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洵:不應忘記的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

 抗日戰爭時期，侵華日軍利用優勢航空兵力，對中國多地城鄉實施無差別轟炸，制造了非人道的暴行。日軍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轟炸，是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二戰中引起國際社會多方關注的焦點事件。

重慶大轟炸是日軍擴大

對華侵略的重要戰略行動

侵華日軍對重慶長時期的無差別轟炸，是日本軍國主義處心積慮擴大對華侵略的重要戰略決策。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戰爭。武漢、廣州會戰后，一方面，日軍希望“利用攻占漢口、廣州之余勢，努力解決事變”；另一方面，軍力國力的制約、外交的孤立和戰爭的長期化，使日本當局深感“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擴大戰區或增添兵力，無疑要大量消耗國力”。由此被迫確立所謂“政略進攻、戰略持久”的戰略，強調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以堅強的軍力為背景進行政略和謀略工作，將軍事打擊重心移向對付敵后的抗日游擊戰爭。

同時，在日本看來，“對被壓縮中之中國政府若放任不顧，則仍為重大之禍根，必貽后患，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因此，在將軍事打擊重點轉向敵后戰場的同時，企圖通過非軍事的政略工作并輔之以軍事打擊，動搖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意志，迫使其放棄抗戰立場，對日妥協。而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轟炸，就是適應這一軍事戰略、繼續擴大侵略、實現戰爭目的的重要行動。同時，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戰略地位空前提高，短時間內先后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和陪都，迅速發展為戰時中國大后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日軍對重慶的轟炸，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戰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應。

侵華日軍對重慶的轟炸，是1938年12月初以天皇的名義發布的最高指示——“大陸命第241號”下達的，這一命令明確提出，航空進攻作戰“特別要壓制和擾亂敵之戰略及政略中樞，并須和海軍緊密合作，努力殲滅敵人航空作戰力量”。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向現地軍司令官下發的“大陸指第345號”，具體下達關于航空進攻作戰的指示：“關于對全支那實施航空作戰的陸海軍中央的協定，另行制定。攻擊敵戰略與政略中樞須抓準時機，集中戰斗力，特別要捕捉敵最高統帥及最高政治機關，一舉殲滅之。”日軍企圖通過轟炸，動搖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和大后方人民的抗戰意志，達到以炸迫和，并最終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妥協屈服之目的。

轟炸重慶計劃出籠的當月，重慶正處于云霧密布的霧季,日軍即迫不及待開始了對重慶大規模的持續轟炸。雖然首次轟炸未能找到目標，但進入1939年1月以后，日軍仍然不顧當時惡劣的天氣條件，連續實施對重慶的轟炸。據統計，在日軍轟炸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6年多時間里，在1月份實施對市區的轟炸僅有4次，而在1939年1月，轟炸就達3次，充分表明日軍對轟炸重慶的迫切。在此之后，日軍先后對重慶實施小編隊重點轟炸、地毯式轟炸和疲勞轟炸，企圖促使重慶政權妥協投降，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爭，抽身實施“北上”、“南進”戰略，但由于重慶人民的反轟炸斗爭和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日軍的這一戰略企圖最后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重慶大轟炸是一場

無差別轟炸的非人道暴行悲劇

侵華日軍對中國的無差別轟炸，開始于1931年10月對錦州的轟炸，1932年，日軍又對上海及周邊地區實施了無差別轟炸。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軍在發動大規模地面進攻的同時，即開始對中國城鄉濫施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僅1937年7月到1938年5月，日軍的轟炸即遍及中國16個省的275個城市及交通線路，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城市損失慘重。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無差別轟炸的重點即轉向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地區。

侵華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制造了對中國城市無差別轟炸的新紀錄，使重慶成為抗戰時期遭受日軍大規模轟炸持續時間最長、轟炸次數最多、損失最慘重的城市。

從1939年5月起，日軍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開始實施大規模無差別轟炸，集中轟炸政治、軍事設施和繁華市區。僅在“五三”、“五四”轟炸中，日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區域投下爆炸彈176枚、燃燒彈116枚，炸死4572人、炸傷3637人，市區10余條主要街道被炸成廢墟，數十條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大火燃燒近3天才被撲滅。重慶到處是焦土煙火，死尸枕藉，甚至樹枝、電線上也掛著斷臂殘肢。盡管日軍一再宣稱轟炸目標為政治軍事設施，但兩天之內，死傷無辜市民超過8000人。

