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強：心中有道手中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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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強（中）與團隊在進行手術。資料圖片

　　“一名優秀的外科大夫要知道什么手術該做，什么時間該做，也要知道什么手術不該做，什么時間不該做。”做了30多年手術的蔡建強深知外科醫生的職責。

　　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是蔡建強最愿意重返的時光。那是他作為住院醫生最忙碌的歲月——愛人是實驗室的科研人員，一家人住在筒子樓，他站在樓道里系著圍裙炒菜，時常是菜剛放進鍋里，醫院就打來了電話，二話不說，趕緊撂下鏟子，關了火，解了圍裙往醫院跑。

　　如此敬業，即便是同行，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蔡建強卻樂此不疲。他說，醫者之心，是從醫者對專業的不懈追求，又是對患者疾苦的感同身受。醫之專、醫之難、醫之疼、醫之美，構成了醫之心。

　　2015年的一個冬日下午，我們采訪了蔡建強。他的語速好似冬陽下的河水，清澈、緩慢，還伴著一點點稍縱即逝的寧靜與燦爛。他邏輯縝密，條理清晰，那些聲音，仿佛一粒生命力極強的種子，落地便生出了根。

　　銀針與柳葉刀

　　位于北京龍潭湖畔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簡稱腫瘤醫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第一家腫瘤專科醫院、亞洲地區最大的腫瘤防治研究中心。

　　早上八點，腫瘤醫院外科樓腹部外科病房的患者們早早在病床上躺好，側起耳朵，似乎在等待著什么。門被輕輕推開，蔡建強率領的團隊，伴著清晨的一縷陽光如約而至。

　　查房是醫生的必修課，幾十年來蔡建強堅持親力親為。在沒有門診和手術的日子里，他總會親自帶隊。即使作為政務繁忙的副院長，他也沒有把這項工作推給別人。即便周末，他也經常會去病房查看，并且要求團隊里的醫生也要這樣做。

　　蔡建強的查房以嚴格出名，醫生和護士沒有不怕他的，因為他問得太仔細，查得太認真，發現問題后“罵”得太兇。他常說，如果一個醫生對病人不負責任，那就失去了做醫生的基本資格。

　　有時，蔡建強會搞突然襲擊。猴年春節前的一個下午，他沒有知會任何人就來到外科樓病房，先在討論室認真翻閱病歷，并不時向管床醫生問這問那。看到寫得不清楚的地方，他眉頭一皺，隨即追問管床醫生。管床醫生早已戰戰兢兢，小心對答。蔡建強絲毫不減嚴厲，告訴他，應該清楚記錄病人情況，不能有絲毫懶惰。

　　隨后，蔡建強環視一周，對所有醫生說：“你們每個人都要這樣，寫病歷最能反映醫生工作的認真程度，這是外科醫生必備的素質！”

　　接著，蔡建強去病房查看病人情況。為了查體時不讓病人受涼，他習慣性地將雙手放在兩側腋下。走到病床前，他一只手拉起病人的手，一只手輕輕地放在病人的額頭，感受體溫是否正常，同時微笑地俯下身問：“今天感覺怎么樣？傷口疼嗎？有沒有什么不舒服？”

　　問完這些，蔡建強又叮囑虛弱的病人不要過早下地活動。他一邊聽管床醫生匯報，一邊彎下腰看引流袋里的液體量，當他覺得管床醫生的回答和自己的檢查結果相符時，就會回身贊許地點點頭。

　　查房結束了，蔡建強輕輕地為病人掖好被角，對病人和家屬說：“別擔心，恢復得不錯，可以回家好好過春節。有什么不舒服的，隨時跟我們說。”然后來到下一張病床。待全部查看完畢，他一邊往門外走，一邊叮囑管床醫生需要注意的事項，還不忘回頭與病人揮手道別。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醫院亦是如此。百姓生病，往往愿意去三甲醫院，不是奔著硬件設備，而是奔著名醫而來。而在腫瘤醫院，蔡建強就是眾多名醫中的一位佼佼者。

　　當初，蔡建強剛從白求恩醫科大學（現為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畢業，被分配到北京。面對同屬協和系統的三家醫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整形外科醫院和腫瘤醫院，他選擇了后者。因為腫瘤更難醫治，他相信自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當時腫瘤醫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因為腹部臟器比較多，他就選擇了腹部外科。

