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志柱:《寶文堂書目》中話本小說的認定

《寶文堂書目》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直接關涉到諸多話本小說及其本事來源研究、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等。孫楷第、譚正璧先生篳路藍縷，曾進行了富有智慧的草創性工作，認定話本小說112種，“現在尚存的”53種、“現已不知存佚而見于他書或內容可考的”33種、“存佚和內容都不可考的”26種。后世研究大抵沒有超出這個范圍。在《稗家粹編》等相關資料出現后，實有必要對《寶文堂書目》中著錄的話本小說進行重新認定。

認定問題的提出

由于《寶文堂書目》“編次無法，類目叢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小說歸入“子雜”類，但“子雜”中，既有《世說新語》等筆記小說和《水滸傳》、《快嘴李翠蓮》等通俗小說，也有《柬牘大全》、《古文法則》之類書籍，還雜有《風月錦囊》、《狐白裘》等一些戲曲和唱本。與此同時，其他門類亦間或載錄小說。但是，學界只要發現有現存話本作品與之相似，就往往直接指認為被《寶文堂書目》著錄。如鶯鶯故事，現有唐傳奇崔鶯鶯、張生故事，明李鶯鶯、張浩故事，前者是傳奇，后者是話本，但孫楷第將《寶文堂書目》著錄的《鶯鶯傳》指認為話本《宿香亭張浩遇鶯鶯》，恐怕也是此種心態。《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孔淑芳記》和《杜麗娘記》，現在普遍被認為，前者是《熊龍峰小說四種》中的《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后者是何大掄本《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卷九的《杜麗娘慕色還魂》和余公仁本《燕居筆記》卷八的《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并且一直將它們作為話本小說看待。2004年晚出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將《杜麗娘記》和《孔淑芳記》直接收在“白話卷”。

事實上，萬歷二十二年（1594）胡文煥序刻本《稗家粹編》收錄了《孔淑芳記》、《杜麗娘記》，但它們都是傳奇體小說。那么，《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孔淑芳記》、《杜麗娘記》，是傳奇體還是話本體，需要作出回答。

話本小說認定的程序

學界現從后世僅存的小說作品及題目判斷其是否為小說，多少顯得無奈和尷尬。筆者認為，對著錄小說的認定，至少需要三個步驟：一是從題目及后世存在的小說作品判斷其是否為小說，二是確認為小說后再確認是話本體還是傳奇體，三是若話本體或傳奇體有兩種以上，再予以區分。

今所見柳耆卿故事，有《清平山堂話本》的《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何本《燕居筆記》卷一○下層的《柳耆卿玩江樓記》，余本《燕居筆記》卷七《玩江樓記》，《萬錦情林》卷一《玩江樓記》，但它們實為一種。學界普遍認為，《柳耆卿記》就是《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小說，是話本《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的簡稱。此種說法有待考證。說《柳耆卿記》是簡稱，沒有版本依據。《清平山堂話本》版心上簡題為《江樓記》；馮夢龍《喻世明言敘》：“《玩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說的也是《玩江樓》，而非《柳耆卿記》。筆者設想，《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柳耆卿記》可能是類似羅燁《醉翁談錄》卷二丙集《花衢實錄》之《柳屯田耆卿》故事的總名，包含《耆卿譏張生戀妓》、《三妓挾歧（似應作耆）作詞》、《柳耆卿以詞答妓名朱玉》等。因《柳耆卿以詞答妓名朱玉》篇后有闕文，無法完全確認《柳屯田耆卿》的內容。《寶文堂書目》另著錄《柳耆卿斷芳蘭菊》，但內容不詳。

學界普遍認為，《寶文堂書目》中的《李亞仙記》為話本無疑。《李亞仙記》與唐傳奇《李娃傳》同源。既然《寶文堂書目》已經著錄《李娃傳》，筆者姑且認同《李亞仙記》為話本小說，但關于李亞仙的故事，至少今存三種版本：《醉翁談錄》癸集卷一收錄的《李亞仙不負鄭元和》，系話本體小說；萬歷刊本《小說傳奇》收錄的《李亞仙記》，系話本體小說；《燕居筆記》（余本卷七，林本卷五）收錄的《鄭元和嫖遇李亞仙記》，系傳奇體小說。經查驗，三種文字不同，出入較大，應為三種不同版本。《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李亞仙記》是何版本，需要治學者深入考究。

