觀的角度，以近代科學方法論和史學觀為依據對宋學和清學都作了研究和評判，著力發掘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方法論意義，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的比較分析，徐國利教授清晰梳理呈現出胡適與傅斯年作為新考據派領軍人物的宋學觀、清學觀的視角和具體方法雖有差異，但是都是近代科學的進化史觀和方法論為視域的，是一種科學化的工具理性思維。徐國利教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他們宋學觀清學觀及其方法論的應用進行考察，客觀評價其價值與不足。可見，在分析比較文獻的基礎上，洞悉新考據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與方法論應用，對喚起學術界對新考據派的客觀評判有重要意義。徐國利教授在涉及胡適和傅斯年相關文獻間進行比較分析解讀，闡釋同一史學流派內不同人物的思想觀念與方法論的異同，賦予文獻解讀深層次的內涵要義。而南開大學朱洪斌教授選取同一史學家的兩本著作進行分析解讀，對文獻撰寫者的全面認識、對文獻傳播與時代變遷的關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齊思和論中國近代史學——<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晚清史學的發展>校讀記》一文，聚焦史學家齊思和的大作《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以及三十年后的修訂本《晚清史學的發展》之間的不同。文獻校讀的背后隱藏的是文獻傳播與社會背景變遷之間的微妙關系。作者指出三個關鍵點，第一，清中葉學術的嬗變，現代史學萌芽的條件，突破了漢學家經史考察的局限，使研究主題資源更加廣泛；第二，20世紀初葉，梁啟超等人倡導的史學革命，在觀念上清理了傳統史學的一些不合理之處；第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史學通過體制化的進程從發熱走向繁榮。文獻傳播的過程和時代變遷具有同步性，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文獻在內容與形式上也謀求變化與發展，當然，這種變化與發展還要取決于文獻最初的傳播者。朱洪斌教授以齊思和為例，以中國史探研當中的一篇《晚清史學發展》為藍本，深刻地詮釋出文獻傳播者、文獻傳播內容、傳播過程與時代變遷之間的糾葛。

史學界向來重視對文獻的考訂、分析與解讀，并致力于從文獻的個案分析中得出普適性的推論與研究方法。安徽大學朱正業教授的《晚清河南治災賑濟中的獎懲機制研究》一文，嘗試分析原始文獻中相關河南災害的部分，從獎懲對象、獎勵方式、懲罰方式等方面對晚清時期河南治災賑濟中的獎懲機制作一考察。作者認為，靈活多樣的獎懲措施，有效地發揮了激勵與控制的雙重功效。但受制于戰亂、政局動蕩和經濟水平，以及各種人為因素等影響，使得獎懲機制的效用大打折扣。從而使晚清河南治災賑濟中的獎懲機制成為窺探全國治災賑濟獎懲機制的一隅。安徽大學范子謙博士的《試論延安時期日常生活領域婦女身體的規訓》一文，通過對陜甘寧邊區官方檔案文獻的剖析，嘗試將身體史的研究視角，引入婦女史和革命史，進而論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婦女身體的塑造。將身體與革命，乃至國家權力對身體的規訓這一主題透過婦女身體的經歷更加具體的表現出來。

三、近代傳媒與文獻傳播

以報刊為代表的近代新式傳媒是當時信息傳播的載體，在今天則以歷史文獻的方式展示其價值。對報刊文獻的解讀可謂是研究文獻傳播的一個可資借鑒的角度。浙江工商大學楊齊福教授以《教會新報》和《萬國公報》為考察對象，在《晚清教會報刊對社會陋習的揭示與批判》一文探討教會報刊如何審視晚清社會陋習并提出相應的改良方案。并從分析文獻文本上升至探索話語權與社會輿論的相關問題，分析文獻傳播的社會效果以及影響效果的因素。楊齊福教授指出教會報刊在晚清社會習俗改良中表現積極，卻未占據主導地位，反而被后來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掌握了話語權。其原因可能與“耶穌拯救中國論”、殖民主義心態和西方中心論有關，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以《萬國公報》為代表的教會報刊在傳播效果方面受到一定的影響。