1940年春，日軍再次集中了超過中國全部空軍力量的兵力，配備新型的重型轟炸機，對重慶展開了代號為“101號作戰”的地毯式轟炸。6月，日機轟炸達到白熱化程度，在13天的轟炸中，出動飛機超過1370架次，投彈3300余枚，平均每天襲渝機數達105架次、投彈250余枚。特別是8月19、20日，日軍出動飛機近300架次，連續3次8批對重慶主城實施地毯式轟炸，投下近千枚炸彈和新型凝固汽油彈。大田灣、兩路口、和平路、望龍門商業場等地被炸得千瘡百孔，整個市區主要的繁華大道被燒成一片焦土，焚毀大小街巷30余條，上萬市民無家可歸。

1941年夏秋，日軍再次調動大批飛機，對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實施又一輪戰略轟炸。此次轟炸行動，日機采取批次多、時間長的疲勞戰術連續攻擊重慶，集中轟炸市民住宅、機關、學校、商店等人口稠密地區。重慶市民經常幾小時、十幾小時處于空襲警報中。二戰中間接死于轟炸人數最多的“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就發生在該年6月5日。從8月7日開始，日機不分晝夜，以不到6小時的間隙對重慶進行長達一周的持續轟炸。8月10日至13日，市區空襲警報達13次，長達96小時，市內水電皆斷，市民斷炊失眠。

在1937年11月，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隊使用法》第103條明確規定：“政略攻擊的實施，屬于破壞要地內包括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并且至關重要的是直接空襲居民，給敵國民造成極大的恐怖，挫敗其意志。”1939年7月24日，侵華日軍參謀長在對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的形勢判斷中強調，陸軍航空部隊對內地的戰略轟炸，“不但要給予敵軍及其軍事設施以物質上的損害，更要對敵軍及其普通民眾形成精神上的威脅，讓他們在極度恐慌之余產生精神衰弱”。在重慶大轟炸中，以城市為轟炸目標，對包括毫無軍事目標的住宅區、商業區、文化區等在內的所有區域進行狂轟濫炸；針對重慶城市多為木質結構建筑的特點，每次轟炸不僅投下大量爆炸彈，而且還投下許多燃燒彈，目標直指人口稠密和繁華地區，對城市平民和設施進行大屠殺大破壞，甚至低空使用機槍對密集人群進行掃射。日軍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的無差別轟炸，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使我萬千同胞骨肉橫飛，使我數十萬城市居民流離失所，使我百萬間的崇樓桀閣化為丘墟。”據不完全統計，轟炸造成的人口傷亡超過40000人，財產損失折合1937年法幣超過100億元。侵華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制造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無差別轟炸的非人道暴行悲劇。

重慶大轟炸是二戰中

大規模持續戰略轟炸的惡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大戰場均曾實施過多次戰略轟炸行動。在歐洲戰場，德國對英國首都倫敦的轟炸造成的損失最為慘重。而事實上，日本則率先開啟了對城市大規模持續戰略轟炸的惡例，制造了為全世界所矚目和譴責的恐怖行徑。我們不妨把歐洲戰場德國對倫敦的轟炸和遠東戰場日本對重慶的轟炸作一簡略的對比。

從轟炸開始的時間來看，日軍對重慶的轟炸開始于1938年2月，大規模的持續轟炸開始于1939年5月。而德軍對倫敦的大規模轟炸開始于1940年8月，與日軍對重慶的轟炸相比，晚了一年又3個月。

從轟炸持續的時間來看，德軍對倫敦的大規摸轟炸主要集中在1940年8月初至1941年5月，持續9個月時間。而日軍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則從1939年至1941年，持續長達3年之久。

從轟炸的規模看，德國、英國空軍數量較之日本、中國的空軍數量為多，德軍也曾多次一天出動1000架次以上的飛機轟炸英國城市，而日軍對重慶的轟炸一天出動飛機最多為200多架次，但從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來看，日軍對重慶轟炸所造成的破壞并不亞于德軍對倫敦的轟炸。

從轟炸造成的損失來看，盡管倫敦方面缺乏統計資料，但從整個英國在轟炸中遭受損失的統計資料進行推測，重慶的損失亦不會比倫敦的損失少。

日軍對重慶的戰略轟炸，是戰爭進化史上的一個重要鏈條，雖然比德國空軍轟炸格爾尼卡晚了約一年，但作為中國戰時首都的重慶，無疑是二戰中反法西斯國家戰時首都中遭受轟炸最早、時間最長、次數最多、造成損失也極其慘重的一座城市。時人也有這樣的觀察，趙宗鼎在《憶戰時陪都重慶》一文中認為，“重慶被敵機的破壞，并不亞于英國倫敦和法國巴黎等大都市”。從某種意義上講，日軍對重慶實施的無差別轟炸，開啟了二戰中大規模持續戰略轟炸的惡例，給人類和平事業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的史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西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