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占軍:二戰與20世紀國際戰爭觀的演變

自古以來，戰爭便與人類社會如影隨形。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嚴重沖擊了人們固有的戰爭觀，極大提升了國際社會對戰爭的認識。作為人類社會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國際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對一戰后形成的戰爭觀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而且引發了戰后國際戰爭觀的再度轉向，并衍生出新的戰爭觀，其影響至今猶存。

 戰爭觀的內涵及其代表

戰爭觀是指人們對戰爭問題總的看法。具體地講，戰爭觀的理論構架，包括對戰爭的性質、起因、目的、歷史作用以及對待戰爭的態度、控制戰爭的途徑與方法等問題的基本觀點。對此，各國學者曾從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其中不乏公認的力作。按照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的劃分，20世紀影響比較大的戰爭觀有傳統的現實主義戰爭觀、理想主義戰爭觀以及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觀等。其中，現實主義戰爭觀一般把戰爭看作一種實現目的的必要手段或工具，同道德無關。理想主義戰爭觀認為任何戰爭都是不道德的，應無條件禁止戰爭。正義戰爭論則是二戰后興起的新的戰爭觀的典型代表，在整理前人見解基礎上另辟蹊徑，將戰爭劃分為正義的和非正義的，至今仍有較大社會影響力。

 戰前國際戰爭觀的演進

20世紀初，西方社會主流戰爭觀是以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為代表的戰爭工具論，即把戰爭看作一種政治工具。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作為一種工具，戰爭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與道德無關，因而也就無所謂正義與否。這種觀點自誕生以來逐步被歐洲各國統治者普遍接受，并奉為經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各國的軍事領導人在面對可能引發戰爭的爭端時無不躍躍欲試，絲毫沒有對戰爭后果的擔憂，就是明證。此外，當時《戰爭論》不僅在歐洲譯本繁多，且在20世紀初亦傳到了亞洲：1903年傳入日本，被日軍奉為軍人的圣經，日俄戰爭后成為推動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加速器”；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該書還被保陽陸軍學校的士官們譯介到中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觀在當時是如何受到各國廣泛的推崇和重視，堪稱是一戰前主流國際戰爭觀的另一證明。

然而，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現實主義戰爭觀的滑鐵盧。作為工業化時代的產物，一戰本質上是一場空前的總體消耗戰，其破壞力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據統計，一戰期間雙方兵員死亡人數接近1000萬人，其中德國180萬、奧匈帝國170萬、俄國130萬、法國140萬、英國及英帝國100萬、意大利61.5萬；羅馬尼亞、土耳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分別損失33.5萬、32.5萬、9萬和5.5萬；俄、奧、德、法、英等國共有1860多萬人受傷。戰爭給各國經濟帶來的巨大破壞以及龐大的人力、物力損失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被戰爭殘酷現實震驚了的精英們開始反省自己對戰爭的認識。在此背景下，戰前居主導地位的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受到冷落，富于理想主義的和平主義思潮興起，基本觀念是任何戰爭都是不道德的。正如英國國聯協會領導人謝波德所言：“任何戰爭，不管其原因如何，不僅是對基督教的一種否定，而且是對人類的一種犯罪。”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戰爭不再被頂禮膜拜，甚至成了人們害怕、厭惡的詞匯。1928年，由法國和美國發起、15個國家簽署了《關于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非戰公約》，核心內容就是宣布在國家關系中“廢棄以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強調“可能發生的一切爭端或沖突，不論其性質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處理或解決”。起初簽約的只有15個國家，1933年已達63個（包括但澤自由市）。盡管《非戰公約》缺乏任何實質性的條約約束，但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公開以締約的方式宣布放棄戰爭手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聲明，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戰爭觀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昔日對于克勞塞維茨戰爭觀的盲目崇拜已經讓位給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和平主義非戰觀。