　　在腫瘤醫院腹部外科，蔡建強一待就是三十多年。這樣的抉擇，他從沒后悔過。

　　蔡建強的手，厚實而靈巧，上面的老繭清晰可見。只有仔細辨認，方可看出上面的疤痕，有些是拜常年工作所賜，有些則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與魯迅因父親生病而立志學醫相仿，蔡建強也是因為給媽媽治病，而萌生了當醫生的想法。

　　1968年的冬天，6歲的蔡建強隨父母下放到吉林省磐石縣的農村，雖然這里距離家鄉吉林市并不算遙遠，但城鄉之間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

　　五年的農村生活，蔡建強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一到冬天，他的膝關節就會腫得厲害。而蔡建強的母親不僅患有關節炎，還有腎炎和嚴重的偏頭痛。

　　童年的蔡建強每天早上雞鳴則起，幫父母干活，不知何為懶覺。六七歲時，就會搟餃子皮兒，稍大一點，劈柴、播種、收割、燒飯都不在話下。

　　采訪中，蔡建強繪聲繪色地描述著10歲上下時的自己，如何將木頭從大到小，劈成一條條、一塊塊，碼好堆齊。斧子、鐮刀、菜刀、搟面杖，“十八般兵器”樣樣精通。于是，腿上、胳膊上、手上也留下了很多“紀念”。

　　如今回想起來，蔡建強覺得，這樣的童年經歷，對于外科醫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手上細膩的功夫，就是從那時開始練就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15歲的蔡建強也迎來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轉折。

　　11歲時，蔡建強從農村回到城里，因為年紀偏大，他直接從小學三年級讀起。1977年、1978年，全國恢復中、高考制度。和很多同學一樣，之前幾乎沒怎么學習的他，一下子不知所措。

　　為了考上高中，蔡建強開始發奮。家里沒有學習的地方，他就在廚房里學，挪開熟悉的菜板和碗筷，他把灶臺當書桌，吃住都在這里。廚房僅小窗一扇，白天，他借著照進來的微光看書，晚上12點以后，才和衣而眠。

　　如此一年，蔡建強以全校第三的成績考入省重點中學吉林一中。接下來，像跑馬拉松一樣連續學習了兩年。1980年，他順利考入白求恩醫科大學醫療系。

　　同樣是在15歲，蔡建強已是一名“小中醫”了。因為媽媽的頭痛經常發作，一位會中醫的親戚，經常幫她針灸治療。總是麻煩大夫，媽媽心里有一種不安。

　　蔡建強看到這種情況，就斗膽問大夫阿姨：“我能學針灸嗎？”

　　盡管阿姨和媽媽都充滿疑慮，但蔡建強還是堅定地拿起了銀針，在自己患“關節炎”的關節處開始試驗，經過一個多月，媽媽接受了兒子的請求。就這樣堅持了半年多，他竟把媽媽頑固的偏頭痛治好了。

　　方向盤、聽診器、大馬勺——20世紀80年代，這三樣工具代表著社會上三種讓人艷羨的工作——司機、醫生和廚師。據說，從事這些職業的人永遠餓不著。

　　3個“永遠餓不著”的工作中，蔡建強可以勝任兩個——拿“聽診器”，掂“大馬勺”。

　　原來，利用大學的4個假期，蔡建強在吉林財貿學院學習了廚師面點。憑借醫學專業的解剖知識，他切起肉來游刃有余，并且熟知肌纖維走向，平刀、順刀、頂刀用得很溜。

　　治大國若烹小鮮。在蔡建強眼里，烹飪和手術也有相通之處。后來，經他手切除的腫瘤，小如蠶豆，大如嬰兒頭。他認為，這得益于在烹飪培訓班對手感的訓練。

　　1985年，蔡建強來到腫瘤醫院。這雙手，揮過鐮刀、掂過大勺、捻過銀針，終于操起了柳葉刀。

　　西游與東渡

　　20世紀末21世紀初，蔡建強曾兩次赴國外學習觀摩，一次是“西游”，一次是“東渡”。

　　杜塞爾多夫是德國偉大詩人和思想家海涅的故鄉，海涅大學就是以這座城市最引以為榮的兒子命名的。海涅大學醫學系歷史悠久，可追溯到20世紀初，在德國乃至世界享有盛譽。1994年到1995年，蔡建強在海涅大學血管外科中心參觀學習了一年。

