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簡報 2014年第1期

目錄：

01. 李令福教授撰寫的論文《大夏首都統萬城（白城則）的歷史變遷》正式發表

02. 艾沖教授率隊展開2014年第一次鄂爾多斯高原野外考察

03. 歷史文化地理子課題組舉行課題研究工作協商會

04. 博士生王興鋒的論文《西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匈奴族五屬國治城位置考》定稿

05. 博士生王興鋒的論文《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城初探》定稿

06. 張慧慧、趙景波教授撰寫的論文《鄂爾多斯高原西南部清代旱災研究》正式發表

07.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考》定稿

08.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臨河縣故城考》定稿

09. 2014屆碩士研究生參與國家重大項目研究而產出七篇碩士學位論文

10. 碩士生石春平的論文《西漢時期西河郡河西[地區]屬縣治城位置考》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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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01. 李令福教授撰寫的論文《大夏首都統萬城（白城則）的歷史變遷》正式發表

李令福教授撰寫的論文《大夏首都統萬城（白城則）的歷史變遷》已在《中國古都研究》2013年第2輯正式發表。

該文認為：白城則村位于統萬城遺址旁邊，其前身是公元413年建筑的統萬城。統萬城作為大夏國國都15年之后，又成為北魏乃至唐宋600多年的北方軍事重鎮，改稱為夏州城。北宋初期，以其“深在沙漠”而下令毀城遷民，統萬城從此便陷入在浩瀚的毛烏素沙漠中而默默無聞，被人們遺忘。至清代中期，內地農民開始走西口，他們在統萬城城垣的背風向陽處挖掘窯洞居住，在古城內外墾殖農田，逐漸形成一個小村落。1974年，當地居民鑿開渡口臺的石梁，無定河灣的水位下降，露出大片可耕土地，城內的居民才陸續搬遷到無定河北岸居住。2002年，白城則村被授予市級小康村和計劃生育自治村。

作者提出，應在做好統萬城大遺址保護的同時，把白城則村建成具有文化生態建設功能的前沿基地。這不僅是中國大遺址保護的理想模式，也可作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特殊典型個案。

02. 艾沖教授率隊展開2014年第一次鄂爾多斯高原野外考察

2014年3月25日至3月30日，為推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11&ZD097）的深入探索，艾沖教授率領博士生王興鋒、碩士生白雪、石春平、孟洋洋對鄂爾多斯高原中部區域展開野外實地考察。

考察組先后對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準格爾旗南部和伊金霍洛旗地區的自然地理形勢及歷史城鎮遺址進行田野調查。重點考察東勝區西部的城梁古城遺址、準格爾旗南部的納林古城遺址、伊金霍洛旗的紅慶河古城遺址，以及秦直道部分路段遺跡。對沿途的地勢地形和古城遺址的三維坐標、平面布局、城址形態、周邊環境作了詳細的勘察、測量與記錄。在結束鄂爾多斯市域的野外考察后，途經陜西榆林市，對明代榆林古城及鎮北臺也進行了踏察。

考察組通過此次實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野外考察資料，為課題深入研究做了一定的準備。第一，考察組對此地域自然地理形勢獲得更直觀的認識；第二，考察組通過對納林古城所處地理環境的考察，參稽相關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對于納林古城是否為漢代美稷縣故城形成新的認識；第三，考察組對城梁古城所處地理位置及其與秦直道的空間關系獲得更真切的了解，有助于更好的研究秦漢時期區域歷史地理專題；第四，通過對紅慶河古城址及其周邊地形的踏察，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漢代政區地理。

通過六天的田野調查，考察組對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同時從地理維度對秦漢時期該地域諸多歷史事件具有更深入的理解。這將有力地推進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的研究。（孟洋洋 供稿）

