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以下簡稱《文庫》)共接受申報440項,經過專家評審、社會公示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共有20個學科、59項成果入選。2014年《文庫》申報數量與入選數量略高于2013年,入選成果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和開拓性,代表了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沿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這批研究成果已于2015年5月全部出版。總的看,2014年《文庫》入選作品呈現出傳統優勢學科入選成果多、科研力量較強省份與部門入選成果多、重點高校入選成果多等特點。這些特點表明,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入選科研成果的多寡,與其學科優勢和專家學者的優勢成因果關系,而學科優勢及相關聯專家學者的優勢,則是靠他們鍥而不舍的努力和長期積累的底蘊才形成的。
這些重要的創新成果大致分成四個板塊。
1.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學、法學等幾個學科門類看,成果體現了前沿性與追溯性的結合、理論性與實踐性的兼顧,體現了對理論自信的追求與道路自信的探討。就追溯性和前沿性而言,既有《重新發現馬克思:柏林墻倒塌后德國馬克思主義發展趨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別研究,又有《“一國兩制”臺灣模式》對“一國兩制”的具體問題研究,還有《理性、自由與實踐批判: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與歷史理念的動力結構》對康德、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歷史理念進行的探索和解讀;既有《〈法禮篇〉的道德詩學》對柏拉圖《理想國》姊妹篇的系統挖掘,又有《近年出土黃老思想文獻研究》對黃老道家極具操作性政治思想的考證,還有《法制“鏤之金石”傳統與明清碑禁體系》對法律嚴肅性、永恒性及對當時社會秩序、法律秩序的內在功能的揭示。
尤其是《重新發現馬克思:柏林墻倒塌后德國馬克思主義發展趨向》的成果顯示:柏林墻倒塌以后,德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并未完全沉寂,相反還比較活躍,涌現出許多新思想、新觀念,甚至出現了“馬克思思想復興”、“馬克思熱”等積極現象,但也有陷入“有閱讀、有研究、無信仰”的危險境地的趨向,這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在馬克思、恩格斯故鄉尋找科學社會主義更深邃的東西,另一方面也表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尚缺乏統一的概念和系統完整的理論框架。《理性、自由與實踐批判: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與歷史理念的動力結構》的成果,以理念世界與現象世界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與歷史理念的動力結構作為穩定的解釋框架和透視視角,挖掘了馬克思資本批判、世界歷史理論與人類解放(自由個性)三者相互統一的內在邏輯,總結出了一個由現存世界與未來世界、歷史觀點與階級觀點、形式自由與實質自由的內在緊張等所構成的具有多重張力的新鮮的馬克思歷史理論。這對于我們今天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建設服務型政府與完善地方公共服務體系》的成果,則認為政府、社會和市場始終是公共服務供給的三大主體,而市場化、民營化與社會化必然是地方公共服務體系變革的總趨勢,應據此設計地方政府自覺主導供給、社會自主供給和市場自發供給三種模式相結合的協同下參與型公共服務體系。
2.從經濟學、管理學、國際問題研究等學科看,成果體現了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的兼顧,體現了對中國道路的理論概括與未來發展的科學設計。從宏觀看,《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及其理論啟示》提出的中國經濟發展包括了基本制度、經濟體制、發展道路、轉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個方面的豐富內容,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主要經驗是目標與過程的統一、整體協調與局部推動的統一、由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統一、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統一、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統一、發展改革與穩定的統一以及雙軌過渡等。《經濟增長質量的邏輯》則認為:長期以來,我們更關注經濟增長的數量問題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以致出現了“高數量、低質量、低效益”的嚴重偏向,或“有增長無發展”的負面效應。在理論邏輯方面,主要研究了質量型經濟增長中的政府行為、企業行為及消費者行為。在實踐邏輯方面,明確了經濟增長質量的終極價值判斷和現實價值判斷,提出了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型所要求的戰略轉型、路徑轉型及政策轉型的對策,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和著力點。
在中觀層面或微觀層面,《中國財政分權、地方政府行為與經濟增長》以地方政府行為為核心,以財政分權和經濟增長為主線,刻畫了財政分權及其制度安排對地方政府的利益動機、目標定位和行為選擇進而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內在邏輯機理。《當代中國農業生產組織現代化研究》則從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出發,借助生物學的“共生”理論與物理學中的“網絡”概念,描繪了“單一化—多元化—網絡化”的歷史軌道,構建了認識當代農業組織現代化的一個理論框架,并提出了當代中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發展戰略的重點是“構建農業、農村網絡化組織群”。《西部大開發中區域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則提出了西部承接產業轉移及其升級的“主導型企業、成長型產業、戰略型新興產業多元并存的產業組合策略”。《從數量型到質量型人口紅利:勞動力素質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則著重研究了中國高級技術工人嚴重不足、東西部勞動力素質較大差異從而影響中國產業升級的速度等問題及其對策。
