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紅色法律經典的傳承

　　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曾給根據地人民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催生出無數史詩般的文學藝術作品。《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根據地社會變遷的不朽紅色經典，至今仍為人們所傳誦。然而，那些深刻影響和推進這些變遷的法律文獻，卻隨著時光的流逝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沒有全面的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將是不完整的。紅色法律經典需要我們悉心保護，深度挖掘！”年屆88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希坡，為此呼吁了幾十年，耕耘了一輩子。而今，在國家社科基金大力支持下，一部跨越28年，共計16卷、800余萬字，囊括4100多件文獻的《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選輯》即將面世。

　　不忘囑托，投身根據地法史研究

　　雖然已過去60多年，但每次得到關內老解放區法律文件時如獲至寶般的激動心情，張希坡至今仍記憶猶新。

　　那時，東北解放區制定的法規不多，在寶清縣法院工作的張希坡，每次到省里開會，總是多方收集從老解放區傳來的法律文件，以備審判時參考。“那些土地改革、婚姻解放、禁煙禁毒、懲治反革命以及政權建設等方面的法規，對于移風易俗、弘揚革命傳統發揮了關鍵作用。”張希坡回憶，正是那段經歷，激發了他對法律的濃厚興趣。

　　1951年，張希坡作為調干生，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制史教研室做研究生。在那個全面學習蘇聯的年代，法制史課程主要是“蘇聯國家與法權史”和“國家與法權通史”，中國法制史則處于初創階段。張希坡雖學得津津有味，但心中疑問卻揮之不去：“為什么缺少根據地的法制發展史？”

　　“由于戰亂，根據地保留下來的法律文獻很少，難以系統研究。”老師的回答充滿遺憾。

　　心有不甘的張希坡，試圖從幾年前收集的解放區法律文獻入手，找回那段歷史。但由于資料太少，且多為手抄本，遺漏、訛誤在所難免。春去秋來，他并沒有什么收獲。心灰意冷之際，一個信息，讓張希坡興奮不已。

　　“在延安時，我曾聽說，謝老從中央蘇區帶回一些法律文獻，沒準現在還在他手里。”1955年的一天，留校任教的張希坡從何思敬教授處聽到這席話時，激動之情難以言表。而何思敬口中的“謝老”，就是謝覺哉。

　　一個28歲的年輕教員，如何才能從德高望重的謝老那里借閱這些資料？激動過后，張希坡不安起來，但他不愿放棄這個寶貴的機會。再三考慮后，他懇請法律系主任楊化南帶他拜訪吳玉章校長，請吳老協助聯系。

　　“蘇聯的經驗很重要，我們要好好學習，但對自己的實踐經驗，更應認真總結和研究，以創建新的中國法制史學科。”得知來意后，吳老當即讓秘書與謝老辦公室聯系，并叮囑張希坡一定要將這項事業堅持下去。

　　沒過多久，張希坡就在謝老家中見到了這批珍貴文獻。“這批法律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制定的，凝聚著蘇區政法工作者的智慧，希望你們認真研究，總結革命根據地法制建設經驗，教育新中國的青年一代！”謝老語重心長地說。

　　光陰荏苒，而今，這批法律文件的抄錄本，張希坡仍時常捧讀研究，吳老與謝老的諄諄教誨，更激勵著他幾十年如一日在根據地法制史研究領域奮力拓荒、前行。

　　精益求精，只為更好地接近歷史

　　2014年4月的一天，逛舊書攤時，張希坡偶然發現了一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太岳區革命根據地紀事》，他習慣性地將其收入囊中。回家翻讀時，書中“1940年5月2日山西第三專署公布《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的記載令他眼前一亮。很快，張希坡找到收藏已久的1953年中央法制委員會編印的《刑法資料匯編》，這本書針對上述條例注明：“此文件出自晉冀豫邊區印出的一本法令小冊子，原件上未載頒布日期及頒布機關，亦找不到其他版本可茲查對，故按其原樣刊出。”

　　“如果這一日期正確，該條例就應是我黨制定最早的人權保障條例，這將推翻過去把1940年11月11日公布的《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作為最早的人權保障條例的觀點。”每一個新發現，都使張希坡更加謹慎。“判斷收集來的法律文件是否準確，依靠的是具有權威性的不同文獻間的相互印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接近真實的歷史。”