　　彼時，蔡建強已有十年臨床經驗。但是，因為海涅大學的嚴格規定，他在學習期間不能接觸病人，更不能動手做手術。在那里，他只能觀摩。

　　不過，這也讓蔡建強大開眼界了。他還記得第一次看心臟移植手術，“整個過程就像看天書一樣，各種管道系統雖然很復雜，但是井然有序，以前見都沒有見過。”

　　從德國回來后，在科室前輩的支持下，蔡建強與大家共同努力，學習和開展“確保手術安全”的技能，使腫瘤醫院腹部外科的腫瘤治療更加專業化，手術死亡率大大降低，手術治療腹部腫瘤技術逐漸成熟。

　　蔡建強也逐漸樹立了自己對肝臟和消化道方面腫瘤的研究方向。

　　5年后，蔡建強又東渡日本，在著名的熊本大學做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在亞洲，治療消化道腫瘤和肝臟腫瘤，日本是老大。日本是胃癌與肝癌的高發國家，病人比較多，醫生的手術技術也比較成熟。”

　　當時的腫瘤醫院院長和科室領導都非常支持蔡建強去日本學習，希望他能把先進的技術帶回來，加強醫院腹部外科的建設。在熊本大學醫學部第一外科，蔡建強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平岡武久教授等幾位日本著名外科專家，得以親炙這些業界精英，讓他異常興奮。

　　那時，國內的腹腔鏡手術剛起步，而日本則已非常普遍。蔡建強很珍惜近距離觀看手術的機會，他一年時間完整觀摩了600多臺手術。回國之后，他立刻帶領團隊在腫瘤醫院開展系統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2003年，蔡建強團隊提出的“應用解剖分離方法行肝段聯合切除治療肝臟腫瘤”，通過了衛生部的成果鑒定。他們對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臟腫瘤患者采用解剖分離方法進行肝段聯合切除。結果術后無1例發生嚴重并發癥或死亡，還把原來40%左右的并發癥發生率降到了7.54%，療效十分肯定。后來，他們的手術方法被很多醫院廣泛采用。

　　通過分層解剖和去漿膜外組織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了胃腸手術后發生吻合口漏的情況，從而對消化道腫瘤手術建立起安全體系。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術，蔡建強團隊所做的全胃切除有300例左右，無一例死亡。另外，結直腸手術的手術死亡率也是0。

　　“醫生固然不是仙佛，但他必須得有仙佛之心，這也是對醫生的要求和最高評價。”蔡建強說。

　　“蔡主任，在這里我斗膽請您允許我親切地叫您一聲‘爸爸’，是您用精湛的醫術，慈愛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是一位名叫小佳的女孩兒寫給蔡建強的信。

　　10年前，只有12歲的小佳突然被當地醫院診斷為患有肝癌（后經腫瘤醫院診斷為巨大肝臟腺瘤）。將女兒視為珍寶的父母立即帶著她四處求醫，輾轉省內多家醫院，然而得到的結論卻是雪上加霜。

　　“看到省內3家醫院都會診無法手術時，真的像晴天霹靂一樣。媽媽呆滯的目光，親人紅腫的眼圈，憂郁的神情，都讓我鉆心地疼，感覺世界都塌了。”小佳術后回憶說。

　　但是，小佳的父母沒有放棄，幾經輾轉，小佳來到了腫瘤醫院腹部外科的門診。蔡建強清晰地記得小姑娘第一次來門診的情景，“她當時很憔悴，臉色蠟黃，是典型的黃疸表現，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輕。”

　　果不其然，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幾乎占據了整個肝葉，有15厘米左右大小。由于腫瘤過大，壓迫了肝內的膽道，已經引起了較重的黃疸。

　　蔡建強立即決定讓小佳住進病房，進行保肝、營養等對癥治療，決定是否進行手術切除，迫在眉睫。

　　進行手術治療，就意味著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圍的正常肝組織，這對病人的肝功能是一種巨大的打擊。許多腫瘤巨大的患者，尤其是兒童，很有可能會因為術后的肝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因此術前的評估對于肝癌的治療至關重要。蔡建強的團隊不僅為小佳預約了腹部CT、核磁檢查，還認真地為其進行了肝儲備功能檢查。

