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猶太難民研究”工作簡報第八期

我課題組積極籌劃紀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各項活動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課題組正與各合作單位積極籌劃各項紀念活動，目前初步確定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1，與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美國圖倫法律中心、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聯合主辦“法律與社會:上海的猶太人——紀念猶太難民在上海幸存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與上海圖書館、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合作舉辦“紀念猶太難民來滬避難幸存70周年系列講座”。

3，與上海圖書館、上海猶太研究中心、時事出版社聯合舉辦課題重要成果《來華猶太難民回憶錄》新書發布會。

4，與上海圖書館、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合作舉辦“紀念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斗爭的國際友人系列講座”。

5，與解放日報理評部、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合作推出“世界史啟示錄-中外學者對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經驗”專欄。

6，與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進一步共建來滬猶太難民資料庫。

7，支持、協助中央電視臺、國務院新聞辦五洲傳播中心、上海電視臺、湖南電視臺等拍攝紀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影視片。

8，與社聯其它學會合作舉辦一系列紀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研討會。 （猶妍）

“德國與日本歷史罪責觀比較”研討會綜述

11月27日下午，上海世界史學會、上海市歐洲學會、上海市聯合國研究會、上海市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德國與日本歷史罪責觀比較”研討會在上海社科院舉行。本次會議由本課題組首席專家、上海市世界史學會會長潘光和本課題組子課題負責人、上海市世界史學會副會長余建華主持。參加會議的各位學者圍繞日本歷史罪責觀、德國歷史罪責觀、德日歷史罪責觀比較、國際法視角下的德日歷史罪責觀、大屠殺與歷史罪責觀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教授以“日本的歷史罪責觀”為題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剖析。第一，日本罪責觀的社會環境與結構。王教授認為，雖然日本文化受到了中國的深刻影響，但是深入研究后會發現日本近代社會結構更接近于歐洲中世紀，整個社會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且四個階層是不能互相流動的。因而，長期以來日本就形成了以天皇為頂點的非常明確的等級制度。在這樣的等級社會里對人的要求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天皇在其中起維系作用，成為整個等級社會里的精神支柱。明治維新后，日本社會大步發展，優越感不斷膨脹，希望將這種等級分明的社會模式推廣到整個世界，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有序的等級分明的世界，并由像它一樣的優秀民族來統領落后民族。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民眾為什么會被軍國主義煽動起來，與他們長期習慣這種社會模式，崇拜天皇的心理以及希望將自身國家發展模式推廣到世界的意愿密不可分，這三者也深深影響了日本的罪責觀。第二，日本的恥感文化。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有一種“恥感文化”，美國則是“罪感文化”。在等級制下的日本，人們對行為的價值判斷不是根據自我內心的道德觀念而是根據社會認同，“恥感”的產生來自于外部壓力。另外，日本將國家與神道教結合，產生了國家神道教，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教的最高祭祀機構。當日本將其社會制度渲染得十分合理的時候，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煽動起了社會的狂熱性。第三，美國對日本的戰后處理。美國沒有對日本實行直接占領而是間接占領，他們擔心廢除天皇，直接占領會使得美國多付出一百萬人的傷亡。雖然美國也對天皇制度進行了改造，但天皇的保留使得日本的法統體系沒有被斬斷，日本的“恥感文化”被延續下來，在一定條件下就會發揮作用。第四，日本的歷史罪責觀的現實影響。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下，日本感受到了美國對自身的支持，因而在亞太地區越發強勢，表現在安培否定歷史等，日本歷史罪責觀的現實影響十分明顯。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孟鐘捷教授針對德國歷史罪責觀進行了梳理。