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史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計劃總體執行情況：本課題原計劃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2011年10月至2014年10月），撰寫東方各地區文化史（南亞文化史、東南亞文化史、西亞北非文化史、東北亞文化史）；第二階段（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在地區文化史的基礎上整合成一部東方文化史。目前，各子課題（按地區文化史劃分）的進度很不平衡：

東南亞文化史子課題進展最快，古代部分由于基礎較好，已經提前完成，并在不斷補充和完善，近現代部分也已初具眉目。但近現代部分的完成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

南亞文化史子課題，由于子課題負責人薛克翹教授臨時接受國家領導人委派完成的項目，致使古代部分今年年底才能完成，近現代部分將于2016年年底完成。

東北亞文化史子課題，已經基本完成國別文化史的寫作，但整合工作因為子課題負責人李強教授突發重病，不得不退出并換人，以致整合工作的完成至少要推遲至2016年年底。

西亞北非文化史子課題，由于涉及國家較多, 子課題成員較多，進展也不平衡。目前雖已完成30.8萬字，但還不到原計劃的一半。預計完成時間要推遲至2016年年底。

還有一個概論子課題，已經撰寫10萬字，剩余部分（20萬字）須等其他子課題完成后才能進行整合和概括。

鑒于以上情況，東方文化史原計劃的第一階段，即原計劃地區文化史的撰寫的完成時間（2014年10月），要推遲至2016年10月。而最后成果的完成，即原計劃的第二個階段任務，東方文化史的整合完成時間要延期2年，即到2018年的10月。

2調研和學術交流：由于經費緊張，多數子課題成員盡量利用去國外開會、工作或訪問的機會搞調研和文獻資料收集整理。目前古代部分的資料雖然相對較多，但由于經費所限，無法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實地調研。近現代部分資料尚需進一步搜集。

學術會議：本課題每半年組織一次子課題負責人研討會，就地區文化史撰寫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如體例問題、歷史分期問題、殖民統治的評價問題等）組織研討會，各子課題也經常單獨組織小型研討會。2015年6月6日至8日我課題組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題為“東方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來自美國、德國、英國、奧地利、比利時、斯洛文尼亞、埃及、南非、尼日利亞、日本、伊朗等18個國家百余位學者和嘉賓出席了會議。發表論文68篇。學者們從政治、經濟、宗教、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民俗的多個視角，圍繞東方文化的價值觀、東方文化的傳統、東方文化對人類文化的貢獻、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對話、21世紀東方文化的走向和趨勢、文化交流的特點和規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會議既有樓宇烈、安樂哲、劉夢溪和嚴紹璗等老一輩東方學家的精彩演講，也有中青年后起之秀的獨到分析。這次會議對本課題的進一步推進，特別是對課題組成員在學術理論層面的提高有很重要的積極作用。

國際合作方面，我們采用的方式主要有：1）舉辦國際會議，例如上述大型的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就是與新加坡炎黃國際文化協會聯合主辦的，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會議都達到了國際水準。2）吸收國外學者參加課題研究，例如西亞北非子課題便吸收了土耳其學者艾登撰寫土耳其文學現代部分的章節。3）走出去向國外學者請教。例如東南亞子課題負責人賀圣達在印度尼西亞考察期間便組織座談，和印度尼西亞的當地學者共同討論印度尼西亞文化的特點。

3成果宣傳推介：我課題做到了每半年及時報送一次工作簡報，如實報告課題的進度、成果、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的計劃。并經常向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目前至少有3篇被采用：1）《何謂“赫梯學”？》（李政，2013年4月）；2）《東方的發現與東方文化復興 ——從泰戈爾到莫言》（侯傳文、王汝良，2014年07月22日）；3）《稻米之路：中國與東南亞稻作業的起源和發展》（賀圣達，2014年07月22日）。此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3日對我課題進行了專題報道，題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方文化史”進展順利》和《21世紀東方文化將再度輝煌》。此外，我課題組成員還在《東方論壇》2013年第5期發表了22篇論文，集中宣傳了我們課題組的部分中期成果。

二、 研究成果情況

本課題2013年7月以來的代表性成果簡介如下：

1．李政：“論赫梯文明的創造者”，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第89-96 頁。

論文的基本內容：論文闡釋了赫梯文明的基本概念和學術界對其特點的認識。通過考察其他民族在赫梯國家的活動和赫梯國王對待異族他鄉各類人才的態度以及實施的吸收人才的政策，探討了印歐赫梯人和生活在赫梯的哈梯人，美索不達米亞人，胡里特人，魯維人和帕萊克人在赫梯文明起源和創造過程中的活動和可能的作用。