03. 歷史文化地理子課題組舉行課題研究工作協商會

2014年4月20日上午，“鄂爾多斯高原歷史文化地理”子課題研究組在雁塔校區啟夏苑二層小會議室舉行課題研究協商會。

該子課題負責人岳連建教授、介永強教授、張文安副教授，以及李大海副教授、艾沖教授與會。會議由岳連建教授主持，首先討論了本子課題撰寫提綱的擬定問題，各部分如何銜接？撰寫提綱的定稿時間。其次，討論了本子課題研究組成員間的分工和協作事宜，初步商定2014年暑假期間組織一次鄂爾多斯高原歷史文化地理專題實地考察活動。會議使子課題組研究人員的認識與步調得到統一和協調，有助于子課題研究在今后的順利推進。至11:30，此次會議圓滿結束。

04. 博士生王興鋒的論文《西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匈奴族五屬國治城位置考》定稿

博士生王興鋒的論文《西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匈奴族五屬國治城位置考》近日定稿。

論文認為：西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漢武帝發動河西之役，派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從隴西出發，攻破匈奴右部，取得此戰大捷。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率領部眾“凡四萬余人，號十萬”歸降漢朝。漢朝政府如何安置匈奴諸部降附民眾，關系到漢朝從根本上解決北方邊疆匈奴勢力威脅的大局。經過一番討論，漢朝政府采取“分徙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的措施，在今鄂爾多斯高原及其毗鄰區建置五個匈奴族屬國，以安置匈奴族牧民。

這五個屬國分別是：五原屬國（治今內蒙古達拉特旗白泥井鎮城圪梁村附近）、西河屬國（治今內蒙古準格爾旗暖水鄉榆樹壕古城）、上郡屬國（治今內蒙古烏審旗嘎魯圖鎮昂拜淖爾古城）、安定屬國（治今寧夏同心縣下馬關鄉紅城水古城）、天水屬國（治今甘肅省榆中縣金崖鄉上古城）。五個屬國分布在今鄂爾多斯高原及其鄰區，皆在漢代“河南”地區。據此，五原屬國匈奴牧民分布在今內蒙古達拉特旗大部和準格爾旗北部地帶；西河屬國匈奴牧民分布在今內蒙古東勝區東部、達拉特旗南部、準格爾旗西南部和伊金霍洛旗東部；上郡屬國匈奴牧民分布地相當今內蒙古烏審旗、鄂托克旗、伊金霍洛旗西南部、陜西榆陽區北部；安定屬國匈奴牧民分布在今寧夏南部的同心、中寧、鹽池、利通區間；天水屬國匈奴牧民分布在今甘肅省榆中、靖遠、定西、會寧一帶。

西漢時期匈奴族五個屬國適應著北疆地區政治形勢的發展需要，保障著邊疆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推動“河南地”的資源開發利用。通過匈奴族五個屬國分布格局的地理考證及其歷史作用的分析，可為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統一提供重要歷史經驗，同時也為維護我國邊疆秩序的穩定、邊疆經濟的發展、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起到借鑒作用。

05. 博士生王興鋒的論文《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城初探》定稿

博士生王興鋒撰寫的學術論文《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城初探》日前定稿。

該文認為：西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漢武帝發動河西之役，派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從隴西出發，攻破匈奴右部，取得此戰大捷。此戰之后，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的部眾四萬余人歸降漢朝。經過一番討論，漢朝政府決定采取“分徙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的措施，先后在今鄂爾多斯高原及其鄰區設置五個匈奴族屬國以安置匈奴族牧民。其中之一就是五原屬國。關于五原屬國的初建時間、屬國都尉府駐地—蒱澤縣城的地理位置，史學界至今尚無定論。

五原屬國的設置時間，史無明確記載，但有線索可尋。《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仆雷電“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歿。”檢閱史料，征和三年以前，僅有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兩部歸漢、元狩四年（前119年）左賢王部眾七萬余人降漢。五原屬國應是為安置他們而設。據此，五原屬國應初置于西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至王莽當政后，實行錯誤的對匈奴政策，破壞了漢匈兩族間的和睦關系。匈奴不斷入塞侵擾，致使北疆局勢動蕩。顯然，五原屬國建制當在此時被廢棄。新莽（9—24）及其后，五原屬國不再見諸史冊。綜上所述，西漢五原屬國初設于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其建制一直延續至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前1年），新莽時期被廢棄。歷時約120多年。