話本小說認定的學術意義

《李亞仙記》的著錄暫時沒有學術探討意義，但《杜麗娘記》和《孔淑芳記》卻存在這種意義，不容忽視。

由于直接認定，很多必要的學理論證幾乎缺失，需要重新進行。學界普遍認為，《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就是《寶文堂書目》所著錄的《孔淑芳記》，源于兩點：一是題目相近，二是現存《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而《孔淑芳記》缺失。在分析《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時，有兩段話被學界引用較多。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熙朝樂事》：“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馮夢龍《古今小說敘》：“然如《玩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細究之，卻有問題。《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明言是“弘治年間”發生的故事，無疑是明人所作。若《雙魚扇墜記》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是同書，那么《西湖游覽志馀》認為《雙魚扇墜記》是明本，田汝成所論極是；馮夢龍認為它是宋元舊遺，應誤。然而，《雙魚扇墜記》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并非同書，更有可能。因為《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在書眉上簡稱《孔淑芳小說》、《孔淑芳傳》，而不是《雙魚扇墜記》。馮夢龍的判定也應有其理由，不會注意不到小說開頭“弘治年間”四個字，且馮文作《雙魚墜記》，無“扇”字。筆者因之認為，《雙魚扇墜記》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不是同書。另外，《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刊刻者熊龍峰所刊書籍，現尚見《重刊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天妃濟世出身傳》。而《西廂記》刊于萬歷二十年，《天妃濟世出身傳》約在萬歷三十三年之后，現往往據此推斷《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為萬歷刻本。既是萬歷刻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成書就可能在萬歷年間，《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就可能不被《寶文堂書目》著錄（著錄下限為1560年）。

作為一部文言選集，《稗家粹編》忠于原著，《孔淑芳記》改名的可能性很小，《稗家粹編》所收《孔淑芳記》應是原名。在同一邏輯層面上，與其相信與標題相差較大的話本體《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是《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孔淑芳記》，不如相信題目一致的傳奇體《孔淑芳記》。《杜麗娘記》的境況也類似。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完全是在改寫《孔淑芳記》，但邏輯沒有《孔淑芳記》縝密，行文也欠流暢。《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成書較粗糙，在《幽怪傳疑》和《孔淑芳記》框架上，對《牡丹燈記》和《滕穆醉游聚景園記》進行因襲改寫拼湊而成。考察《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對《孔淑芳記》和《牡丹燈記》、《滕穆醉游聚景園記》的因襲改寫，可見因改編思路受牽制而出現有違常理、有違情境等創作紕漏。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和《孔淑芳記》的關系，與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和《杜麗娘記》的關系如出一轍，對《牡丹亭》藍本問題的探討，無疑具有重要參照意義。

有學者認為，“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確實存在粗糙、混亂之處，但這正是話本未加精雕細琢的原生態表現，尤其是《杜麗娘記》中不亂不誤而話本中明顯亂誤之處，不應該是話本‘改編者’藝術水平不高所致，合理的解釋應是：話本產生在前，本來面目如此，后來的《杜麗娘記》修正了話本中的明顯錯訛。”這實際上是“后來居上”、“后出轉精”慣性思維影響。今天所見宋元明話本中，《杜麗娘慕色還魂》疏失之多，恐怕無出其右。但對于一個具有創作能力的人來講，頻頻致誤，用思路受到牽制和影響來解釋，似乎更合理。所以，話本體《杜麗娘慕色還魂》的疏失也應是改編者水平和藝術素養造成的，即使是“易正為誤”、“易雅為俗”，也是改編者的責任。即使以馮夢龍之才，改編之時仍然出現知識錯誤，也只能以創作疏失來解釋。若研究中過于依賴直接認定，一旦對話本小說的認定質疑，勢必引起原有研究的震蕩甚至顛覆。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資料《稗家粹編》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負責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