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從文論看后現代主義的雙重面相

　　后現代主義有兩副面相，一是“隨順”，二是“反思”。我們可從文學理論角度觀察后現代主義這兩重面相。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為什么煙消云散了？因為后現代主義以反對一元、反抗本質、反擊傳統等為整體價值取向，以理論對真理的非壟斷性功能等為基本特征，相當程度上和日趨平庸的消費社會現實相妥協，仿佛沒有了傳統思想那種干云的豪氣與收拾舊山河的雄心。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瑣碎、茍安等，成為經常貼在它身上的新標簽。

　　以深度模式趨于平面化為例。20世紀中期以來，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后現代文論明星們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幅熱鬧的畫卷。利奧塔通過對崇高的美學分析，來對抗話語的、元敘事的、大一統的哲學與政治，認可多種不同意見、多種小敘事模式。鮑曼認為，作品的真理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其多元性不在于作家和作品，而在于接受者，因為接受者的加入，所以作品走向了開放。在此意義上，后現代藝術是一種解放力量，后現代藝術家喪失了約束力的圖式和可靠的方法，欣賞者處于可拋棄觀察原則和外在客觀原因的自由質疑之中，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對客觀真理的質疑。巴塔耶深入分析了世俗欲望之下潛藏著的“秘密的欲望”，將其背后的“耗費”沖動視為消解和顛覆世俗世界的重要手段。桑塔格對新感覺的提倡，反映出文化多元主義傾向，認為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流行藝術，還是嚴肅的新音樂，無論是機器、解決數學難題之美，還是真正的繪畫、電影之美等，只要能拓展我們的感覺形式，培養我們更開放地去看待世界中萬事萬物的態度，便值得提倡，她由此致力于拓展一種多元、活躍、開放的藝術氛圍，消弭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流行文化與小眾文化的界限，建立一個更為開放、包容的文化多元世界。菲德勒也在后現代視野中對大眾文化進行了精深的理論研究，體現出多元對話的吁求。羅蒂的引人矚目的文學救贖哲學思想，在后現代語境中嘗試從非理性主義角度探尋真理達成之徑，是對傳統理性主義的一種后現代反撥，之中顯然也隱含著對形而上學同一性力量的理論警惕。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各種學說實可謂光怪陸離而令人目不暇接，夠得上作精細梳理了。

　　但這就是包括文論在內的后現代主義的全部嗎？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沒有無緣無故的思潮。在隨順一面的背后，后現代主義其實也沒有放棄反思。它在反思些什么呢？回答是，既反思著現代主義的基本景觀——這是它的生成動力，更反思著由此而來的后現代主義景觀本身——這則是它的自我更新之道。由此，在看似隨波逐流、庸碌無奇的困局中，后現代主義隨時蘊藏著突圍的活力。

　　仍拿文論來說。首先，后現代主義文論反思著合法化了的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現象，從對該現象的深度學理剖析中，引出并指向新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創造的可能。要知道，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本身作反思的產物。后現代健將杰姆遜對美國洛杉磯鴻運大酒店的個案分析，是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我們一般接受的印象是，后現代主義頗醒目地講求“拼盤雜燴”，但當這樣理解時，很容易忽視一個更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后現代主義者為打破現代性專業壁壘界限而進行的拼貼有明晰的實踐目標。杰姆遜發現，鴻運大酒店處理建筑空間與城市生活空間的關系時包含了思想觀念的重新選擇，即通過“構造一個整體的空間，一個完整的世界，一個小型的都市”，模糊這個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界限——入口處，而嘗試將居住、購物、娛樂、通道、觀光等互不相干的功能集合在一起，以此來抗爭封閉的界限，終止現代主義建筑那種與世隔絕、安于界限之中的常見烏托邦理想。這種理論分析要帶出的是一種新的建筑美學觀念，顯然有鮮明的思想批判訴求，其“批判”是康德意義上的，并非“說壞話”的意思，而是弄清一種知識話語如何可能。

　　其次，后現代主義文論在探討后現代主義文學、文化現象的同時，也在對該現象進行著基于深度學理剖析的反思。羅蘭·巴特對“今日神話”的理論揭示是一個典型案例。他并未因為理論指涉對象是現代大眾文化現象，便在理論建構中無原則地倒向對之的認同，正相反，在價值判斷上他深刻反思著今日神話的失常之處，并對其進行了建基于細致學理分析基礎之上的批判。比如，對商品廣告，他指出有三類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們可能因立場的不同而造成所揭示內容在本質上的區別：一類是神話生產者——廣告商；一類是神話接受者——消費者；再一類是神話批判者——知識分子。這三類人中，知識分子理應是神話的批判者，有責任擔當起對于今日神話運作機制的批判任務，可如今的現實生活中，人文學科有關廣告的討論，卻充斥著神話制造者的立場，關心的是如何產生出好的廣告效應，以調動各色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積極性，這使本應以反思與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成了廣告生產者的同謀，失去了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感。羅蘭·巴特對此問道：這是正常的嗎？

　　這一追問顯然是充滿反思姿態的。在此，羅蘭·巴特這樣的思想者同時反思著所談論對象本身的合法性，呈露出了后現代主義的另一面相。

　　 借鑒與研究西學，最終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與推進中學。中國文藝學界對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的接受過程，是一個既為我國文藝學的重大轉型尋找新思路、又在學理資源和價值目標之間存在若干偏離的復雜的知識社會學現象，它錯綜復雜地兼容著、閃爍著后現代主義上述兩副面相。

　　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承認中國學界對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的接受側重于它的隨順面相，這時候，我們的接受可能存在消極性。比如容易走入徹底消解本質的陷阱，容易被西方后現代非理性主義所悄然俘虜，容易誘發不盡合理的感官主義消極傾向，容易由此趨于反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等。這些，自然都是在一種異質文化語境中接受與傳播后現代主義時需要加以防范的。

　　但在另一種程度上，也應該承認，后現代主義文論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論的發展，在若干方面確實產生了重要而有益的影響，已融入中國文藝學的創新建構過程中。比如，它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態勢，對當代中國文論存在的諸多問題與危機進行自我反思和批評；它對中國當代文論打破單一文論體制、走向百花齊放的多元化局面，起到了積極助推作用；它對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形成了有力的沖擊，有助于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以及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它還有助于中國當代文藝學重新反思所謂“文學終結論”。特別是對文論來講，后現代主義文論中的若干流派——例如生態批評——對中國當代文論也具有建設性啟示和重大影響。實事求是地說，西方后現代文論思潮中一些分支對我們而言是有填補空白意義的。意識到了這些，或者說對這些成果的取得，則是我們自覺借鑒和有批判地吸收后現代主義反思的一面使然。

　　（作者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論稿》主編、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