那么，蒱澤縣城到底在今何地呢？成書于公元6世紀的《水經注》對黃河的主干和支流以及與之相關的郡縣城池都有較為全面而系統的記述，但是并未提到五原屬國都尉府駐地—蒱澤縣城。做者推測出現這樣的遺漏并非酈道元的疏忽，可能是蒱澤縣城并未臨河而建。論文通過對蒱澤地名來歷、清代蒲池和當代“蒲淖”佐證、漢代蒱澤及居延漢簡伐蒲、白泥井鎮及城圪梁村的漢代墓群、白泥井鎮附近的古代湖泊遺存和“城圪梁”村名稱來歷的論析，以及秦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東北部自然環境的復原，推定西漢時期蒱澤縣城當在今達拉特旗白泥井鎮城圪梁村附近。

通過對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建制及其治城地理位置的探討，可深入推進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其次，西漢蒱澤縣城的定位可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五原郡的無考縣名的標繪提供學術支持。最后，五原屬國建制與地理位置的復原使我們對秦漢時期北部邊疆政區變遷和民族分布有了較前更為清晰的新認識。

06. 張慧慧、趙景波教授撰寫的論文《鄂爾多斯高原西南部清代旱災研究》正式發表

張慧慧、趙景波撰寫的學術論文《鄂爾多斯高原西南部清代旱災研究》已在《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4年第8期發表。

論文通過對鄂爾多斯高原西南部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了清代（1644～1911年）該區旱災等級、年際變化、周期及成因等。結果表明，在清代（1644～1911年）的268年里，鄂爾多斯高原西南部共發生旱災77次，平均3.48年發生一次。其中，輕度旱災、中度旱災、大旱災和特大旱災各發生4次、65次、5次和3次，主要為中度旱災，其他等級旱災均較少發生。研究區旱災可分成6個階段，其中1644-1729年、1780-1809年、1860-1889年為少發階段，1730-1779年、1810-1859年、1890-1909年為多發階段。總體來看，從清代早期到晚期，旱災發生頻次呈現增加的趨勢。該區域清代旱災有4 年和10 年左右的短周期，3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63年左右的長周期。研究區域在清代處于氣候的干冷期，年降水量減少和降水季節分配不均是發生旱災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口數量、吏治腐敗、水利廢弛等人為因素也促進了旱災的發生。研究區域清代發生了3次干旱氣候事件, 分別在1757～1759年、1877～1878年和1908～1910年之間，尤以1877～1878年最為嚴重。

07.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考》定稿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考》已于近日定稿。

該文指出，西漢朔方郡作為漢代北疆9郡之一，地處要沖，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因此，對其屬縣治城進行定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是后套平原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漢代邊疆政區地理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其所轄10縣的治城所在雖無明確記載，但仍可將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相結合，推定其基本位置。學界對西漢朔方郡的部分縣城已有定位，但相對零散，對其空間位置的論證不足，亦間有分歧之處。本文旨在以歷史文獻記載為主要線索、參稽考古調查與發掘成果、借鑒先輩學者的學術見解，嘗試探索朔方郡10個屬縣的治城所在，以便促進這個區域的歷史地理研究。

該文的初步結論是：三封故城為今麻彌圖古城址；朔方故城為今沙日召古城址；臨戎故城為今河拐子古城址；窳渾故城為今保爾浩特古城址；沃野故城為今黃羊木頭古城址；臨河故城為今五星村古城址；廣牧故城為今西局子古城址；修都故城可能為今敖楞布拉格古城址；渠搜故城大約在杭錦旗沙日召古城址之東、獨貴塔拉鎮東部一帶，城址可能因黃河改道而沖毀，或湮沒于庫布齊沙漠中，尚未發現；呼遒故城大概在今杭錦旗塔然高勒鄉附近，具體城址尚待繼續探索。