文獻文本涵蓋內容頗豐，尤其是報刊文獻，對報刊文獻的分析解讀中，一些專家學者發掘了研究歷史人物的新視角。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朱曉凱研究員的《從中法戰爭期間的<申報>報道看李鴻章媒體形象塑造》一文，聚焦中法戰爭期間《申報》的戰事報道，嘗試分析李鴻章作為重要軍政人物的媒體形象。作者認為，從《申報》這些報道中，公眾不僅了解到李鴻章一些基本的外交理念，以及這些外交理念對中法戰事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也看到了李鴻章作為清廷主持對外交涉的靈魂人物，在中法和談中忍辱負重的媒體形象。南京師范大學張朋的《政治認同與集體記憶的重構：1932年陳獨秀被捕的輿論反應》一文，以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事件引起輿論界廣泛關注為引，在整理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社群的輿論陣地、國共黨報和都市民營報刊對陳獨秀案各自不同的報道及評論的基礎上，重新解讀陳獨秀個人的生平和革命歷史。文獻傳播涉及歷史書寫，張朋利用文獻傳播的新視角，分析了不同的政治社群各自有各自的一種書寫策略和政治目的。從不同的報刊對陳獨秀的評價有明顯差異不僅可以更全面的分析理解歷史認為，更深刻地反映了歷史書寫與文獻傳播的途徑與效果相互作用。

報紙、雜志一方面作為文獻傳播的載體存在，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主辦報刊的書社書局把報刊書籍當作宣傳思想的文化載體。從文獻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圖書社的出版發行活動，也即是文獻的大眾傳播活動。所以，以書社、書局、印書館的個案為切入點，研究其與文獻傳播的關系，有利于延展文獻傳播的涉及范圍，深化文獻傳播的內涵概念。安徽大學胡鳳的《科學圖書社與安徽近代的文獻傳播》一文，以科學圖書社為研究對象，從文獻傳播的主體、外在載體、內容和傳播效應四個方面，探究科學圖書社及創辦人汪孟鄒與安徽近代文獻傳播的關系。作者認為，科學圖書社可視為近代安徽文獻的一部分，推進了安徽近代文獻的傳播、安徽新文化運動及安徽近代革命的發展。分析蕪湖的科學圖書社對民國時期文獻傳播的作用和影響，是將出版事業放到社會文化傳播事業的角度去探討科學圖書社扮演的傳播職能和角色，特別是它如何在演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發揮文獻傳播的功能。可見，對科學圖書社的研究是研宄出版機構如何影響文獻傳播，繼而影響社會政治運動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個案。

而從報刊文獻本身為切入點，探討其文獻價值與傳播效果一直是學術界頗為重視的研究取向。安徽大學的劉麗老師與郭靜博士選取了比較有價值和新意的研究對象，拓展了對報刊文獻的研究范圍。安徽大學劉麗的《從記者招聘啟事看<申報>的歷史文獻價值》一文，通過梳理《申報》中記者招聘啟事，獲得早期關于新聞事業的招聘主體、職業要求、職業薪酬和活動區域的重要信息，探究近代新聞職業發展的脈絡。進一步彰顯《申報》在研究近代中國新聞歷史和社會史文獻的重大價值。從文獻本身找到有價值的切入點進行研究是研究文獻價值的一個可資借鑒的角度。安徽大學郭靜的《<科學>雜志與近代中國科學觀念的建構及傳播》一文，選取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科技期刊——《科學》雜志為研究對象。從三個方面分析文獻文本與觀念傳播的關系，分別是《科學雜志》與近代科學觀念的建構、《科學雜志》與近代中國科學觀念的傳播、《科學雜志》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作者在客觀分析《科學》雜志及中國科學社在近代傳播科學觀念的基礎上，指出盡管其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三十五年中取得了無可取代的輝煌成績，但《科學》雜志和中國科學社發展過程中還是暴露出一些問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時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此研究視角關注文獻本身的傳媒特征，推進了文獻傳播以及文獻與社會網絡互動關系的深入研究。

四、目前存在的問題與深化的思考

當然，從歷史文獻與傳播的交叉視野審視文獻研究的還只是一次學術探索，不足之處難免。目前對文獻與傳播的研究尚存在若干問題。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歷史是人類社會實踐的記錄，其他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包括新聞傳播學研究都是建立在歷史學科的基礎之上。而文獻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沒有歷史文獻，其他任何學科的創新都是無源之水。對文獻傳播的研究是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因此對于研究者而言，既需要有牢固的歷史學基礎，同時更需要與傳播學理論融會貫通。但在此過程中，尚且存在的兩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文獻是信息的載體，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尤其是流失海外的珍稀文獻對于史學界更是意義重大。但是目前獲取珍稀文獻史料依然困難重重。因牽涉到中外關系，加之文獻所在地對文獻的保護，獲取文獻的途徑基本只依靠手抄。又因文獻資料庫存量大，需要具備一定史學素養的專家方能辨別文獻的珍稀價值。所以對于幾經周折獲取的珍稀文獻，首先需注重考證文獻的謬誤和真偽。這也是學術界一直很重視且目前仍需努力的方向。