　　憑著這股認真勁兒，張希坡使不少看似“絕版”的史料恢復了原貌。1927年董必武領導制定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條例》在國內一直查不到原本，而一個錯誤百出的日譯本被廣為翻印。張希坡在近30年的考察探尋中，找到了3個版本——登載條例草案的1927年3月6日漢口《國民日報》、批準并轉載條例全文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議案》、武昌毛澤東舊居紀念館收藏的條例手刻油印殘本。相互佐證后，《條例》全文重現在世人面前。

　　這只是張希坡精益求精甄別文獻的一個縮影。許多稀有史料、爭議問題的論據，他幾乎都是采用這種“笨”辦法查到的；許多新的見解和理論觀點，也都是在挖掘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20世紀80年代，張希坡在撰寫《馬錫五審判方式》一書時發現，“劉巧兒”原型的真實姓名，存在“封捧兒”“封棒兒”“封胖兒”等不同說法。一次偶然機會，張希坡聽說新鳳霞在解放初期演《劉巧兒》時曾與原型人物有過聯系，便通過中國評劇院從新鳳霞處獲取地址去信詢問，不久便得到回信：小名是“封捧兒”，學名為“封芝琴”。如此，爭議從源頭上被徹底解決。

　　“這件事給我提了個醒，從知情人口中了解活的史料十分重要。”此后，張希坡多次拜訪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馬錫五的夫人李春霖等人，獲得了不少富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巨細靡遺，殷殷期望寄后學

　　“過去總有人認為革命根據地沒有什么法律，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不了解真實情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至今沒能整理出內容翔實的法律文獻史料。”1986年，張希坡甫一卸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副主任，便一心撲到根據地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中。

　　30年來，隨著《革命根據地工運綱領和勞動立法史》《革命根據地經濟立法史》《中國婚姻立法史》等著作的出版，張希坡在這一領域建樹頗豐，但他也有著自己的苦惱。

　　“總體而論，這一時期的研究較為零散，缺乏系統性。”張希坡對自己的研究狀況不甚滿意。“中共黨史與根據地法制史是主干和分支的關系，通過具體、規范的法律條文，能夠洞悉黨的方針政策、綱領路線的形成和演進過程。但要達此目的，就必須對根據地法律文獻按時間順序進行系統、全面的梳理。”

　　2010年12月27日，張希坡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被批準立項。“多年來收集的資料終于要派上用場了！”83歲高齡的張希坡，看著上百本文獻匯編和民國時期報紙復印件，感慨萬千。

　　在海量文獻面前，張希坡成竹在胸，一個藍圖早已被他勾畫了無數次——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四個歷史時期，把《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選輯》分為四輯，再按不同地區和法的部門，分為若干卷。

　　編撰過程異常煩瑣。大量的文獻整理工作使張希坡從未享受過安逸的晚年生活，資料分類、復印、校對等事務，則耗費了他大量時間和精力，他甚至發動了家人做“志愿者”。

　　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張希坡就找到十個版本，在腳注中，他詳細記錄了《紅色中華》報刊與“社科法制版”“江西法律版”“人大憲法版”“北大憲法版”等法律匯編的異同。“有一些分歧較大的地方，孰對孰錯，一時還難以判定，需要進一步從源頭上查找有力證據，只能先標記下來，留待后人繼續研究。”

　　除了占總量80%的法律文件外，《選輯》收錄的文獻中還包括政府工作報告、法院工作總結、報紙社論、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解讀等，張希坡將它們作為附件收錄其中。“不要小看這些附件的功能，它們對于我們了解立法背景和指導思想、法律實際執行情況等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張希坡深有感觸。

　　而今，《選輯》業已基本成型。書房一角擺放著的初稿和二稿，16卷的規模頗為可觀。藍筆、紅筆進行的修改和標注，記錄著張希坡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要做的，是將革命根據地創建以來，立法、司法及政權建設方面幾代人的心血所澆灌的豐碩成果，公之于眾，流傳后世。”憶及過往，張希坡自認沒有辜負謝老和吳老的囑托。“我期待，能有越來越多的后來人，將收入《選輯》的‘死’材料，盡快變成繁榮法史研究、資政利民的‘活’資源。”（本報記者 王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