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破除經濟學的計量實證拜物教

當前，中國經濟學教研中盛行著一股計量實證拜物教的潮流，這可從各高校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計、選課狀況和主流經濟學刊物所登論文中窺見一斑：沒有計量分析的經濟學論文根本難以發表在那些權威經濟學刊物上，以致經濟學院學生的全部本碩博時間和精力幾乎都用于計量工具的學習和訓練上。問題是，計量實證果真有如此重要的價值嗎？一般而言，經濟學引入實證分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解釋、預測和改造實踐的能力。那么，流行的應用計量經濟學果真實現了這三大目的嗎？就這三者關系而言，社會政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預測基礎之上的，而解釋僅僅是倒寫的預測，因而本文著重剖析和審視應用計量分析的預測能力。

“女王難題”令人無奈

事實上，自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提出以來，主流經濟學就強調，預測在經濟理論的檢驗中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科學假說的評價完全在于它所能做出的預測，而預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驗證科學理論。因此，計量分析的預測功能也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強調和推崇。例如，弗里德曼就強調，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其任務在于提供一套一般化的體系以對環境的任何變化所導致的結果作出準確推測，同時通過衡量它推測的精確度、范圍和一致性來評估其表現。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實證經濟學是由語言與實質性假說這兩部分構成的混合體：其中，語言旨在促進 “系統而有組織的推理方法”，并提供判斷實證科學是否合理的邏輯與事實標準；實質性假說旨在“從復雜的現實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質”，并提供實證科學的終極目的以及檢驗標準。正是由于對經濟現象的預測和崇信，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了一系列的計量工具，構設了一個個計量模型，大量的計量分析充斥于專業報刊。

然而，就迄今為止的記錄而言，應用計量經濟學的預測并不成功。二戰后的歷史就表明，絕大部分計量模型在精確預測重大事件上都失敗了。例如，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就沒有為任何計量模型所預測到，以致英國女王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時就向經濟學家們提出“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這一“女王難題”。正是基于過去的失敗記錄，一些有識之士也對經濟計量模型的預測能力表示高度的懷疑，如薩繆爾森就從未涉及計量經濟學領域。甚至人們還編排出不少笑話來嘲笑現代經濟學，如經濟學家預測出了過去5次衰退中的9次；經濟學家隨時準備在明天解釋為什么昨天的預測在今天沒有發生；還有人總結計量經濟學的四條黃金定律：大膽地思考，不受限制地創造，出奇的幸運，做不到的話就下決心當一位經濟理論家，等等。

應用計量經濟學的預測能力為何如此不理想呢？因為計量預測本身內含著嚴重的邏輯缺陷。

計量分析獲得的只是統計規律

迄今為止，基于經驗材料的計量分析所獲得的根本上是具有特殊性的統計規律而非普遍性的經濟規律：前者主要反映變量在數量上的某種相關性，最多體現了特定時間或范圍內的變化趨勢；后者則主要反映事物之間在相互作用上的因果關系，需要深入事物的內在結構和作用機理。事實上，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帕累托法則、鮑利定律、康德拉耶夫周期、庫茲涅茨周期等都只是統計定律，主要體現了各種具有相反趨勢的事件在特定時空下得以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一個巧合結果，并且只有在社會制度等大環境保持穩定的環境下才會存在。但是，這并不能保證它們會重復發生，因為社會經濟環境恰恰是不穩定的，尤其會受到人類行動有意識的改造。譬如，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的風險預期模型就適用于穩定的市場環境，并據此使長期資產管理公司（LTCM）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它在市場條件變得不穩定時的預測結果卻很不好，而長資公司卻堅信該模型有能力消除風險，以致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以破產告終。正因如此，我們在依據這些統計定律來描述、解釋和預測事實時應該保持必要的懷疑。不幸的是，流行的計量分析恰恰以函數關系來代替因果關系，以數量關系來取代實質關系，在還沒有形成一個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之前就直接進入到對一個變量作相關性分析，并以此給出相關或不相關的結論。正因如此，流行的計量分析往往無法全面揭示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及作用機理，從而必然無法挖掘出具有預測力的經濟規律。