從西漢朔方郡十個屬縣縣城的地理分布可看出，朔方郡諸縣城主要分布呈現出兩個特點：第一，諸如窳渾、三封、臨戎、沃野、廣牧、臨河、渠搜之治城分布在陽山以南、漢代北河與南河的附近。這既有利于軍事防御，又便于發展灌溉農業，符合邊疆地帶寓兵于農的政治軍事形勢。第二，諸如呼遒、修都、窳渾、三封、臨戎諸縣城分布在由西河郡西出陽山雞鹿塞的交通線附近。在人口稀少的邊郡，在交通干道附近筑城也是為扼守與控制交通線，出于軍事防御的需要。

08.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臨河縣故城考》定稿

碩士生孟洋洋的論文《西漢朔方郡臨河縣故城考》已于2014年10月定稿。

該論文認為：西漢孝武帝在衛青率軍收復“河南地”的元朔二年（-127），出于“滅胡之根本”的考慮，決定增立朔方郡。西漢時期，朔方郡領轄10縣。臨河縣乃10縣之一，處在朔方郡最北緣、漢代陽山南側的南河與北河之間。關于西漢時期朔方郡臨河縣故城的具體位置，并無明確的歷史記載。但是，《水經注》和《元和郡縣圖志》等歷史地理文獻的相關記載可為推定西漢臨河縣故城的位置提供極其重要的線索。臨河縣故城究竟在今何處？依據《水經注》和《元和郡縣圖志》等歷史文獻的相關記載，參考相關的文物考古發現，以及后套地區的古代河道地理形勢，推斷西漢朔方郡臨河縣故城遺址就是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五原縣西北約30公里的五星村古城址。

文物考古資料亦有佐證。五原縣文物工作者于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在圐圙補隆古城西約30公里、高油房古城東約6公里、石蘭計古城東南約15公里的五星村（五原縣塔爾湖鎮西北約30公里處）發現一處規模龐大的漢墓群。據報道：“在約1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分布漢墓300余座，規模相當龐大。漢墓分布區是一片鹽堿荒地，長滿雜草。由于風雨侵蝕和墾荒破壞，漢墓地表封土已被破壞，在廢棄的渠溝兩側，到處散落著青色麻紋磚，這是典型的漢磚。”這就表明，此地在漢代曾有較密集、頻繁的人類活動，其附近極可能存在大型城鎮。其后不久，文物普查人員果然在墓葬群南約2公里處發現一座大型的漢代古城遺址。此古城“城墻由夯土筑成，長約2公里，寬約1公里。該古城東城墻高約2米，保存基本完整，南城墻已經坍塌，成為一條明顯高出兩側地面近80厘米的田間道路路基。古城內雜草叢生，到處散落著質地細膩、花紋精美的漢代陶片。”

論文作者認為，五星村漢代城址可能是西漢臨河縣故城。其理據縷析如下：第一，五星村古城處于漢代高闕（今石蘭計鄉北約6公里的兩狼山山谷北口的漢代障址）東南約20余公里；北距今總排干溝約5公里，北至烏加河河道約10公里，再北至狼山腳下約15公里；南距今黃河約40公里，東南距漢代廣牧縣故城（西局子古城）約62公里。完全符合《水經注》記載的地理形勢。第二，五星村古城處于圐圙補隆古城址正西微南約35公里處，符合唐代文獻暗示的漢臨河縣故城在張說督筑的新西受降城之西。它又在石蘭計古城址正南偏東約15公里處，即在張仁愿所筑西受降城附近，也與 “蓋漢朔方郡地, 臨河縣故理處”的說法相吻合。第三，五星村古城占地規模龐大，遠超一般的漢代縣城，甚至比若干漢代郡城還要大些。這可能與其所處地理位置、承擔的戰略任務有重要關聯。西漢中后期，陽山南、南河與北河間的廣大地域曾是邊防要地，其歸屬于朔方郡，位于朔方郡轄域的北端。這里是西漢與匈奴軍事較量的前沿地帶，同時北控漢代陽山諸多山谷通道，而且此城址可以較好地居中調控陽山諸山口的防務。因此，臨河縣城的規模較大就可以理解了。何況臨河縣城還曾是西漢代恭王之子劉賢的封國——臨河侯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綜合考慮五星村漢代古城處在的地理位置、城址形態、出土文物、附近漢墓群等因素，初步判斷五星村漢代古城址為西漢臨河縣故城所在。

