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我能為國家做什么”

　　【專家風采】

　　2016年3月21日，布拉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研討會在捷克眾議院舉行。臺下的王義桅頗顯興奮，又深感榮幸。會議上，他做了題為“‘一帶一路’讓‘16+1’合作插上騰飛的翅膀”的報告。

　　2016年2月12日，慕尼黑，第5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王義桅作為中國學者代表參加辯論，向20位各國政要贈送著作《“一帶一路”：中國崛起后給世界帶來什么》。

　　2015年12月17日，烏鎮，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數字絲路”分論壇上，王義桅主持并以“中歐網上絲綢之路合作”為題發言……

　　從2001年參加工作至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的足跡已遍布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埃及、土耳其等地。“我是幸運的，趕上了好時代。時代和國家給了我這么多機會開闊視野，擴展研究領域。”對于這些機遇，王義桅倍加珍惜，唯恐自己的學問趕不上時代的要求。

　　從研究美國到研究歐洲，再到“一帶一路”研究、公共外交、北約研究、國際關系理論等，王義桅始終以中國為“圓心”，勾畫出不同大小的圓圈。他坦言，在國際關系研究的道路上，還有許多學問沒有吃透，中國外交遇到的各種現實問題還需更加明晰的學理分析。重任在肩，自己絲毫不能松懈！

　　在勤奮努力中改變命運

　　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三種簡單而又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

　　兒時的王義桅對知識的渴求，如同那個年代人們對食物的需求。1971年7月，王義桅出生在江西瑞昌的小山村里。喂豬、放牛、砍柴、挑水，是孩提時代王義桅的課余“作業”。日子雖然過得艱辛，但由于父母都是教師，讀書的機會比山里的其他孩子要多些。在父母耳濡目染的影響下，王義桅堅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希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看電視、看新聞成為王義桅日常生活中唯一的娛樂活動。“只要有時間，我一定會堅持看《新聞聯播》。”慢慢地，王義桅發現自己對節目中后半部分播報的國際新聞尤感興趣。

　　不過，高中文理分科時，王義桅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理科。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口、糧食、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王義桅希望通過學習理科，探索自然的奧秘，獲悉生命的原理，找到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

　　經歷了一次高考失利后，王義桅終被華東化工學院即現在的華東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錄取。當時的華東化工學院正在搞綜合試點工作，即在理工科院校推廣文科教育，打通文理界限。這種教學方式深深吸引了王義桅，本就對文科有興趣的他在大學里如魚得水。

　　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國際形勢云譎波詭、錯綜復雜。思索未來之路，探究其中因由，讓一直對國際問題充滿興趣的王義桅作出大膽的決定——投考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生。準備考研期間，他翻閱了政治系的幾近所有藏書。不過，由于《政治學原理》一門未能通過，他無奈落榜。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天津聯合化學有限公司動力部工作。

　　在天津工作的兩年，王義桅白天上班，做好本職工作；晚上偷偷看書，準備繼續考研。因與公司簽訂了八年合同，考研不被允許，他笑言自己像是打了一場“地道戰”。靠著勤奮努力，王義桅終被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錄取，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業。

　　從山村到城市，從理工到文科，王義桅的人生軌跡不斷發生著變化。

　　在“摸爬滾打”中俯視西方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100多年前，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對中西文明作出比較。

　　自鴉片戰爭西方依仗船堅炮利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后，中國人一直以仰視的姿態看待西方文明。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國際地位日益提升，中國人又當如何認識西方？王義桅用親身經歷給出了答案。

　　2000年，在博士學業最后一個學年，王義桅有幸被選為“復旦大學—耶魯大學福克斯國際學者項目”交換學生赴耶魯學習。

　　“在美國的一年時光，不僅提高了我的英語水平，而且大大地長了見識。”回國后，王義桅發現美國與眾人的想象存在較大區別，于是寫作《被神話的美國》一書，并留任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機會總是青睞那些有準備的人。在復旦大學工作期間，王義桅寫作了大量文章，在學術界十分活躍。2007年，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讓其在職業生涯期間有了不一樣的經歷。外交部宋哲大使當時要出使布魯塞爾，經推薦，王義桅被選中借調到中國駐歐盟使團。

