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從“社會公器”到“報紙救國”——抗戰前后我國報紙媒介身份的變化

民國時期，報紙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逐漸增強。20世紀20年代，報紙日益成為大眾表達意見的“社會公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明顯；不過，1937年之后，由于抗戰需要，報紙被納入到總體戰體制中，政府主導報紙發行和內容，報紙的自由主義精神衰落。本文即簡要描述1927年到1945年期間，中國報紙如何從爭搶“新聞市場”到表達“公共輿論”，再到“報紙救國”的身份變化過程。

爭搶新聞成新潮流

由于電臺、報紙越來越重要，國民政府1927年在南京成立后，便著手建立一個輻射全國的電臺、報紙和廣播體系。在陳果夫、程滄波、蕭同茲等人的倡導下，“中央社”、《中央日報》和“中央廣播電臺”等官方媒體先后成立。除此之外，在1927年到1937年期間，《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和《世界日報》等“民營媒體”也發展迅猛。

1927年之后報業繁榮是媒介技術發展的結果，亦是市民社會的需求。為了爭取讀者，在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城市，各個報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例如1928年圍繞著上海灘發生的“馬振華與汪世昌的戀愛事件”，上海灘的各大報館為了爭搶新聞各顯神通。二流報紙《時報》為了與《申報》、《新聞報》等大報爭新聞，不惜采取小報手段，拋出一些聳人聽聞的“黃色新聞”。同年6月，黃慧如與陸根榮主仆相戀出走事件，又引起各報推波助瀾，追逐競爭。一時間，“社會新聞”不僅為同業津津樂道，同時也成了招攬讀者的招牌。（張功臣：《民國報人》，山東書畫出版社）。時報館因為此事“一炮打響”。《時事新報》、《申報》和《新聞報》等報紙也不甘落后，迅速調集力量，深度參與事件的報道。

報紙的公共意識增強

可以說，“馬振華與汪世昌的戀愛事件”不僅引發了各家報紙競相報道的盛況，而且普通市民也受到新聞報道的影響而積極參與到事件的大討論中。美國學者顧德曼認為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中國，報紙成為了“一場熱烈的公眾爭論的工具”。報道引發了普通市民給報館寫信表達意見的熱潮。報紙真正成為了反映市民意見的“公共輿論”和“社會公器”。

報紙等媒介的社會和公共意識日益增強，報紙被認為應該擺脫黨派色彩，代表大眾利益，成舍我稱這些報紙為“新時代的報紙”。他說：“新時代的報紙，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質，將成為過去，即資本主義下，專以營利為本位的報紙，亦必不能再為大眾所容許。新時代的報紙，他的基礎，應完全真確，建筑于大眾‘公共福址’的上面。新聞記者，雖然不是真接受了大眾的委任，但他的心中，應時時刻刻，將自己當作一個大眾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驕縱，誤解‘無冕帝王’的意義，他只有大眾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階級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謂個人政治和營業的利益。所以報紙上的言論，記載，一字，一句，均應以增進‘公共福祉’為出發點。”

宣傳抗戰高于一切

1937年之后，我國報業的發展情況再次發生了變化。早在1931年，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的抗戰情緒日益高漲，報紙等大眾媒體也積極投身抗戰。在北京、天津，《大公報》連續發表文章報道九一八事件；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申報》的史量才立刻組織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號召市民為英勇抗戰的十九路軍捐款捐物。

中日開戰后，雙方的媒體都成為了總體戰體系的一部分，迅速投入到了戰爭報道中。與此同時，為了抗擊日本侵略，國民政府制定了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等綱領，目的是使“全國力量集中團結”，在這個總動員體系中，新聞媒體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重視。1938年11月3日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確立戰時新聞政策促進新聞事業發展決議案》，這個決議目的是加強“戰時新聞宣傳”，確立“戰時新聞政策”。該決議強調了報紙等媒體在宣傳戰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政府要主導報紙行業。報紙是抗戰的宣傳工具，不再以市場和社會為主要目標。

在抗戰背景下，報界自身也提出了“報紙救國”的口號，提出這一口號的成舍我認為在民族危機時刻，“報紙救國”是拯救中國的“對癥良藥”。

他認為要救國，只有舉起“報紙救國”的大旗，因為“紙彈亦可殲敵”。他提醒國民政府要認識到報紙等大眾媒介在民眾宣傳和社會動員方面的重要性。針對嚴峻的抗戰形勢，成舍我從組織宣傳的角度提出了抗日宣傳的三個原則——指揮統一、目標集中、對象普及。他還號召報界要降低報紙價格，實行“報紙下鄉”，讓老百姓買得起報紙，看得起報紙，才能讓報紙的抗日宣傳理念為更多的百姓所熟知。

報界以筆從戎，積極宣傳抗戰，報紙和報人們也都自覺轉變辦報理念。在這些報紙中，作為“社會公器”的《大公報》的轉型最為典型。1926年，胡政之、吳鼎昌和張季鸞接辦《大公報》，將《大公報》辦成了一份精英化的高級報紙，以“不偏不倚、不黨不群”的報道理念引領了民國時期的“公共輿論”。在九一八事變后，《大公報》連續發表了《愿日本國民反省》、《國家真到嚴重關頭》、《中國豈堪被人零割》、《中日問題之趨勢》、《日本之暴力政變》等文章，抨擊日本的侵略行為。

不過，因為團結抗戰的需要，在抗戰期間，《大公報》實際上部分地放棄了“不偏不倚、不黨不群”的報道理念、放棄了“文人論政”的報道傳統。這種身份變化《大公報》的記者也十分清楚，1939年，張季鸞在香港《大公報》就撰文指出，因為抗戰，民國以來報紙媒體的性質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逐漸由“英美自由主義”轉向了受政府統制的“公共宣傳機關”。

總之，對于抗戰時期的報紙和其他媒體而言，宣傳抗戰高于一切。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論研究”（14FXW00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