09. 2014屆碩士研究生參與國家重大項目研究而產出七篇碩士學位論文

截止2014年6月底，參與國家重大項目研究的7名畢業碩士研究生共計產出7篇碩士學位論文。這些學位論文成為國家重大項目階段性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7名研究生通過參與項目研究既提升自身的科研實力與素養，也完成其碩士階段的學業。

這7篇碩士學位論文分別是：陸瑤碩士撰寫的《宋遼夏金政權在鄂爾多斯高原地區的疆界變遷》；王寧碩士撰寫的《清末貽谷放墾伊盟蒙地的歷史地理研究》；閆智鈺碩士撰寫的《唐宋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及邊緣地區茶馬貿易研究》；武穎華碩士撰寫的《從漢畫像石資料論東漢陜北農牧業的發展》；肖珺碩士撰寫的《鄂爾多斯高原地區秦漢城市地理研究》；婁娟娟碩士撰寫的《11-13世紀初鄂爾多斯高原及其鄰近地區城市地理研究》；陳華偉碩士撰寫的《鄂爾多斯高原藏傳佛教文化地理研究》。

10. 碩士生石春平的論文《西漢時期西河郡河西[地區]屬縣治城位置考》正式發表

碩士生石春平的論文《西漢時期西河郡河西[地區]屬縣治城位置考》已在《延安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正式發表。

該論文指出：漢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收河南地以后，在今晉陜蒙交界黃河一帶置西河郡，下轄36個縣。對于其屬縣治城位置，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注其中位于河西地區有12個縣，河東地區有8個縣，其余16個縣未標注。然而，結合新的考古發現考證，西河郡位于河西地區的屬縣應有23個，且多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地區。

1982年，由譚其驤先生主持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地圖集》）出版。它是中國歷代疆域政區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迄今為止內容最為詳確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對于研究我國行政區劃沿革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由于當時客觀條件有限，《地圖集》中也存在許多不足。三十多年過去了，新的考古資料陸續被發現，《地圖集》也亟待補充、完善。

論文認為：《地圖集》所標注河西12縣，主要分布于今鄂爾多斯地區及晉陜交界黃河以西地區，乃系割出秦代上郡東部、北部而置。經作者考證，西漢時期西河郡河西地區屬縣共有23個。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域有13個：平定（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美稷（準格爾旗納林古城）、增山（準格爾旗榆樹壕古城）、廣衍（準格爾旗勿爾吐溝古城）、大成（杭錦旗雞爾廟古城）、虎猛（伊金霍洛旗紅慶河古城）、谷羅（準格爾旗沙圪堵鄉城圪梁古城）、樂街、宣武（東勝區海子灣古城）、方利（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城梁古城）、鄒虞、鹽官（杭錦旗敖倫布拉格古城）、中陽（杭錦旗古城梁古城）；陜西榆林市境內有10個：富昌（府谷縣古城鄉古城）、鴻門（榆林市紅石橋鄉古城界古城）、圜陰（橫山縣黨岔城址下城）、圜陽（榆林市魚河鎮鄭家溝古城）、陰山（宜川縣黨灣遺址）、廣田（榆林市古城灘古城）、饒、徒經、鵠澤（神木縣溫家河故城）、平周（榆林市米家園則古城）。

綜上所述，西河郡轄區雖然跨連黃河兩岸，但屬縣卻多位于河西的鄂爾多斯高原，特別是秦直道沿線和秦漢長城沿線地勢高亢處。目前考古材料及文獻證明，這些屬縣多兼具行政管理和軍事駐防的性質。河西地區為防御匈奴前沿陣地，所以漢政府在此修建大量的軍事堡壘和邊城來抵御匈奴的南下，其主要職能為軍事防御。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