論文的主要觀點：印歐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創造者，國內外古代史學界至今未曾質疑這一觀點，它似乎是一個既古老又沒有任何新意的課題。事實是，史學界簡單一味突出了印歐赫梯人的作用，掩蓋了在赫梯王國的諸如哈梯人，美索不達米亞人等在赫梯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的參與和貢獻。從赫梯國王對周邊民族專門人才的引進和對他們的態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來文化成分已不難看出，印歐赫梯人認識到他們所處的文明發展狀況，認識到其他民族或者國家的人才和參與能夠對赫梯王國的發展做出貢獻。所以，對內，他們容納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對外，他們不斷引進需要的各門類的專門人材，如書吏，祭司，醫生和雕工等等，使他們在赫梯王國的發展中充分發揮所長，并通過他們加快了赫梯文明的創造和發展。因此，那些在赫梯王國的哈梯人，魯維人，帕萊克人，胡里特人，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參與和貢獻表明了他們也是赫梯文明創造者中的一支力量，赫梯文明的創造不能簡單地歸功于印歐赫梯人，應當把印歐赫梯人看作是其中的主體，而不是這個文明唯一的創造者。

論文的學術價值：本論文雖然研究和揭示了赫梯文明創造者的問題，這個個案研究對于全面探究古代各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中的創造者問題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對于思考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歷史道路和古代文明多樣性的歷史考察具有更重要的學術價值。

2. 薛克翹：《摩訶迦羅考》（《南亞研究》2013年3期），摩訶迦羅意譯大黑天，是印度密教神，自唐代隨佛教傳入中國后，在中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在漢地、西藏、內蒙和云南等地都受到崇拜。本文考證了摩訶迦羅的印度教起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并對摩訶迦羅在我國各民族間的流傳和崇拜情況作了梳理和介紹，認為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具體事例。

3.薛克翹：《摩利支天——從印度神到中國神》（《東方論壇》2013年第5期），本文考察了摩利支天的印度教來源，以及其傳入中國的過程。摩利支天不僅成為中國佛教的神明之一，而且還進入道教，成為道教諸神之一。摩利支天不僅在中國古代具有較大影響，而且當前在互聯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對摩利支天的考證具有學術意義，說明該神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具體事項。

4.賀圣達：《稻米之路：中國與東南亞稻作業的起源和發展》（《東方論壇》，2013年第5期），運用大量中外文獻資料包括考古資料，論證了人工水稻栽培起源于中國南方，并且勾畫出水稻栽培從中國南方傳播到東南亞的路線，同時，反駁了國內外一些學者關于人工水稻栽培起源于東南亞的觀點；已被全國哲學和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納入2011年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東方文化史》研究成果。

5.賀圣達：《東南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性與多樣性》（《東南亞南亞研究》，2014年第4期）該文論述東南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性與多樣性的關系，認為東南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性和多樣性經歷了復雜的歷史變遷。就總體上而言，東南亞可以說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文化上有著重大差異的一個地區。把東南亞作為一個對象進行研究，與東南亞文化在歷史上是否就一直是一個整體是不是同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文化多樣性非常突出的地區，東南亞歷史的整體性也不等于文化的整體性。該文對國外幾著名位著名東南亞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約翰?卡迪《東南亞歷史發展》的觀點不足以為東南亞歷史與文化整體性立論，而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對東南亞文化整體性的看法，過分強調東南亞某些方面的所謂“文化特質”，從強調東南亞的一些文化特質著眼而把東南亞視為一個文化上的整體，也不無偏頗。

6. 陳崗龍：《論游牧文明在東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內蒙古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CSSCI來源期刊）本文主要討論了游牧文明在東方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反思了游牧文明歷史的研究，人類自身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化促使歷史研究從以往的文明之間差異的研究轉向文明之間聯系的研究，互動的世界體系的研究成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其次，提出了“游牧文明帶”的概念，在東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個歷史時期游牧文明帶起到了傳播文化和鏈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再次，歷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創造出各自豐富多彩的文明成果。文章強調，看待游牧民族創造的文化一定要從游牧文明自身的環境和條件去考量其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比例和關系。因為遷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創造的物質文化沒有定居文明豐富并保存下來，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豐富多彩，是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充分認識和開發的領域。

7. 侯傳文：《東方的發現與東方文化復興——從泰戈爾到莫言》（《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4/12/1）從東方的發現、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東方文化的復興三個方面論述東方諾貝爾文學現象。從1901年至今，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從泰戈爾到莫言，已經有十多位東方作家贏得這項桂冠。東方諾貝爾文學現象體現了東方文學的百年發展歷程，也折射出東方文化的歷史命運。100年前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西方人有機會發現東方。20世紀后期以來，先后有十幾位東方作家獲獎，體現了西方人對東方的主動發現和對東方文化的不斷接受。東方諾貝爾文學現象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義，獲獎的東方作家大多具有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在創作和演講中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東方文化元素。同時，東方諾貝爾文學現象是東方文化百年發展歷程的縮影，也是東方文化復興的標志之一。該論文不僅將東方諾貝爾文學現象作為東方文化被西方發現的標志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而且作為東方文化復興的標志，進而認為，獲獎的東方作家都是在繼承本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的基礎上，汲取西方文化營養，借鑒西方文學技巧，創作出既超越民族傳統文學，又超越西方文學的杰出作品。這樣的作品是新的文化創造力的體現，屬于東方文化新成就，體現出東方文化復興的真諦。從而解決了學術界長期困惑的“東方文化復興”復興什么、怎樣復興的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