這種理想主義戰爭觀在國際危機頻發的20世紀30年代風行一時，人們希望能夠通過裁減軍備或和平談判解決爭端并避免戰爭。在此背景下，英國面對德意日法西斯的挑釁，固執地推行綏靖政策，企圖通過理性妥協解決爭端、實現和平。但是，盲目的讓步并沒有換來和平。1939年9月1日，隨著德國對波蘭的閃電入侵，新的世界戰爭再次爆發，這標志著和平至上的理想主義戰爭觀徹底破滅。

戰后國際戰爭觀的轉向與衍生

二戰期間，反法西斯戰爭的現實需求催生了戰后國際戰爭觀的轉向，衍生出新的戰爭觀，標志就是正義戰爭觀的提出和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84個國家、20億人口，人員傷亡近1億，造成財產損失近4萬億美元。這場戰爭不僅在物質上給人類帶來嚴重損失，而且在思想上帶來極大沖擊。在經歷長達6年多的戰爭浩劫后，特別是在了解了戰爭期間法西斯的瘋狂侵略以及種族滅絕的非人道做法后，各國有識之士開始認真反思戰前和平主義戰爭觀的合理性。因為戰前那些認為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不應該以任何形式進行或參與戰爭的看法，在事實面前被證明過于幼稚，客觀上甚至起到了縱容戰爭爆發的作用。因此，當各國被迫起而抗擊法西斯侵略的時候，當戰爭結束后法西斯的殘暴統治和種族滅絕的非正義性被揭示出來時，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對戰爭的認識：簡單地否定戰爭并不能永久地保住和平；戰爭的定性將直接決定戰爭這個工具是否會被利用。這種認識直接導致國際戰爭觀在二戰后的又一次轉向，結果是國際關系學中和平主義的落寞與現實主義的卷土重來，同時伴隨著一種新的流派——正義戰爭論的衍生。

二戰后異軍突起的正義戰爭論的奠基者是邁克爾·沃爾澤教授。在1977年出版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一書中，他系統闡釋了正義戰爭論。其核心觀點是把戰爭區分為兩類——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涉及的主要原則是“開戰正義”和“交戰正義”。前者主要涉及在哪些特定的情況下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的問題，后者主要涉及對這些合理使用的暴力應如何加以限制的問題。邁克爾·沃爾澤的著作呈現的是一種全新的戰爭觀，出版后多次再版，至今仍是國外大學相關專業的必讀書，同時也奠定了正義戰爭觀在學界的地位。2004年，邁克爾·沃爾澤在新作《論戰爭》中，進一步補充完善了他的正義戰爭觀，在“開戰正義”和“交戰正義”之外又提出“戰后正義”的主張，強調對戰后政治重建過程中的武力使用問題加以道德約束，這是正義戰爭觀的最新進展。

戰爭觀演變的啟示

人類對于戰爭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戰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伴相隨，其動因和形態隨著歷史發展不斷變化，人類圍繞戰爭的觀念和認識也在不斷演進。20世紀前半期的兩次世界大戰，對于世界各國戰爭觀的演變起到了直接促發的作用，不僅導致國際戰爭觀的變化，而且后果相當明顯。

戰爭觀的演變與戰爭形態變化緊密聯系，特別是與戰爭爆發原因和特點密切相關。從一戰時的消耗戰到二戰期間的整體戰、再到冷戰期間的核戰爭，國際主流戰爭觀的每一次新的進展和修正都是對以往戰爭觀的升級和完善。戰爭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并形成受歷史發展不同時期客觀條件的限制，如經濟基礎、文化傳承、社會思潮、時代特點等。與戰爭形態演變相比，人類的認識存在一定滯后性。如這些客觀條件不變，則戰爭觀在相當時期固定不變。這在20世紀全球戰爭與戰爭觀的互動方面表現尤為明顯。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極大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面貌，而且從理論層面深化了人們對戰爭自身的認識。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從歷史角度對二戰前后國際社會主流戰爭觀的演變進行梳理，不僅是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而且對我們今天理性認識戰爭、守衛和平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國外歷史教材中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