嚴重誤導對社會發展的認知

應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方法將任何獨特的事件都通過置信區間的設計而排除在外，從而通過“熨平”那些跳動的數字而將各種數據平均化，由此揭示出的必然是一種常規大趨勢。顯然，常規趨勢不僅忽視和抹殺了那些特異性表征，而且無法預測那些變異和獨特事件的發生，從而對實踐也就失去了實質用途——究其原因，人們最為關心也是最為重要的預測事件恰恰是那些特異性事件何時、如何發生，又會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方面計量分析卻無能為力。

在現實世界中，幾乎所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都是各種矛盾交織糾結而成的產物，處于慣常的運行軌道之外。這種偶合事件往往被稱為“黑天鵝”，它是可以產生巨大影響的小概率事件。但是，目前經濟學的各類模型都無法準確預測這種“黑天鵝”是否會及會于何時何地出現。譬如，目前世界各國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型都是以有效市場理論為基礎的，它們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建立一系列概率，并以正態分布表示，如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的風險預期模型就是如此。但顯然，這種鐘形的正態分布往往對較大偏差忽略不計且無法處理它們，從而也就忽略了極端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法國數學家曼德布羅特就指出，以鐘形曲線為基礎的預測模型忽略了自然界的戲劇性突變，看不到突如其來的“黑天鵝”。正是由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預測模型所提供的不確定測量工具將“黑天鵝”排除在外，從而也就導致在環境變化時的失效，尤其是，這種模型還使人誤以為他們已經控制了不確定性，從而進一步丟棄了對不確定性的直覺把握。

應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不僅只是描述一種常規現象，而且還因其主要是基于歷史數據而僅僅反映過去的變化趨勢；這樣，其只是體現了歷史觀察數據的延續，往往無法預測未來的跳躍性變化，以過去趨勢來預測未來走勢更遭遇了邏輯一致性問題。事實上，根據現狀或過去發展的分析來對未來的走勢做預測，隱含了其他因素不變的假定。但顯然，任何社會經濟現象都是眾多因素合成的結果，而且每個因素又都是極易變化的；尤其是，這些初始敏感性條件的存在，通過蝴蝶效應的放大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即使計量分析結果忠實地描述和解釋了過去情形，但它也并不一定能夠預測未來，這里就遇到了預測的邏輯一致性問題。事實上，每個歷史事件都是不同質的，從而也就不能被用于檢驗或建立歷史規律、數量規律或其他形式的規律。奧地利學派的大師米塞斯就指出，我們能夠觀察的每個數量本質上都是一個歷史事件，是不指明時間和地點就無法充分描述的事實，而統計數字只是論及經濟時間的歷史資料。不幸的是，流行的應用計量經濟學卻試圖盲目仿效自然科學，把復雜和不同質的歷史事實當作可重復的、同質的實驗室材料，把每個事件的質的復雜性壓縮成一個數字，然后錯上加錯，把這些數量關系看作人類歷史中的不變關系，從而嚴重誤導對社會發展的認知。

無法揭示事物結構的變化

應用計量經濟學的預測將適合特定時間、特定范圍和特定物體的方法或手段運用到其他場合，還會造成工具主義悖論。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相關性分析必然只能關注那些同質的數量間關系，卻忽視了無法觀察到或者無法量化的結構、機制和力量等因素，而這些結構、機制和力量等因素的改變，必然會導致計量預測的失敗。譬如，一位經濟學家搭乘一架四引擎飛機由紐約飛往倫敦，途中飛機的一只引擎壞了，因而飛行員告訴乘客們到達倫敦的時間將延遲半個小時；不久，飛機的第二只引擎壞了，飛行員又一次告訴乘客到達時間將延遲一個半小時；后來，第三只引擎也壞了，現在飛機到達時間將延遲五個小時。此時，經濟學家發話了：“按照這樣的比率，如果最后一只引擎壞了，我們會整夜呆在這里。”這是嘲諷經濟學家的一個笑話。其實，每一次引擎的失靈都造成飛機結構的變動，而第四只引擎的失靈將導致飛機結構在質上的變化，并完全改變飛機的性能。顯然，流行的計量模型恰恰沒有關注結構的變化，從而往往就會得出廉價而無效的結論。例如，基于貨幣數量論模型，弗里德曼認為貨幣供給的增加必然會導致物價上漲，并提出以貨幣數量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但顯然，這種政策從來沒有成功實現過，連弗里德曼本人后來也不得不承認。