他指出，德國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不是一帆風順的，至今依舊存在糾結。他以五個時期的劃分來闡述了德國歷史罪責觀的變化。一、盟國占領時期是“默認時期”。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將這場戰爭定義為“希特勒戰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轉移，即是希特勒的戰爭，而不是德國人的戰爭。二、1949年至50年代末是“回避時期”。此時的民主德國認為自身是反納粹后代建立的國家，因而沒有罪責。聯邦德國雖對以色列和猶太人道歉，但在國內采取了回避政策，認為非納粹化造成了很多不幸，不應該再劃分政治上的清白與不清白，重要的是讓這些人回歸社會。因而，對納粹的各種審判逐漸停下，中學教科書不談德國戰爭中的惡行。總的來說，當時德國不否認罪責但是盡可能避而不談罪責。三、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覺醒時期”。一系列事件使得社會擔憂，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審判和法蘭克福審判加之60年代末出現了學生運動等等，都給德國社會產生了沖擊。到了80年代初，“罪責”、“道歉”等流行詞匯使用率上升，但對此不能高估。針對勃蘭特下跪這一事件進行的調查顯示，80%的德國人認為勃蘭特沒有資格代表德國人下跪。四、80年代是“爭論時期”。在這段時期爆發了“歷史學家之爭”，結果是當時的總統平息了這場爭論，使得社會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政治認識，但不是一種歷史共識。五，90年代持續至今是“討論時期”。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第一是德國需不需要通過不斷認罪來獲得人們認可？第二是如何看待民主德國？總之，德國認罪態度的演變是一個漫長過程。最后，孟教授指出另一種誤解，通常我們認為德國承認納粹大屠殺的罪責使得德國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對南京大屠殺的立場，而實際上，德國人認為自己已經干了最壞的事情，其他都不能與之相比，在德國1949年以來的所有歷史教科書中，只有兩本提到南京大屠殺，更多的提到的是美對日的原子彈轟炸。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周洪鈞則以兩個具體事例來比較德、日罪責觀的差異。首先，周教授認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受害國對德、日兩國戰爭罪行懲治和容忍程度對兩國罪責觀差異有相當大的影響。周教授詳談了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的區別。第一，審判對象上存在差別。紐倫堡審判期間，除希特勒等自殺的納粹分子外，其他納粹高管都被納入到被告席，而東京審判中并沒有將裕仁天皇納入被告，這為日后日本天皇神道等得以延續提供了基礎，同時也影響了德、日歷史罪責觀的不同。第二，判決結果上存在差別。紐倫堡審判不僅審判了個人罪犯，同時宣布納粹黨總部、黨衛軍、保安勤務處、秘密警察這四個為戰爭犯罪團體；東京審判沒有將日本某機構、組織定罪，因此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結構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第三，執行方式上存在差別。東京審判的死刑率占被審判對象的四分之一，其他人中16人被判無期，剩下最少都是二十年。紐倫堡審判中絞刑12人，占被審判人員的二分之一，三人無期，其他人十年到二十年不等。表面上，兩場審判判刑都相當嚴厲，但是在日本，未被判除死刑的戰犯在1958年開始被占領日本的美軍陸續釋放。而紐倫堡審判則嚴格執行，其中法西斯三號頭目赫斯一直被關押到1987年，去世時93歲。另外，國民黨政府宣布侵華日軍的主要戰犯岡村寧次無罪。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了四次審判，判刑后的戰犯們在1957—1964年間也陸陸續續被釋放。這種執行方式上為當下日本軍國主義態勢的再現埋下了伏筆。另外，周教授還指出：在勞工、慰安婦等問題上，戰后國際社會沒有對日訂立賠償條約，使日本有空子可鉆。

本課題組成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舒明教授圍繞全球記憶文化和猶太人作為主要受害者怎樣對歷史進行清算兩個問題做了分析。首先，汪教授認為德國處理歷史罪責的方式在當下被當成了一個理想化的范式。20世紀末期以來出現了一種“道歉潮”，尤其在西方社會。這種全球記憶文化有如下幾個特點：1、超時效性；2、以當下價值觀反復審查過往歷史事件；3、有強烈的倫理規范導向；4、會導致道義和政治制度的重新分配，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所以德國的反思方式的范例，給中、韓思考日本的罪責觀帶來了參照，更多的受害者們產生了一種希望或者說是幻想，期望施害者像德國一樣進行道歉等，但是這個范例并不存在普世性，它存在特性。其次，汪教授將猶太人對大屠殺問題的清算分成兩個行為體，一是以色列政府，二是美國猶太社團。以色列政府動用國家機器來清算納粹歷史罪責，美國猶太組織則通過投入大量資金借用美國輿論機器使大屠殺題材始終處于高度曝光。另外，一旦有人在大屠殺事件上進行挑釁和否定大屠殺時，會遭到強烈的抵制。但要指出的是，猶太人的清算方式也帶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國是否可以借鑒還有待商榷。

