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龍：日本二戰反思與美國責任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英美印俄五國有關中印邊境問題解密檔案文獻整理研究（1950—1965年）”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反思歷史、珍愛和平、維護戰后世界秩序成為許多國家紀念活動的主旋律。然而，與德國不同，迄今為止，日本社會圍繞侵略歷史認識問題的爭論從未休止。雖有嚴厲批判、深刻反省者，但百般抵賴、不思反悔者卻有增無減，多數政治精英及相當數量的民眾拒絕或不愿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侵略在國內外造成的深重災難進行認真反思，在歷史認知方面持不負責任的態度。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模糊乃至否認侵略戰爭的言行愈演愈烈。特別是近年來，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挑起與鄰國的領土爭端、企圖修改和平憲法、復活軍國主義等極端行為遭到了中國、韓國、朝鮮等亞洲及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對；而戰后單獨占領日本、對日本戰后發展具有絕對影響力的美國，在日本的戰爭歷史反思問題上卻一直不溫不火，顯然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和義務，結果最終也將給其自身帶來傷害。

獨占政策留后患

美國在日本投降前夕就謀劃獨自占領日本。1945年8月，隨著40多萬美軍的進駐，日本完全置于美國的控制之下。戰后初期，出于防范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和反共、防共的戰略目標，美國對日本采取了既打擊又利用的政策方針。美國大權獨攬的盟軍司令部在日本實行“間接統治”，無論是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外交、思想、文化都在美國掌控之下，而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儼然當上了“太上皇”，成為決定戰后日本政體乃至日本未來命運的主宰者。進占日本之初，美國占領當局大體上還能執行中美英《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推行以使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兩大原則為指導思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目的是根除日本的戰爭潛力，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美國對日本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領域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對于戰后日本資本主義平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隨著美國遠東戰略變化及其占領政策調整，美方獨占日本這一行為的缺失及其影響開始顯現。戰后初期，日本周邊國家無一能影響美國對日重建政策；日本在國際社會沒有同情者，“在世界上唯一可能的朋友是美國”，因此，美國有足夠的力量對日本施加影響。但美國從實用主義政策出發，在改造日本的過程中并沒有使日本對發動侵略戰爭進行認真的、有利于地區及世界和平的反省，也沒有讓日本向因侵略造成嚴重傷害的亞洲和其他國家進行深刻反思。美國為了服務于對蘇冷戰和遏制中國等目的，在政治上逐漸強化了日本的保守勢力，對日本舊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未予以徹底摧毀。如從1950年7月到1951年8月，就有9萬多名軍國主義分子被解除“整肅”，公民權得以恢復，為其日后重返政壇鋪平了道路，因而軍國主義的流毒遠未肅清。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實際上開始對日實行扶植政策，更少提及日本的戰爭責任等問題。日本戰后一直否認犯有戰爭罪，與美國對日占領政策關系密切。

審判處置不徹底

對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并不徹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形式上由多國法官組成，但審判始終處在美國控制之下，駐日盟軍司令麥克阿瑟被授予“對法庭判決有核準、減輕和改變但不予加重之全權”。出于自己的戰略需要，美國沒有認真執行盟國關于嚴懲戰犯的決議，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算。在美國占領當局的縱容下，對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的日本天皇，在1945年11月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到靖國神社參加“招魂祭”，為在侵略戰爭中亡命的軍人招魂。美國對于中、英等國及聯合國將裕仁天皇列入甲級戰犯的要求不予表態，寬容和默許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不去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包括庭長韋伯在內的多數法官主張裕仁天皇不能免罪，但麥克阿瑟卻決定對天皇不予起訴（實際上是杜魯門總統的決定）。一大批戰爭要犯沒有受到應有懲罰，甚至還得到不同程度的包庇，許多經濟寡頭更是逍遙法外。軍人中被確定為甲級戰犯的70人中只有28人受審，其余的皆被麥克阿瑟釋放。美國包庇戰犯最著名的例子是對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的處理。為了霸占日本進行細菌戰的有關資料，美國當局將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及其部下一律豁免。1986年9月美國舉行的國會聽證會的證詞即指稱戰時美國戰俘曾做過731部隊的試驗品，但“日本對此長期不予承認，美國政府則隱瞞不說”，被當作試驗品的美國戰俘戰后被送回家時被告知“要對其經歷過的實驗守口如瓶”。聽證會后，美國軍方發言人稱美國沒有“文件證據能確鑿證明”美軍戰俘曾做過731部隊試驗品的說法，因為所有有關731部隊的記錄都在20世紀50年代末交還給了日本政府，美國沒有保留副本。然而，前不久披露的美國解密檔案再次用鐵證證明了日軍對美軍戰俘進行細菌實驗的史實，卻未見美國官方做出反應。1950年3月，駐日美軍當局決定在刑滿之前釋放所有日本國內的在押戰犯。在美國的控制和干擾之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審判異常寬容，其結果是，在數以千計被起訴和未被起訴的日本戰犯中，有許多人不久之后即重返政界、軍界、財界并擔任要職，他們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日本政治的連續性，而且成為日本頑固堅持其戰爭史觀，不認錯、不反省的重要勢力。