其二，以往對文獻傳播的研究片面強調文獻作為信息載體的功能，對文獻傳播的研究缺乏主體參與意識，對傳播途徑、傳播效果的研究集中以傳播者與受眾為切入點。這種研究模式常常使研究者不自覺地站在傳播者的角度去研究文獻傳播，從而忽略了文獻傳播的時空性，忽略了文獻傳播的本質是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主體意識交流。對文獻的全面考察是當今學術界需要重視的問題。文獻傳播的共時性和歷時性決定了研究文獻傳播要把文獻放在大背景下全面考察，在不同的時代文獻傳播的不同價值意義。文獻流動的空間性又決定了文獻在流動過程中的空間轉化與受眾的主體意識、文獻的流動過程與社會變遷，文獻的所在地與中外關系等等都是目前研究文獻傳播繞不開的問題。與會者一致希望日后致力于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多重視考察文獻傳播所涉及的更廣泛的內容，使對文獻傳播的研究更能推進歷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史學研究關乎國家命運、國計民生，在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方面還有進一步的探討空間。對此可考慮從以下方面給予特別關注：

第一，文獻傳播與地域空間轉換。文獻的載體經歷了從天然載體到紙質載體再到現在的電子載體。其中，歷史研究所需的文獻多為紙質文獻。紙質文獻的傳播涉及的內容甚廣，就文獻流傳的空間而言，文獻的流傳原因、流傳路徑，尤其是對流失海外的文獻，需要繼續思考它們是如何經歷地域空間的轉換，文獻傳播與流失地之間的關系，文獻原歸屬地與流失地的地域關系，且值得進一步深入地探討。根據文獻文本的內容，研究者從文獻地理學的視角，深層次地探討文獻傳播與地域空間轉換的內在聯系，或許是一種值得思考的方法。

第二，文獻傳播的過程。文獻傳播的過程實質是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主體交流過程，這一交流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所以我們的研究視野應擴大到探索文獻與社會傳播網絡之間的關系。文獻的類型多種多樣，不同類型的文獻所反映的社會關系亦不同，根據文獻的具體類型結合文獻所關聯的社會關系，方能更好詮釋文獻所反映的區域社會的歷史走向。希望日后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其中，更進一步地深化史料與史學分析框架方面的探討。

“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高端學術論壇暨“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開題研討會綜述

本文將摘要刊發于《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作者：范子謙 周星呈 劉婧

3月19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開題研市源牌賓館舉行。本次會議由“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課題組主辦，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史學月刊》編輯部、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所共同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史學月刊》編輯部、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江淮論壇》編輯部、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等全國多個高校、科研機構和出版社的3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帆教授主持了重大課題開題報告會。課題首席專家、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王天根教授代表課題組就課題的基本信息、學術史梳理及開拓空間、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主要內容、總體思路與研究路徑、重難點與創新點、預期目標和課題組當前研究進展狀況等方面進行了匯報。他認為，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課題組已經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調閱了未曾公布文獻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系統整理這批珍稀文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對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的系統整理仍有巨大的開拓空間。他指出，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多系中英關系的外交照會、清廷上諭、知縣與皇帝或軍機處來往的書信，還包括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軍從紫禁城的軍機處等處獲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內容涵蓋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宗教等方面。對這些涉及整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這批珍稀史料加以考釋，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有利于鴉片戰爭史研究的深入，特別是有利于對鴉片戰爭歷史場景的重建；其二、有利于推進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的研究；其三，整理史料及重建歷史對拓展中外關系、內地與華僑等專題史研究有所助益，特別是對教育在外交中的作用有更加清晰的認知；其四、有利于歷史節點的準確定位。王天根教授報道了課題內容規劃，他按照文獻所呈現的內在邏輯，將其劃分為中外關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三大部分，并向與會專家進行了簡介。王天根教授進一步指出，課題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研究工作：其一，珍稀文獻的輯錄和校勘，此屬歷史文獻整理的基本功；其二，對珍稀文獻的考釋，進而呈現文獻中的歷史。課題的總體研究思路大致依照歷史文獻學的經典路徑，即輯錄—校勘—考釋。王天根教授表示，課題最終成果為數卷本的《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字數初步預估在百萬字左右，各分卷內容對應各子課題，有“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中外關系”；“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政治經濟”；“不列顛圖書館藏中國近代珍稀文獻輯錄、校勘并考釋·文化教育宗教”等等。