潘光教授圍繞政策、法律、教育、文化根源四個方面進行了概括性小結。他指出，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德國有明確的政策和規定，而日本是極力回避；在德國否定大屠殺是違法行為，而在日本否定歷史是“言論自由”；教育方面，德國的教科書詳細闡述納粹大屠殺，原來的集中營均改為紀念館；而在日本，教科書和紀念館只提受日本人的受害，而不提南京大屠殺等加害別國人民的事；文化根源上，盟軍徹底摧毀納粹制度，而在日本卻沒有將軍國主義根源鏟除，這是導致兩國在歷史罪責觀上存在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

在下半場的提問和自由討論環節中，現場氣氛十分熱烈，在場的學者及媒體等都積極評論和提問。同濟大學李樂曾教授對德、日歷史罪責觀問題進行了四點補充。李教授認為，首先，聯邦德國在戰爭罪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因為聯邦德國認為其自身是納粹德國崩潰之后德國唯一的合法繼承者，他必將承擔納粹德國的所有罪責。其次，他指出在德國出現的“歷史學家之爭”中，帶有歷史相對化傾向，這是不可取的。再次，李教授認為德國教科書中少提南京大屠殺這一現象帶有歐洲中心論特點。最后，他認為德國做出的大屠殺罪責的記憶轉移，應該更好地被理解為是一種共同記憶，歐洲的共同記憶恰恰是亞洲缺少的。余建華教授指出，德、日歷史罪責觀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能夠生搬硬套的將一種模式套用到另一種模式中，作為學者需要相互溝通，尊重真相。上海外國語大學戴啟秀教授、上海歐洲學會秘書長曹子衡教授也做了精彩的發言。

（袁帆）

猶太難民“上海名單”已達13732人

新華社上海9月2日電(記者許曉青、季明、呼濤)二戰期間曾向躲避納粹迫害的大批猶太難民敞開大門的上海,究竟拯救了多少猶太人的生命?一份雖不盡完整、但富有傳奇色彩的“上海名單”2日在此間揭開神秘面紗,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單,盡管無法包含全部人,上面已有13732個二戰期間在上海的猶太難民的名字。他們幾乎都熬過了二戰,到了世界各地。這份名單的意義非凡。”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后裔索尼婭·米爾貝格2日回到出生地上海,以她的抗戰親歷為中外記者解讀“上海名單”。她也是這份名單的挖掘者、研究者和校對者之一。

9月3日是中國立法規定的首個抗戰勝利紀念日。這份“上海名單”將被鐫刻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摩西會堂舊址)長34米的銅墻上,向世人展示。

人數之“謎”

“若不是父母順利逃亡上海,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這世上誕生,我的名字索尼婭,就是我在上海出生時取的,我覺得很幸運。”索尼婭說,她早前參與德文著作《流亡上海》中有關“上海童年”章節的撰寫,包括她在內的5個在上海經歷抗戰的猶太孩子提供了5段回憶。這本書所附的一個名單成了今天“上海名單”的基礎藍本。當然,索尼婭和她的家人也在這份名單上。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分子在歐洲瘋狂迫害殺戮猶太人之際,中國上海依然向這些猶太難民敞開懷抱。1933年至1941年,先后有數萬名猶太人逃亡上海避難或尋求中轉,猶太難民與中國人一起目擊了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搶掠。

1943年2月,侵華日軍在上海虹口提籃橋地區設立“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即虹口隔離區。約2萬名猶太難民與同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老百姓同甘共苦,結下深厚友誼。上海也因此得名:“東方的“諾亞方舟”。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研究發現,當時猶太人進入中國、進入上海大致有兩條線路,起初是通過蘇伊士運河航線,從海上到達東南亞,進入上海；另一條線路是穿過亞歐大陸,乘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地區進入被日本占領的中國東三省,再抵達上海。

