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開創中國特色倫理學事業

　　2006年初，年近八旬的羅國杰手捧工程《基礎》教材送審稿，滿懷欣喜。 本報記者 郭紅松繪

　　羅國杰教授是當代中國著名倫理學家、哲學家、教育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的集大成者、新中國倫理學事業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他畢生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倫理學理論和社會倫理道德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觀點、理論和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廣泛吸收中國傳統優秀倫理思想和西方優秀倫理思想，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際，探索并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在長達60余載的學習、教學、科研生涯中，羅國杰教授始終恪守理論聯系實際的學術品格，始終追求“修齊治平”的人生價值，積極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踐，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建言獻策、貢獻卓著。他畢生心系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把自己的學術和人生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值得人們學習和銘記。

　　關于倫理學理論研究

　　羅國杰教授創建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不僅對開創和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科體系和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育事業作出了奠基性貢獻，還影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布局，在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產生了深刻影響。

　　關于倫理學基本理論

　　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羅國杰教授對道德的本質和功能做了新的界定。在他看來，道德由現實生活中的經濟關系決定，不同的經濟關系蘊含不同的道德。這就是道德的本質。在現實生活中，道德的基本功能是協調利益關系，而在所有的利益關系中，最根本的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據此，他把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歸結為兩個層面：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問題，并認為利益決定道德還是道德決定利益、個人利益在先還是集體利益在先，體現了性質有別、原則不同的倫理學說和價值觀念。羅國杰教授認為，道德規范體系必須有一個核心原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個原則就是集體主義——強調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辯證統一，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同時，重視和保障個人的正當利益。

　　在此基礎上，羅國杰教授又把倫理學研究對象分為道德活動現象、道德意識現象和道德規范現象，認為只有借助道德實踐，人的內心世界才能和外在的社會道德互動起來。因此，如果說道德的一般本質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社會道德現象，那么道德的特殊本質就是一種“實踐—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由此出發，他概括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體系的三個支點——理論科學、規范科學、理論知識和行動準則相統一的科學。

　　在他看來，學習和研究倫理學，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獲得道德知識，而是塑造和提升道德人格。馬克思主義新德性論也非常重視人的道德品質的提升。循著這個思路，羅國杰教授根據社會實際情況，深入研究了人生觀和價值觀問題，提出了“道德境界說”，對道德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于中國傳統道德

　　羅國杰教授的中國傳統道德研究包含兩個方面：中國古代傳統道德和革命道德。

　　在古代傳統道德方面，羅國杰教授在全面系統梳理中國倫理思想史框架基礎上，總結了中國倫理思想的六個基本特點：（1）與西方相比，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特別重視人倫關系；（2）重視精神境界，認為道德需要是人的一種最高需要；（3）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一種具有民族特點的“愛人”思想，即一定意義上的人本主義精神；（4）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高價值是重“整體精神”、重“公私關系”；（5）從個體道德和群體道德的關系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6）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中國特有的道德思維方式。

　　在革命傳統道德研究上，他指出：“中國革命道德傳統是指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軍隊、一切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所形成的優良道德。”它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新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歷史新時期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古代優良傳統道德的新升華和新飛躍。

　　在其筆耕不輟60余載中，羅國杰教授不僅寫就了大量高質量學術成果，還做了許多非凡的開創性工作——他主編了《中國傳統道德》（七卷本）和《中國革命道德》（七卷本）兩套大型叢書。分上下兩卷、共計120余萬字的《中國倫理思想史》，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成型，因為對部分內容不滿意，這份書稿改了28年，直到2008年才得以首次出版。在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做到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彰顯中國特色，羅國杰教授不僅開了個好頭，也是成功的典范。

　　關于西方倫理學

　　羅國杰教授研究西方倫理思想，一方面為了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豐富他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體系；一方面為了批判西方錯誤思潮，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價值觀。他長期關注社會思潮的變化發展，始終把價值觀研究置于重要地位，始終把批判錯誤思潮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結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西方國家貫以強勢姿態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一些西方倫理學著作，往往大肆宣揚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一些政客更是公開地、明確地提出要把西方價值觀當作“顏色革命”的武器。對此，應當特別警惕。在羅國杰教授看來，盡管有著不同的倫理學理論、道德原則和規范體系，但從根本上講，價值觀念是和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最終只有社會主義價值觀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區別。當前，在新自由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思潮腐蝕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情況下，我們一方面要承認社會價值取向多樣化的客觀事實，一方面又必須具備批判非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一元導向。