　　在一沓沓檢查化驗資料前，蔡建強表情凝重，不敢有絲毫疏忽。多年的外科經歷讓他深知，對這么小的患者進行如此大的手術，充滿了風險和挑戰，腫瘤貼近重要的血管，可能稍有不慎就會引起致命的出血，這也可能是之前醫院認為難以手術的原因。

　　最終，蔡建強還是決定為小佳進行手術切除，因為這可能是小佳獲救的最后機會。

　　一切按部就班。

　　入院第4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規則切除術。肝臟不規則切除術是一種肝臟腫瘤的切除方式，采用解剖性分離的方式，切除癌癥病灶及病灶周圍2厘米的正常組織，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肝臟。肝臟不規則切除術需要術者非常熟悉肝臟的解剖，對腫瘤病灶有著精確的評估，唯有如此才能夠順利地進行切除，并將患者術中出血降為平常的1/10。

　　手術從早上8點開始，下午3點結束。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時，蔡建強囑咐大夫，把小佳背后的腹帶要打平整，然后把她身上的消毒液擦干凈。原來大家都注意正面腹帶擺平了，沒有注意背面的腹帶。

　　成功的背后，蔡建強的團隊經歷了重重艱難——首先，兒童的身體較小，而腫瘤病灶卻顯得碩大，這大大增加了手術難度。每個動作，每次暴露病灶都需要更加精確和小心。

　　其次，手術的最大難點是腫瘤貼近身體重要的血管，這讓切除變得如履薄冰。“當時真是全神貫注，不敢有一點馬虎，就當時的手術條件而言，也許一不留神就會導致整個手術的失敗，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后怕。”作為助手的畢新宇醫生，對那次手術記憶猶新。

　　手術完畢，術后的恢復成了最后的挑戰。肝癌術后一般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肝功能異常，小佳也不例外。蔡建強親自在床旁向小佳父母進行了耐心的講解和勸慰，并密切關注著小佳的恢復。

　　在腹部外科醫護人員的精心呵護下，小佳的身體迅速恢復正常。如今，10年過去了，小佳已經成為一個大姑娘，還會時常問候當年的救命恩人蔡建強及其團隊。

　　團隊與家庭

　　“團隊建設是疾病達到最佳治療效果的前提。”蔡建強很少說自己，他總把“團隊建設”掛在嘴邊。

　　“沒有優秀的個人，只有優秀的團隊。”蔡建強經常對團隊成員這樣說，而這些他熬制的“心靈雞湯”，可都是真材實料，肺腑之言。治療腫瘤要規范、微創、個體化。他認為，規范就是“多學科長時間高層次積累的經驗”，這里沒有多少創新可言，有的只是經驗。這樣可以保證治療不會偏移，不會出錯。

　　“微創”如今是腫瘤治療的一個高頻詞。蔡建強說，很多人把微創理解偏了，微創并不是指腹腔鏡手術，也不是指手術傷口小。他把微創上升為一種理念，要貫穿在治療的全過程，“包括吃藥、打針，都含有微創的概念”，所謂微創，就是以最小損傷換取最佳治療。

　　另外，治療要達到相對的個體精準，也就是個體化治療。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術前仔細評估患者情況，包括合并癥，比如糖尿病、高血壓、肺炎、腎病等，需要充分考慮各種疾病與手術之間的相互影響。

　　除了以上的三條治療原則，蔡建強常和團隊成員說起五字訣——穩、準、輕、快、狠。

　　“穩”，就像將軍對戰場的全局掌控，要胸有成竹，醫生對疾病要有駕馭能力，穩扎穩打，手術前要對病情一清二楚，才能處置不慌。

　　“準”，就是精準，要有完善的評估體系，即手術做多大？采用哪種術式？手術中既不能破壞其他器官，亦不能增加任何副損傷。

　　“輕”，就是“要用心中的刀左右手中的刀”，盡可能避免在手術中碰到腫瘤，即“善待”腫瘤組織。“拿手去摸和拿器械去摸不一樣，腫瘤也需要‘安慰’，它的生物學活性決定腫瘤不能過多擠壓。”輕，還貫穿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給病人查體要輕、手術室中的器械也要輕拿輕放。