專家們聽取課題匯報后，對課題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均認為該課題難度大、涉及面廣泛、學術價值高。同時，專家們分別結合他們的研究經驗，對課題如何順利開展的細節問題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觀點和意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先明教授認為課題對學術的研究推進意義重大，對鴉片戰爭、中外關系的研究一定會有重大推進。他指出課題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和復雜，課題組的工作量很大，建議在當前分卷的基礎上考慮增加軍事和社會分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羅檢秋研究員表示，近代史所珍藏了許多民國時期珍稀資料，恰恰可以和課題組資料互相補充。雙方可以進一步展開深入合作，必將有力推動晚清史研究。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研究員表示課題中某些史料太零散，建議課題組將其進一步系統化，而后核查比對現有的資料，列出文獻目錄，以避免重復。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楊齊福教授指出，歷史研究強調新問題、新觀點、新史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都有很大難度，只有新史料，目前有很大的開拓空間。新史料怎么新，目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向下，到民間收集資料，另一方面，向海外走。他建議課題組加強對海外史料與現有中文文獻史料的比對，確保史料的珍稀性。安徽大學江淮學院院長芮必峰教授十分贊同重視史料文獻的觀點，他表示對史料文獻的使用也同樣重要。他希望課題組重視對史料文獻的解讀，更廣泛的開發史料價值。專家普遍認為，課題涵蓋內容之豐富、涉及范圍之廣泛、面臨任務之艱巨非課題組一力所能為，建議利用有限的時間、精力和經費重點加強幾個方面的研究，如開展對鴉片戰爭的再研究等等。

重大課題開題會之外，由《史學月刊》編輯部郭常英編審、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研究員、安徽省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常松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馬陵合、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副主任張朝勝、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朱移山、安徽省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方英研究員等人分別主持評議了各分場的學術研討會，各界專家、學者以“文獻傳播與歷史研究”為主題，繼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研討。

金以林研究員做了題為“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收集與研究進展情況”的學術報告。他簡要介紹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檔案館館藏檔案的特點。其一，這批檔案基本上都是原始檔案；其二，這批檔案最豐富的一部分檔案是晚清督撫檔案，與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比，其最大特點是大部分為私人檔案，最具代表性的是張之洞檔案；其三，收藏有很多民國檔案，最大的個人卷宗檔是胡適檔案。此外，近代史所檔案館還藏有非常豐富的滿鐵檔案。對于了解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方面面具有重要意義。金以林研究員還介紹了當前近代史所已做和正在做的一些項目，與美國國家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的合作等等。

王天根教授在學術研討中，以不列顛圖書館藏文獻所涉歷史書寫為中心探討了文獻與文獻傳播之間的互動關系。他認為，文獻與文獻傳播顯然屬于不同的邏輯范疇。文獻不僅僅局限內容的解讀，作為介質或載體，承載歷史風貌的文獻又有傳媒特征。由此而來的文獻傳播也是重要的學術命題。除了求真外，解讀文獻的歷史涉及求善、求美，而從文獻中解讀歷史求真的分析框架顯然有別從歷史求善、求美的框架。這涉及文獻解讀的歷史選擇。文獻及其傳播涉及當事人及其后人的目光，也涉及旁觀者或研究者的心態、視野等多維層面的書寫（《從文獻到文獻傳播——以不列顛圖書館藏文獻所涉歷史書寫為中心》）。

章宏偉研究員概述了清朝故宮藏書中最受注目的“天祿琳瑯”藏書的歷史。它是清宮秘藏善本書中的精華，涵蓋經、史、子、集，多為宋、金、明刊版善本。清后期，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中，清宮藏書屢遭浩劫。而“天祿琳瑯”多次遭遇戰亂與火災，歷經清室歷次劫難、抗戰故宮文物南遷而幸免于難（《從“天祿琳瑯”藏書談清宮典籍聚散》）。

王先明教授通過對“新農村建設”思想進行歷史梳理和內容解析，進一步體察其思想與時代的內在關聯與互動關系。他認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中國農村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也成為當時農村、農業、農民工作的重要話題。“新農村建設”奮斗目標的提出，意味著一個全然不同于舊鄉村的新時代的展開（《集體化時代“新農村建設”思想的孕育與形成——兼論劉少奇與“新農村建設”思想的提出》）。