　　關于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

　　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這是繼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之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制定的又一個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羅國杰教授參加了1986年《決議》和1996年《決議》的制定。特別是1996年的《決議》，在“集體主義原則入體系”這件事上他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6年5月，羅國杰教授在撰寫的《對幾個重要提法的建議》一文中，對集體主義的要點作了概括：“對集體主義的界定，應強調三個思想：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集體、國家利益相結合；在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原則下，切實保障個人的正當利益，大力發揮個人的能動作用。”他還劃分出集體主義的三個層次：一是無私奉獻，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先公后私；三是顧全大局，熱愛祖國，遵紀守法，誠實勞動，遵守社會主義社會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市民公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道德。這篇文章不僅對集體主義問題做了咨詢建議，也對“思想道德”“個人主義”等提法做了咨詢建議。這些建議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中央采納了羅國杰教授的建議，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之后，加上了“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與原有的“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的幾個部分，共同構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這個體系有一個核心、一個原則、五條規范，涉及三大生活領域，把領導干部和青少年列為重點建設人群。

　　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是一項重要、艱巨、復雜、長期而又緊迫的系統工程，需要堅持不懈，勇于探索，綜合創新。從建設先進文化的要求出發，強調從治國方略的高度推進“以德治國”，把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落實在公民道德建設上，是羅國杰教授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又一個貢獻。

　　1996年，羅國杰教授應邀在中南海做了關于“儒家思想與德治”的報告。后來形成的文字稿收錄在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外歷史問題八人談》中，題為《中國古代儒家思想與政治統治》。在這篇文章中，羅國杰教授歸納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在他看來，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政治。在其中，儒家特別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維護國家安定、保持人際和諧、提高人的素質、完善人類社會的重要力量。他認為儒家思想中這些合理因素，特別是儒家德治思想與社會政治之間特有的關系，對克服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某些消極因素是有幫助的。

　　羅國杰教授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的貢獻，反映了他把學術研究和經世致用緊密結合的治學立場。他把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現實使命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體現了倫理學研究為黨和國家咨政服務的致思取向。

　　關于倫理學教育和倫理學學科發展

　　羅國杰教授是新中國倫理學教育事業的奠基人，是新中國倫理學學科發展的領路人。他組建了新中國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編制了新中國第一個倫理學教學大綱，主編了新中國第一部倫理學教材。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最早建立了倫理學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1979年），博士學位授權點（1984年），國內唯一的倫理學本科專業（1986年），首批博士后流動站（1999年），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倫理學專業培養體系。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領導期間，他主持多門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改工作，對中國人民大學乃至全國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早在20世紀60年代，羅國杰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組建倫理學教研室的時候，就開始匯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道德》，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倫理學教學大綱，寫就了第一份倫理學講義。“文革”后，羅國杰教授和教研室同仁編寫了第一部倫理學內部使用教材《馬克思主義倫理學》（1982年），后來幾經修訂，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基礎上，《倫理學》教材于1989年問世，其教材編寫體系和理論研究體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國內各地自編教材的模本和理論研究的基本框架。羅國杰教授鼓勵和支持各類院校結合實際的辦學特色和學生情況編寫具有各自特色的教材。同時在教材編寫過程中培養出一批專業的研究教學隊伍，使教學體系和學科體系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倫理學教育事業和倫理學學科的發展離不開專業的教學科研隊伍。“文革”后不久，教育部建議在全國綜合性大學哲學系和高等師范院校的政教系開設倫理學課程。羅國杰教授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辦了一個高校倫理學骨干師資培訓班。這個培訓班一共辦了兩屆（1980—1981年，1982—1983年），吸收了當時全國高校的倫理學骨干師資。若干年后，許多學員逐漸成為國內倫理學界的中間力量和領軍人物。

　　通過編寫教材和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羅國杰教授使倫理學專業全面進入國民教育體系，成為影響青少年和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的重要抓手。199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教育部聯合頒布了《關于普通高等學校“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簡稱“98方案”），羅國杰教授主編的《思想道德修養》作為“思想品德課”與《法律基礎》一并列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課程體系，成為每個大學生必修的基礎公共課。2005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聯合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簡稱“05方案”），把《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合并成一門大學公共必修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進一步提高了“思修課”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體系中的地位。“05方案”出臺后，為適應新時期條件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改革的迫切需要，年近八旬的羅國杰教授抱病領銜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并且一做就是1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候，他仍然念念不忘這部教材，不忘在這部教材滋養下的青少年和大學生。

　　羅國杰教授的精神品質

　　羅國杰教授從來不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事業割裂開來區別對待。他在理論上講辯證法，講統一，在生活中、工作中也是“一以貫之”：他的學術立場和政治操守是一致的，他的做人原則和治學準則是一體的。

　　羅國杰教授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修齊治平”的人生價值，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事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事業。他憂國憂民，并把這種心境融入理論，流于筆尖。他心系國家民族，關注社會發展；他始終旗幟鮮明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錯誤思潮，倡導社會主義道德價值；他重視官員道德，呼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以德修身；他更關注青少年和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狀況；他無私奉獻，與夫人張靜賢女士把“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一百萬元獎金捐贈出，成立“羅國杰倫理學教育基金”，支持我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發展、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他治學向善、修齊治平、知行合一的人生情懷和品質，不僅是他個人的精神氣質，更彰顯了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精神品格。

　　（執筆：張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