　　“快”，在治療過程中盡可能地縮短時間，將快速康復（fast track surgery）的理念應用到腫瘤外科。縮短檢查、治療和出院時間，使病人盡早地恢復生活，回到社會中。

　　“狠”，永遠要記住根治，不能姑息。保留器官功能和腫瘤切除均要兼顧，如果操作僅在一定范圍內，沒把腫瘤的活性區域拿掉，那么保護了器官功能，患者預后就會受到影響，決不能單純為了保留器官功能而減少病人的壽命，換言之，要在保證腫瘤組織根治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地保留器官功能。“寧多一道傷疤，不多一塊墓碑。”蔡建強常說。

　　在蔡建強看來，腫瘤治療不是單打獨斗，外科只是其中一個環節，要有多學科綜合治療（MDT）的理念。每周四，醫院病理科、影像科、內科、放療科和外科醫生都會有一次會診，通過討論，來為患者決定最為合適的治療方案。

　　韓玥醫生說，蔡建強經常提醒大家，“外科大夫應該知道，手術只是在腫瘤治療的一個階段是主要方式，腫瘤的治療往往需要多學科的通力合作。”

　　在腹部外科醫生們的眼里，蔡建強嚴厲，甚至不茍言笑。其實，他在生活中有情有義。每年，他都會請團隊成員和家屬一起吃飯。餐桌上，他會給每位家屬敬酒，請大家理解醫生平日的忙碌。“這時候，所有人就像一家人一樣。”李智宇醫生說。

　　在羽毛球場上，蔡建強還是運動健將。雖然已經50歲有余，他與年輕小伙兒單打，可以兩個小時不下場。對待打球，他也像對待工作一樣認真。因為他知道，外科醫生需要有良好的體魄才能勝任復雜的手術和應對突發事件。成功搶救一個病人有時需要十幾個小時甚至一個月。

　　在蔡建強那里，醫生們可以學到書上沒有的知識。有一次，一位患者得了腸梗阻，在別的醫院已經要做手術了，手術前來他這里再瞧瞧。他拿起聽診器，放在患者肚子上，聽了一會兒腸鳴音，就說：“不用做手術”。他讓病人躺在床上，他給揉了幾十分鐘的肚子，腸梗阻完全緩解，病人免于開刀之苦。像這樣，讓蔡建強給揉好的患者還有好幾個。年輕的醫生們都很佩服，因為這種能力不僅書上沒有教，現實當中也很少有人會。

　　“每個人的發展也是團隊的發展。”張業繁醫生說，蔡建強經常鼓勵大家發表論文，監督大家學習，給每個人發展提供機會。

　　蔡建強把大量時間都花在給病人治病和建設團隊上。他留給自己和家人的時間太少了。

　　“你也不嫌累。”“年輕人要培養。”這是蔡建強夫妻之間的對話。

　　“一年到頭，他在家的時間不到一半。自從當了副院長，他每個除夕都是在醫院過的。”說起蔡建強，妻子包雅琳不免有些埋怨。

　　去年，女兒從國外回來，妻子讓蔡建強休假以便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但他卻說自己從來沒休過假，只能利用周末時間旅游。最終，拗不過女兒，蔡建強休息了三天，一家人出去玩兒了一趟。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包雅琳記得，2015年北京最冷的那個周末，醫院的水管爆了，蔡建強連夜跑過去指揮搶修。“年輕時也這樣，哪個病人出了問題，一個電話就給叫走了。”

　　時光仿佛回溯到20多年前，住在筒子樓的蔡建強還在用公用電話。鄰居們都知道很多電話都是找他的，只要是病人有事，他會毫不猶豫地趕往病房，夜深了就干脆住在病房里。

　　平時，家里安排好周末踏青、休閑等，蔡建強常常變卦。盡管如此，女兒依然很崇拜他，“他已經很久沒有時間施展廚藝了，和他在一起，很多事都是未知的。”

　　當生命之河流向中年的寧靜深沉，蔡建強“回歸平平常常、簡簡單單”，因為這就是真正的醫者人生。所以，與20年前的“時刻準備著”相比，“時刻在路上”更能符合此時蔡建強的心情——但“在路上”也意味著永不停歇、永無止境，也唯有如此，方能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