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連翔:實物所見 一部兩千多年前的長篇史書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課題組成員、清華大學博士后

《系年》第6、7、8章 資料圖片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自2008年入藏以來備受學界的矚目，經過一段時間的保護、整理與研究，人們業已意識到這批竹簡的內容主要是經、史一類的書籍，且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彌足珍貴。其中有一部長篇史書，原無標題，整理者擬定為《系年》，記述了自西周之初到戰國前期的史事，與傳世的《春秋》經傳、《竹書紀年》《史記》等內容多可對照，且有眾多新的內涵。該篇于2011年刊布后，旋即掀起了學術界研究的高潮。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所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從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藝術學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數年深入研究，成果豐碩。與此同時，《系年》也為我們了解中國早期書籍形式提供了新的認知。

我國先民在很早的時候就懂得運用生活中的板狀物作為書寫材料，主要包括金石、甲骨、竹木、縑帛等。從內容上講，金石、甲骨上的文字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古書，真正具有書籍性質的內容，大多書寫于竹木上，少量發現書于縑帛上。《尚書·多士》所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在甲骨文中，與殷商高宗武丁時期大致相當的卜辭中就已發現“冊”字，這是一個象形字，其中直豎表示細長的竹木條，□或表示用編繩將竹木條編連成冊。從中可以看出，至遲在殷商時期，利用竹木制簡并用繩編連成冊的制度已經形成了。20世紀以來，隨著地下出土資料的不斷豐富，人們對簡冊的認識早已不僅僅停留在文獻中的只言片語了，《系年》篇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實物資料。該篇共由138支竹簡編連而成，首尾完備，保存較好，是目前所見最長的一部戰國竹書資料。

《系年》每簡長44.6至45厘米，約合戰國時期的二尺長，這種尺度在戰國竹書中最為常見，應是當時的一種常制。從竹書的修治來看，該篇竹簡的兩個端頭被修治為平齊形，且邊緣有打磨過的斜切面，制作得十分精致。不僅如此，我們在該篇的簡背發現了7組特殊的刻劃痕跡。例如，其中一組位于第70至第95簡背的上部，方向自竹簡的左上至右下約成40°，包括劃痕兩道，如果將此組竹簡圍合成一個竹筒，第一道劃痕結尾處可以與第二道劃痕起始處相銜接，在三維空間中形成一道螺旋形直線。其余6組劃痕的特征也與之基本相同。據此，我們認識到這是竹書加工過程中的一個特殊工藝，即在竹材被截斷成竹筒形態時，利用夾刻刀一類的修治工具，按一定的傾斜角度，在竹筒表面進行旋轉刻劃。正是由于斜線劃痕可以依次貫連這個特點，使得它可以成為排序的重要依據，也是此種工藝功能的絕妙所在。我們知道，有相當一部分竹書是先抄寫后編連的，在抄寫過程中，若依劃痕編排次序取簡進行抄寫，在逐支編連成簡冊時，相鄰兩支竹簡由于在切割時共同擁有一道切縫，將它們臨接編連后，會形成“嚴絲合縫”的效果，同一段竹材的質地肌理會基本相同，竹書也可以呈現出較為統一的質地面貌，要之，可以使竹書編連更為方便，面貌更為美觀。

長期以來人們總有一個誤解，認為竹簡上的文字是用漆寫的，或是用刀刻的，其實完全不然。目前見到竹書實物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筆書寫的，蘸的是黑色的墨，《系年》亦是如此。文字書寫于相對粗糙的竹黃一面，而竹青一面一般來說是不寫文字的。有關繕寫的工具早些年也有出土，如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戰國墓葬中就曾出土裝有毛筆、墨、削刀等文具的木箱，其中削刀的作用主要是刮削寫錯的內容，功能相當于今日的橡皮擦。