　　“我特別感謝這一段經歷，它讓我重新認識了西方。那不再是書本中的西方，而是摸爬滾打中逐漸清晰的西方。”“摸爬滾打”，在王義桅眼里，是對那段日子的最好注腳。在布魯塞爾的三年時光里，他參加了400多場國際研討會，在西藏問題、人權問題等方面，不斷與歐洲人激辯。正如他當時發給導師倪世雄的郵件中所寫的那樣，“我是在布魯塞爾攀‘通天塔’，需克服的不只是語言文化障礙，更是觀念障礙。”

　　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認知是有隔閡的。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仰視和崇尚，而西方對中國總是存有誤解，原因何在？歐債危機所昭示的歐洲頹勢，只是歷史的偶然嗎？一系列問題不斷在王義桅的腦中盤旋回蕩。

　　在不斷辯論、探索和思考的基礎上，他寫作了《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認為中國崛起必須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慣性思維，通過復興中華原生文明，創新人類文明而確立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道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評價該書“是對中國人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最深刻闡述”。

　　王義桅笑言，這是為國家和時代所做的辯護。“從英國最早幾百萬人開展工業革命，到歐陸國家開展工業革命，再到現在的印度、中國幾十億人開展工業化和現代化，這不是同一數量級的。如果我們停留在原來的研究范式、核心概念，是遠遠不夠的，要以批判的、不迷信的眼光來重新審視。”

　　在鉆研學問中服務國家

　　“不做自娛自樂的、關在家里的學問”是王義桅對自己的要求。“我能為國家做什么”是他接受采訪時提及最多的一句話。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然而，外界對“一帶一路”的錯誤理解不絕于耳，從學理角度思考和論述這一構想變得十分必要。在參加諸多關于“一帶一路”的調研活動后，王義桅寫作了《“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一書。

　　作為國內首部從國際關系角度解讀“一帶一路”的著作，該書全面闡述了“一帶一路”構想面臨的全方位開放、周邊外交等機遇以及地緣、安全、經濟、法律等風險，并為如何推進“一帶一路”提供了思路與方向，出版后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2015年，該書被列入中宣部理論局、中組部干部教育局向黨員干部推薦的第十一批學習書目，并榮獲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15中國好書”獎項；阿拉伯文版、英文版先后亮相開羅書展、倫敦書展，韓文版、繁體版已出版，其他語種版本的翻譯工作正在陸續推進。

　　不僅如此，王義桅還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一帶一路”專題研究課程，讓更多青年學生了解這一倡議。“這一構想開啟了偉大的時代。”王義桅直言，“一帶一路”涉及各種學科，包括宗教、歷史、地理、貿易、政治、軍事等，呼喚理論創新與觀念變革。

　　“智庫時代，要將自己的研究與國家所需緊密結合起來。”可以說，“一帶一路”研究是王義桅智庫研究工作的縮影。第二本專著《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已于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思考超越了“一帶一路”本身，實現了對“西方中心論”歷史觀、“世界是平的”全球化邏輯的超越。除了教學科研工作外，王義桅還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等多家智庫擔任特約研究員。

　　就智庫本身，王義桅也積極思考，發表多篇文章，推介國外智庫建設經驗，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路徑，如《智庫使公共外交更靈巧》《中國夢藍圖呼喚中國智庫大發展》《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首家泛歐洲性智庫的崛起之路》等。他還多次參加中歐智庫圓桌會議等智庫論壇，與智庫學者深入交流、探討，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身為學者，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做好學問，在服務國家、服務社會中講好自己的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今日之中國，業已成為經濟全球化與全球體系的參與者、貢獻者、改革者，中國的改革富有時代擔當、全球使命，我輩要主動承擔起這份重任。”王義桅堅定地表示。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本報記者 周曉菲 本文照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