羅檢秋研究員認為《論語正義》雖為清代經學名著，但刊刻面世卻頗費周折。這種曲折與清代一般學者的生活狀況是完全吻合的。清代學者著述之勤奮，實證學風之濃厚，誠為史所罕見。雖然清代士人不乏趨炎附勢、貪圖利祿之徒，但大量學者卻受儒學浸染，酷嗜傳統典籍，以學術收獲為根本理念。在高壓政治下，他們確實畏聞文字獄，而著書為“稻粱謀”者則在主觀上或客觀上均非主流。他以為，撇開某些外在環境不說，正是士人置重學術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漢學的輝煌（《著書難為稻粱謀——《論語正義》的刊行及所見清代士人生活》）。

楊齊福教授以《教會新報》和《萬國公報》為考察對象，探究教會報刊如何審視晚清社會陋習并提出相應的改良方案。他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近代社會改良的步伐，但“耶穌”拯救中國論、殖民主義文化心態和“西方中心論”等卻削弱了其影響（《晚清教會報刊對社會陋習的揭示與批判》）。

安徽大學歷史系徐國利教授認為，胡適和傅斯年從進化史觀的角度，以近代科學方法論和史學觀為依據對宋學和清學作了研究和評判，著力發掘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方法論意義，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他們否認道德理性在宋學和清學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無視其對中國現代學術轉型和建構中的意義，是一種唯科學主義和西方文化中心論，其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近現代科學觀視域下的宋學、清學及其方法論啟示——以新考據派史家胡適、傅斯年的宋學和清學觀為中心》）。

安徽大學歷史系朱正業教授探討了晚清河南治災賑濟中的獎懲機制。他從獎懲對象看、獎勵方式、懲罰方式等方面展開論述。他認為，靈活多樣的獎懲機制，有效地發揮了激勵與控制的雙重功效（《晚清河南治災賑濟中的獎懲機制研究》）。

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朱曉凱研究員認為，中法戰爭期間的《申報》對李鴻章的外交活動做了大量報道，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大眾傳媒視角觀察晚清戰時外交活動的契機。而《申報》對李鴻章媒體形象的塑造，也從一個側面映襯出大眾傳媒對晚清外交決策和重要外交人物的輿論評判（《從中法戰爭期間的<申報>報道看李鴻章媒體形象的塑造》）。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朱洪斌副教授通過校讀歷史家齊思和的兩篇文獻，以此來洞察史學家在宏觀歷史問題與微觀學術問題上的變化與守恒，透視時代變遷與史家理念之間的糾葛（《齊思和論中國近代史學——<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晚清史學的發展>校讀記》）。

安徽省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胡鳳助理研究員在學術研討中，以科學圖書社為研究對象，從文獻傳播的主體、外在載體、內容和傳播效應四個方面，分析科學圖書社及創辦人汪孟鄒與安徽近代文獻傳播的關系。她將科學圖書社視為近代安徽文獻的一部分，認為其承載著新式知識分子的思想、革命激進書刊、《安徽俗話報》、中小學教材教具等傳播內容，推進了安徽近代文獻的傳播、安徽新文化運動及安徽近代革命的發展（《科學圖書社與安徽近代的文獻傳播》）。

安徽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郭靜認為《科學》雜志致力于近代科學觀念的建構，在國內外積極推介科學觀念，對國民進行了全面的科學啟蒙。但是，《科學》雜志及其中國科學社在極力宣揚科學觀念的同時，帶有明顯的唯科學主義傾向（《<科學>雜志與近代中國科學觀念的建構及傳播》）。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朋考察了因陳獨秀被捕而引發的輿論事件。他認為，不同報刊對陳獨秀個人的生平和革命歷史的重新解讀既交織著不同政治社群分歧顯著的政治認同，也昭示了陳氏無論生前抑或身后都須直面正誤交錯的價值評判的命運（《政治認同與集體記憶的重構：1932年陳獨秀被捕的輿論反應》）。安徽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范子謙探討了延安時期中共在日常生活領域對婦女身體的規訓。他認為，此種規訓是近代以來中國婦女解放的階段性體現，也是革命牽引下婦女解放運動的具體表征之一（《試論延安時期日常生活領域婦女身體的規訓》）。

與會學者還就歷史文獻真偽的考釋，文獻傳播與歷史記憶、歷史選擇之間的關系，文獻傳播的載體，文獻傳播過程中存在的他者目光和自我審視之間的互動關聯等問題展開了探討，達成了一定共識。

課題組全體成員、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博、碩士研究生20余人參加了會議。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