上面幾方面的分析都表明，西方經濟學的應用計量分析在預測上犯了工具主義謬誤：計量分析結論僅僅顯示數量之間的功能性聯系和統計學規律，反映特定時期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而根本無法解釋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經濟規律和因果關系。一方面，流行的計量分析往往使用線性回歸，但現實世界中，事物之間的影響往往是非線性的，甚至是跳躍性的，從而就無法為計量分析所刻畫和預測；另一方面，統計回歸分析往往是基于大數定律得出的一般狀態，但經濟現象中，最為重要的預測事件恰恰是其獨特性，這卻在計量分析過程中已經被排除了！事實上，（1）與自然現象的相對穩定性相比，社會經濟現象中根本就沒有不變的常量，人的意志、知識、價值觀和社會關系等總是在變化；（2）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不同，“黑天鵝”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往往起到關鍵作用，經濟科學也被這些罕見和極端的事件所主宰。因此，運用計量分析工具來揭示社會經濟規律，并以此來預測未來事件和指導社會實踐就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缺陷。

在實踐中充滿失敗記錄

本質上，目前正在延續的經濟危機也是某種偶發性事件作用的結果，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卻幾乎沒有一個預見到了“黑天鵝”的出現。事實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還認為，經濟學家們在認知上已取得了廣泛趨同，并能夠控制一切現實經濟問題。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就職致辭中宣稱，預防蕭條這一中心問題已經被解決。2004年，美聯儲行長委員會委員伯南克宣稱，在過去大約20年的時間里，經濟景觀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宏觀經濟波動的顯著下滑，并將之歸功于經濟制定政策的改進。針對不斷高漲的房價，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聲稱：全國性的嚴重的價格扭曲是極端不可能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則說，房產價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強勁的經濟基本面。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無法預測經濟危機的來臨，很大程度上與其堅持的有效市場理論有關，而有效市場理論又是以理性模型為基礎，不管過去行為如何，都假設未來的行為是理性的；相應地，認為極端事件只發生在過去，經濟大蕭條已經永遠成為歷史而不會重演。

同樣，在經濟學說史上，也無一個計量經濟學家預測到經濟危機的來臨，甚至很少計量經濟學家會承認大規模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譬如，計量學先驅杰文斯熱衷于通過各種數據對經濟季節性變動進行解釋和預測，但他的預測卻常常失�。核�曾擔心稿紙短缺而買了一大堆稿紙，以致在他死后50年其子孫們也沒有用完。再如，美國計量經濟學會第一任會長費雪，不僅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前一周還堅信華爾街的股價踏上了“永久的高原”，而且在經濟崩潰后仍相信華爾街的衰敗不會持續太長時間而大量買進股票，結果在危機中損失慘重而只能回耶魯教書。同樣，默頓和斯科爾斯利用其發明的期權定價公式來炒買炒賣各國債券，卻無法預見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而導致長資公司的破產。究其原因，他們發明的期權定價公式基于歷史數據而將德國債券與意大利債券的價格變動視為正相關，但金融危機的爆發卻使得兩國債券價格變成了負相關。相反，經濟學說史上預見到經濟危機并提出告誡的幾乎都是擁有深厚的歷史和社會科學功底的經濟學家，如勞德代爾、馬爾薩斯、西斯蒙蒂、馬克思、凡勃倫等。

正是由于預測上的接連失敗，連弗里德曼之類的實證主義教父也逐漸喪失了經濟預測的興趣；相應地，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目標定位又出現了轉向：不再期望基于實證分析提供精確的預測或有效的政策，而是提供一種客觀的解釋。為此，眾多經濟學者都熱衷于基于細枝末節的實證來為主流經濟學理論提供證明和支持，以致實證經濟學也蛻變為一門解釋性的學說。但是，這依然存在嚴重問題：（1）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不應該局限在解釋層次上；（2）任何實證分析都是基于某種引導假定之上，從而形成了不可通約和不可交流的解釋共同體。結果，同一經濟政策，既可以解釋為有利于增加就業，也可以解釋為可能增加失業，關鍵是由何種經濟學流派或哪位權威作出，現實生活中基于經濟學家建議的政策往往也會帶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結果。顯然，所有的分析都表明，應用計量經濟學這一學科還非常不成熟，甚至可以說還處于前科學階段。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