一段時間來,有關猶太難民來到上海的總人數一直沒有確切定論,而被冠以“數萬”之多。著名猶太史專家、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潘光最近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今天在中國和歐洲史學界,基本認可的、有名有姓的二戰時期上海猶太難民大約在2萬人左右。被鐫刻在銅墻上的“上海名單”,雖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單,但足以管中窺豹,警示世人。他透露,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猶太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從世界各地搜集二戰期間在滬生活的猶太難民名單,目前其數據庫中約有1.8萬個猶太難民的名字已被輸入,成為可供查詢的抗戰史料。當然,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猶太難民因為各種原因不知其姓名,無從查起。

“每個猶太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名字,恰恰是當年納粹的暴行,讓猶太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提,很多人變成了一個編號。我想挖掘和研究這樣的‘上海名單’,不僅是為了學術研究,更要公之于眾,每個名字代表著一個活的生命。這是我再次來到上海的理由。”索尼婭一再說,“上海是當時唯一向父母敞開大門的地方,我們不能忘記這座城市”。

“上海寶貝”

1939年10月26日,索尼婭出生在位于上海租界內的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為她接生的是外籍醫生格貝爾。她的出生信息卡上還顯示,她的父親當時十分匆忙,在表格上新生兒的姓名欄里填上了“BABY KRIPS”的字樣。

“BABY”,也就是“寶貝”這個稱呼,后來也被用來形容抗戰期間在上海猶太難民居住區出生的猶太后裔。據不完全統計,這樣的“上海寶貝”至少有500多人。

在《流亡上海:1938-1947》中,索尼婭在上海街頭撐著中國傘、懷抱洋娃娃的照片成為一段歷史佐證。事實上,除了在上海出生的猶太難民寶貝們,更多的猶太孩子是跟隨父母一路逃亡來到上海,他們廣義上也是“上海寶貝”。

更值得一提的是,與“上海名單”有關的還有諸多猶太孩子的童年往事。

在籌備公布“上海名單”過程中,索尼婭致信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據她介紹,《流亡上海:1938-1947》所附的猶太難民名單有這樣一段來歷:名單的最初藍本是當時管理猶太難民隔離區的日本占領當局雇了三名猶太小女孩,耗費三天時間打印出來的。

索尼婭分析,這項工作表面上是“人口調查”。這三個小打字員,分別是索尼婭·波伊茲納,埃娃·君特斯坦因和海爾加·羅斯。1944年她們分別是14、15、16歲。她們在老舊的打字機上工作一段時間之后,開始嚴重懷疑這份名單的真實用途。上司最終也沒有從她們手中打出“完美無瑕的名單”。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認為,恰是這些參與打印名單的“上海寶貝”的微妙情緒,折射出了上海猶太難民們在日本占領時期亦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

“方舟”申遺

在抗戰勝利紀念日到來之際,當年猶太難民聚居的上海市虹口區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或許,這樣一片曾經拯救數萬猶太人的區域,也可以申請加入世界級的遺產名錄。

盡管關于這類老上海時期的建筑遺存是否申遺,在文物保護及學術研究領域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地方政府提出這一設想時依然得到了不少支持。

“最成功申遺的當屬奧斯維辛集中營,盡管上海猶太難民聚居地與之還有很大區別,而且修舊如舊、恢復原貌保存等要求,似乎對上海的虹口地區也過于苛刻,但提出來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抗戰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說。

顯然,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征慰安婦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順利進行,對上海的猶太難民聚居地申遺也是一種鼓舞。

“隨著有關猶太難民在上海的名單、數據庫、音視頻、口述實錄的整理日趨完備,申請記憶遺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當然,未來各方還需百倍的努力。”潘光認為。