此外，放棄賠償失去了另一個促使日本反省的機會。美國在占領日本之初曾有過通過戰爭賠償最大限度地削弱日本軍事潛力的想法，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由削弱打擊轉而扶持日本，賠償政策變為逐步減少并停止，乃至放棄賠償。最終，依照美國的意志并在其干預下，日本以特殊方式同菲律賓、韓國等解決了賠償問題。本來，讓日本像德國那樣進行認真的戰爭賠償絕非單純的物質問題，更重要的是以此起到教育和懲戒的目的。美國按照自己的意志對日本賠償問題的處理，客觀上加重了日本政府及民眾對正義與非正義、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之混淆和模糊，也去除了使日本以侵略戰爭為教訓進行真正、深刻反省的外力。

躲閃姑息終無益

對于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美國起初施加過較為積極的影響，但很快就為了一己之利，對日本歪曲、篡改歷史的錯誤言行采取沉默、不介入，或在涉及美國利益時偶發幾聲的態度，對于日本政府和民眾的戰爭反思，不再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做法客觀上助長了日本否定侵略、美化侵略戰爭歷史的歪風與邪風。作為決定日本戰后發展、又在戰后國際關系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超級大國，美國本可在日本的戰爭反思以及與戰爭受害國的雙邊和多邊關系上發揮更加積極、正面的作用，但出于一己之私，美國實際上并無多少作為。在中國等亞洲國家極為關注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戰時勞工、軍國主義復活等問題上，美國政府至今仍不愿全面、明確地闡明其立場，只是在涉及美國自身利益時才偶爾“提醒”、“警告”幾句。不僅如此，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為了對付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逐步提升日本在亞太戰略中的地位。近年來，為了施行遏制中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雖然對日本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偶爾不疼不癢地干咳幾聲，但實際上卻對以安倍為代表的極力復活軍國主義的極右翼保守勢力，采取不予言明的松綁、姑息甚至縱容政策。

但無論審視歷史，還是著眼當前與未來，日本未對侵略戰爭歷史進行認真、深刻的反思，美國難辭其責。

回顧歷史，日本當年偷襲珍珠港，成為美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然而，按照靖國神社的歷史邏輯，日本偷襲珍珠港和侵略中國一樣，都是純屬“迫不得已”，是為了從西方殖民主義者手里“解放亞洲”，仿佛戰犯不是東條英機，而是羅斯福！現如今，美國在自身實力不濟的情況下，為了繼續維持世界霸主地位，不單在日本戰爭反思和歷史反省問題上繼續“沉默”，而且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松綁”。美國的這種態度，不僅有愧于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爭等對日作戰行動中喪生的數十萬美軍亡靈，也有愧于陣亡美軍家屬及支持對日作戰的廣大美國民眾；不僅不利于日本進行真誠的歷史反思，也無益于日本與亞洲國家雙邊和多邊關系的改善，對于美國維護其地區和全球利益的戰略企圖，并無多少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