竹簡窄長的形狀，對文字的書寫和布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制約，從客觀上使竹書的版式趨于規范，同時，作為抄本文獻，由于書手抄寫風格的不同、文字布局的迥異、素絲編繩的影響，又使得竹書的整體樣貌富于變化。《系年》的文字布局，系縱寫左行，即順序為從上至下，從左至右，文字書寫得較小，字與字之間有大于一字的間距，滿簡約書30字。全冊以3道絲綸編連，第1、3道編繩都臨近竹簡的兩端，文字布局上留有“天頭”和“地腳”，即以簡的上端至第1道編繩為“天頭”，以第3道編繩至簡的下端為“地腳”。由于戰國文字不像后世的隸書、楷書等字體趨向方塊等高，字與字的高度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文字在水平方向上很難均等平齊排列。書寫至簡末端時若空間不足以容納一字和一個間隔，則收筆換行，使得每簡末尾的文字排列很難一貫平齊。這種縱向整齊、橫向參差，上端整齊、下端參差的特點，是早期抄本書籍難以避免的版式現象。

從內容的繕寫情況來看，《系年》全篇共書3875個文字，包括重文和合文，簡文原分23章，每章內容相對獨立，章首書于簡首，章尾施以絕止符號，且在其后留有空白。通篇以戰國時期的楚文字抄寫，書法字跡風格一致，應為同一書手抄成。當然，一氣抄成這樣一部長篇史書，其中難免會有疏漏，古人對這樣一部巨著也是經過了很好的校對，對其中的錯脫文字進行了補正，其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在文字間距的空白處補寫，例如簡89有“率師會諸侯以伐”（釋文按現代文字轉寫）的文句，“諸侯以”三字間距明顯更加緊密，應是書手在“諸”“以”二字之間補寫了一個“侯”字；又如簡116有“王命莫囂昜為率師侵晉”，“昜為”二字間距也明顯比其他緊密，亦應是補脫所致。另一種是在錯脫位置削改后再補寫，例如簡15有“世作周危周室即卑坪王東遷”，原文“周危周室即”五字間距明顯緊于其他，應是書手在此處原本漏抄了兩個字，后又刮削掉一字而補足，“危周室”三字為后補。

前面說過，簡背竹青一面一般是不寫文字的，但《系年》全篇簡背的竹節位置處記有一種特殊用途的文字，即次序編號，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史記·孔子世家》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的記載，常用竹書編繩斷絕的情形是時有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次序編號可以作為重新編連竹書最準確的依據。對于今天的整理者來說，一篇竹書若有次序編號，則散亂的竹簡會被迅速排列妥當，進而大大提高對內容理解的準確性。《系年》全篇138支簡，對戰國竹書的次序編號有了較為全面的呈現，其中也不乏有趣的現象。例如簡52、53背面均被記為“五十二”，這應是書手編寫的疏漏，后面依次錯編，直至簡88、89背面，又分別記為“八十七”“八十九”，漏編了“八十八”，說明書手在編至“八十七”號時對前面的編號進行了檢查，并發現了自己的錯誤，為使后文不再錯編，書手只能跳過“八十八”號盡量加以挽救。這一現象也說明，該篇次序編號是在正文內容書寫之后添加的。需要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戰國竹書都有次序編號，只有內容較為典重的書籍每每才會施以這種設計。從功能上看，次序編號和前面提到的簡背劃痕都有安排竹簡順序的作用，但相比而言，簡背劃痕的功能偏重于保持相鄰竹簡編連的嚴絲合縫的效果，次序編號的功能則更利于散亂竹簡的編連。有鑒于此，次序編號在此后書籍形式的演進過程中被保留并得到了發展，是以成為后來刊本書頁的濫觴。

另外還要提到的是，《系年》每簡寬約0.5厘米，經復原，全篇編連后約長82.7厘米。由于入藏時竹簡已經散亂，學者們對其當年的收卷情況也做了進一步研究，并通過局部的殘損規律推測出，該篇當年應為一卷，且曾以首簡為中軸卷起存放。這部長篇史書或許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在地下沉睡了兩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