《華爾街日報》文章“上海墻向二戰猶太難民致敬”的幾個錯誤

本課題組首席專家、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 潘光

美國《華爾街日報》在“上海墻向二戰猶太難民致敬”一文中報道了《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猶太難民姓名墻》揭幕儀式，但其中卻有幾個明顯的錯誤。其一，文章把姓名墻所在地說成陜西路的奧海·拉赫爾(Ohel Rachel)會堂，這是搞錯了地方，因為姓名墻所在地是虹口的奧海·摩西(Ohel Moshe)會堂。其二，從這一錯誤出發，作者在奧海·拉赫爾會堂上大做文章，稱該會堂在“1952年毛澤東的共產黨人掌權后就不再使用了”。且不說共產黨執政并非始于1952年，該會堂目前也不是“不再使用”。現在該會堂是上海市教委的辦公場所，尚難以完全對外開放，但只要上海猶太社團提出申請，他們在節假日均可使用會堂。上海世博會期間，會堂在半年內均對猶太人開放。相信隨著上海更加對外開放，猶太人使用該會堂也會更加方便。其三，文章說“是當地政府最終決定誰的名字列在名單上”，這完全是瞎說。這份名單是當年日本當局的一份統計名單，盡管有遺漏或重復，但卻是珍貴的原始資料，今日的政府部門根本不可能對此加以修改。這篇文章中還有許多其他問題，主要錯誤就是上述三個。

《華爾街日報》文章：上海墻向二戰猶太難民致敬

“伯莎·雅各布、漢斯·克本、威廉·斯卡爾…”。這是上海猶太居民的名字，起碼在二戰中是這樣。當時沒人想到上海接納了成千上萬的歐洲猶太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猶太難民姓名墻》周三揭幕，成了這13732名客人的永久紀念。這座34米高的銅墻立在一座猶太教堂改建的紀念館里，紀念館所在的地區是很多歐洲人在上海作為難民開始他們新生活的地區。還有一座新豎立的浮雕，上面刻著的6個人代表在納粹大屠殺中被殺害的約6百萬猶太人。墻和這座浮雕讓人們想起20世紀30年代末成千上萬的歐洲猶太人如何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了避難所，而這只是因為上海不需要入境簽證。

中國當局也在用這些建筑做出一個當代的政治聲明：紀念是上海政府對第一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國家紀念日所做貢獻中的關鍵一部分。墻上的內容也指責了日本：墻上的10句引語中有兩句是以前的居民攻擊日本的戰時統治的。中國仍對日本戰時的入侵感到憤怒。但歐洲猶太難民的觀點卻更加矛盾：雖然日本和納粹德國結盟并侵略了中國，但它允許猶太人在上海生活。猶太人說，雖然這個紀念館有歷史象征意義，但制造了緊張。猶太教不屬于中國官方認可的五大宗教。這個紀念館在猶太人中被稱作是奧海·拉赫爾(Ohel Rachel)教堂。1952年毛澤東的共產黨人掌權后就不再使用了。

上海猶太中心最近的一個聲明說：“猶太居民盼望中國政府允許他們定期在奧海·拉赫爾教堂中進行宗教活動，將這座美麗的建筑重新作為猶太生活中的一個永久中心。”該中心的拉比沙洛姆·D.格林伯格(Shalom D. Greenberg)說他沒有受邀參加墻的揭幕。

當地政府說，這座墻是當地機構建的，并得到了德國政府的財政支持和美國人的私人捐助。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阿爾農·佩爾曼(Arnon Perlman)說他捐了款。熟悉這個工程的人說，墻上的名單主要來自1944年8月日本占領軍做的一次外國人口統計。2000年這份名單引起了注意。當時它是以前在上海居住過的索尼婭·米爾貝格爾( Sonja Mühlberger)和別人合寫的一本書的附錄。米爾貝格爾女士說她從一個住在這個地區的奧地利女人那里得到了這布滿灰塵的473頁名單，提出了建這個墻。她自己的生活說明理順歷史記錄有多困難：她父母九死一生逃出了納粹德國，隨后1939年她出生在該教堂附近。但她父母的名字并沒有在這個名單里。但現在，她的名字被錯誤地兩次列在了墻上：一是以她婚前的姓“克里普斯”(Krips)，第二次是以她婚后的姓“米爾貝格爾”。她說她所起的作用是匆匆編輯了名單，是當地政府最終決定誰的名字列在名單上。米爾貝格爾說：“我盡了最大努力來糾正每個名字。”

上海政府說超過一萬八千名歐洲猶太人在上海避難。其他的估計比這個數字還高出幾千人。紀念館里的一個牌子上說有二萬三千人。米爾貝格爾女士說她估計有30%的人沒列到名單上。糾正戰時的不正確不會容易。一個組織旅游并且十多年來記錄上海猶太人社團的以色列人德維·貝爾蓋勒(Dvir Bar-Gal)說：“有幾個名單。這個名單只是其中的一個。”