3.從歷史學研究方面看,成果體現了古代與近代的結合、中國與外國的兼顧,體現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和對我國作為大國戰略地位的系統研究。如中國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西南酋邦社會與中國早期文明:西南夷政治與文化的演進》、《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明清歇家研究》、《清代中緬關系》、《中國近代商會通史》、《近代中國宗教文化史研究》等。少數民族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西藏考古與西藏文明》,外國史方面有關于美國的兩項成果和關于猶太史研究的一項成果。《西南酋邦社會與中國早期文明:西南夷政治與文化的演進》首次提出西南夷地區的青銅時代是酋邦時代而非國家與文明時代的嶄新觀點,首次建立了西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的分區結構與發展序列。《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提出三衙管軍制度的確立,對內適應了“先軍而后國”、“以兵立國”、“國依兵而立”的時代政治大背景,不僅解決了中唐以降的藩鎮割據問題,也使得禁軍由五代時期最能威脅皇權的“腹心之患”,轉化為宋代維護統治的最為重要的支柱。《明清歇家研究》打開了明清史研究的一扇新的窗戶,透過這個窗戶重新審視了明清商業貿易制度變革、稅關制度變革、州縣賦役制度變革、包場制度變革的部分內容和相關問題。《清代中緬關系》的研究認為把清朝與亞洲周邊國家的政治關系稱之為“朝貢—封賜”或簡稱為“封貢”關系更為合適。其中清朝與朝鮮、琉球、越南等漢字文化圈朝貢國的封貢關系更接近于現代意義上的宗藩關系,而與暹羅、緬甸等非漢字文化圈朝貢國的關系則更接近一般意義上的封貢關系。《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則分晚清、北洋、南京國民政府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四個階段梳理挖掘了我國商會變遷的歷史,對今天的商會發展與市場經濟之完善不無裨益。
關于美國問題的兩項研究成果,值得關注:《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認為,從1913年到1945年,美國從一個影響力局限于西半球和東亞的地區性大國成長為超級大國,其霸權的形成與其對外文化輸出有關,包括威爾遜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觀念、以工業文化和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大眾文化以及自由平等價值觀等。21世紀初期,崛起的中國應該扮演何種國際角色、塑造什么樣的國家形象以及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和現存國際秩序的關系,引人深思。《美國人才吸引戰略與政策史研究》是一項比較厚重的科研成果。成果使用了統計數字:在全美博士后研究人員中,外籍比例從1982年的38%上升到2002年的59%;在1998—200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美國人中,1/3是在外國出生的;在美就業的所有博士學位獲得者中,50%出生在國外。研究者從中得出結論:這種持續不斷的科技移民潮,不僅為美國節省了數百億美元的撫養與教育經費,而且這些移民(人才)都是在最具有創造性的年齡段進入美國的,因而對美國的科技、國防、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4.從文學、藝術學等研究方面看,成果體現了文本研究與心理學、語言學研究的結合,感性描述與理性分析的兼顧,體現了對內外兼修、術道共享目標的追求。在《近代中國宗教文化史研究》中,研究者提出“宗教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是宗教的靈魂”的見解,從而認為近代中國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體系,也是一種文化體系。其作用在于使那些一味排斥宗教的人們認識到,宗教也是關系到國家民族文化發展的理念問題;也使那些過于重視宗教而忽視文化的人們認識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教育形式、一種生長在歷史傳承與時代土壤中的文化形態。《文學道德論》的研究認為:很多文學作品的道德取向存在問題,很多文學批評缺乏應有的道德堅持,而文學的道德屬性是文學隨時在場的屬性,它規定著文學的主體乃至全部。《中國審美文化焦點問題研究》則涵攝中國審美哲學之形而上思辨與文藝創作之形而下實踐之間的廣闊領域,兼顧了學界爭論不休的焦點與學界忽視之盲點,集中論述了中國美學“道法自然”的邏輯起點與“意境闡釋”的情系終端。《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認為:周初的制禮作樂是穩固西周貴族統治而進行的政治文化改革,也是文明自身發展的必然進程。《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梳理了王國維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獨特內涵的詞學范疇,并對王國維詞學的境界、有我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范疇,提出了新穎見解。《魯迅與俄國》則披露了魯迅在喜歡托洛茨基之后又遠離了托洛茨基,欣賞列寧的思想而在本質上又是非列寧主義的。魯迅的左轉不是被強制的結果,而是自愿的選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經驗、困局與出路》則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為指導,結合時代要求和現實的文藝實踐,提出文化詩學的理論構想,力圖把所謂“內部批評”與“外部批評”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文學理論的新路。
《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論稿》認為,后現代主義的積極影響在于它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在于它主張差異性和非同一性。其消極影響在于它對宏大敘事的徹底否定和消解,誘發了國內文藝與文論的感官主義消極傾向。《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反虛無主義文學研究》表明,文學上的虛無主義及反虛無主義之爭,說到底折射的其實都是俄國社會思潮中兩條道路的斗爭,虛無主義不可取,但政治過于干預文學,也會造成文學本身的衰亡。《中國西藏佛教寺院儀式音樂研究》擺脫了以往單純研究西藏佛教寺院音樂的模式,把寺院音樂的歷史、形態和信仰方面的研究與寺院的佛事活動(儀式)進行整體的研究,詮釋了西藏佛教音樂在佛法修煉中體現的功德性、有效性,賦予其宗教文化以社會文化意義。
綜觀2014年《文庫》入選作品,凝聚著專家學者的心血,沉淀著學術團隊的智慧,實屬來之不易。課題負責人及其團隊都是在國內相關領域很有造詣和影響的專家學者,其成果的創新程度、規范程度及其可轉化程度都是出類拔萃的,顯示出厚重的學術分量和力量價值。
(作者為中國出版研究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