（原載美國《華爾街日報》，作者詹姆斯·T. 阿雷迪，李小鹿翻譯）

課題組活動簡訊

2014年 7月18日 虹口區副區長李國華率虹口區文化局領導來訪，與我項目組探討虹口猶太難民史籍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事宜。

7月28日 上海師范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聯合舉辦了公共史學研討會和培訓班。潘光教授做了主題講演“猶太人在中國：一個公共史學的熱點議題”，與會者圍繞“猶太人在中國”這個題目如何從學術研究課題轉變為公眾關注熱點進行了討論。會后，與會者在周國建教授帶領下參觀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虹口地區的上海猶太難民遺址。

8月4日 我項目組歡送離任的奧地利大屠殺紀念服務項目志愿者克里斯，同時歡迎新一任志愿者法比昂到崗。潘光、王健、周國建、汪舒明、沈國華、張憶南等出席了歡送午宴。

8月14日 美國布蘭代斯大學近東與猶太研究系佘剛正博士拜訪項目組。

9月3日 周國建教授參加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內“猶太難民上海名單”鐫刻銅墻揭幕儀式。同日，美國著名電影制片人哈伊克（Willard Huyck）攜夫人來訪。

9月5日 項目組成員，原來滬猶太難民索尼婭·米爾貝格來訪，項目組兼職研究員、柏林自由大學博士楊夢參加了會見。

9月7日 汪舒明教授赴以色列參加大屠殺問題研討考察系列活動。

9月22日 新任以色列駐滬副總領事章納達（Nadav Arieh Zysblat）及助手來訪。

9月29日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畫報出版社）總編辦公室副主任鄭梅來訪，就《猶太人在上海》畫冊舊版續約及其它合作事宜進行商討。

10月9日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及助手韓易等一行來訪，與我項目組討論進一步合作事宜。

10月29日-11月3日 潘光教授出訪英國，參加由牛津大學和阿聯酋戰略研究中心舉辦的海灣安全研討會并發言。

11月3日 周國建教授率研究生趙倩倩、袁帆及奧地利志愿者法比安出席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舉行的紀念救助猶太難民的匈牙利友人保羅·科默銘牌揭幕儀式。

11月10日 我中心續聘來華猶太難民后裔沙拉·伊馬斯女士為特約研究員。潘光向她頒發了證書。沙拉·伊馬斯發表了受聘感言，并向中心研究生簽名贈書。同日，虹口猶太難民項目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記憶遺產專家論證會召開，潘光、王健出席。

11月27日 由上海世界史學會、上海市歐洲學會、上海市聯合國研究會、上海市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德國與日本歷史罪責觀比較”研討會舉行，作為四學會的會長或副會長，潘光教授主持了會議的主題講演。隨后，余建華教授主持了會議的討論。

12月26日 我項目組與上海外經貿大學商討2015年舉辦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猶太難民來滬避難70周年相關活動的籌辦事宜。

12月29日，本項目組召開2014年工作總結小型座談會并共進工作午餐。

2015年1月5日 以色列外交部政研司副司長本杰明·卡拉斯納一行來訪，以色列駐滬總領事柏安倫和副總領事章納達陪同。

1月7日，中以創新組織主任高澤陪同以色列研究所執行所長阿里爾·羅斯、美國戴安娜和吉爾福德?格拉澤基金會負責人約翰·菲謝爾和英國牛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以色列問題專家德里克·潘斯勒教授到訪。

1月31日 項目組舉行午餐會，歡送奧地利大屠殺紀念服務項目志愿者法比昂。

2月27日 作為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副會長，潘光教授參加該會新春茶話會并發言。

3月3日 國務院新聞辦五洲傳播中心就二戰時期中國救助猶太難民等問題采訪潘光主任。

3月10日 潘光教授在上海圖書館為全市讀者、聽眾做反恐形勢報告。

3月中旬，余建華教授完成的《恐怖主義的歷史演變》專著出版。本專著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也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國際安全學科項目，獲得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