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華：后蘇聯文學的二十五年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經典與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現代性建構”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從蘇聯解體至今，時光流逝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曾經朦朧、斑駁、雜亂的后蘇聯文學（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印跡逐漸清晰起來。從“追悼蘇聯文學的亡魂”到后現代主義文學的風行，從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急速衰頹到新世紀對“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呼喚，此間的俄羅斯文學經歷了從“解構”到“建構”，從“頹廢”到“先鋒”，從“后現代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的重要轉折，在不長的時間里完成了從觀念到形態轉型的歷史演進。

從“解構”到“建構”：文學精神和作家思想向度的嬗變

“重建”伊始，蘇聯文壇開始對蘇聯社會及文學進行全面的反思。政治氣候使然，功能高度異化的文學此時成為“重建”時期洶涌的自由主義思想激流的推進者和國家政治形勢變化的晴雨表。反思的偏頗與偏差一度導致部分文學家走向無窮“解構”的虛無主義，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各種極端與決絕的言說內容和方式。此間，俄羅斯作家的民族文化自信達到了歷史最低點，文化自卑與焦慮促成“解構文學”——新時期俄羅斯文學“惡之花”的生成。

格羅斯曼在小說《一切都在流逝》、《生活和命運》中，對俄羅斯民族歷史作了痛苦的回憶和全面的反思。他認為，“俄羅斯心靈是千年奴隸的心靈”，俄羅斯性格中為世人稱道的“世界憂患”品格不過是個美麗空洞的神話。1990年，作家維?葉羅菲耶夫喊出了“追悼蘇聯文學亡魂”的口號。這一極具“顛覆性”的說法曾令文壇驚愕，但短短數月之后，便成為作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不久，博羅京的《奇異的時代發生的故事》，沃伊諾維奇的《反蘇維埃的蘇聯》、《我想做一個誠實的人》，格拉季林的《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伊斯坎德爾的《期待節日的節日》，利丘京的《無法言說的心靈：關于俄羅斯人民的思考》等作品相繼發表，“解構”這一文學觀念已經深伏在充滿危機感的作家的經驗方式和小說敘述習慣中。曾經的文學“受難者”一股腦兒地涌入聲勢浩大的“解構”潮中。小說除了追憶往事、摧毀以往的秩序，本身也成為“解構”歷史的重要事件。

盡管“解構”一度占據了20世紀90年代前期俄羅斯文學創作理念的支配性地位，但它并未成為作家共同的精神取向。圍繞著歷史、傳統、道路、明天，作家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看法。相當一部分作家并未發生所謂的精神和價值觀危機，依然堅守著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和俄羅斯文學強大的宗教精神。

隨著情緒化詛咒話語的遠去、文化虛無主義浪潮的平息和市場原則的盛行，作為精神價值的文學受到社會審美力量的猛烈沖擊，俄羅斯社會涌起了新的心理浪潮。此間，因各種原因長期被禁的文學作品紛紛“回歸”，西方各種文學作品強勢“入侵”。20世紀90年代前期，俄羅斯文壇出現了對“白銀世紀”文學、宗教哲學、現代主義、先鋒主義及俄羅斯文學遺產全面發掘和研究的熱潮，這為新時期的俄羅斯文學由“解構”走向“建構”創造了條件。

俄羅斯文學出現了“堅守歷史傳統、民族文化”與“表現欲望、私語化書寫”的區分、“堅守精神追求”與“順應商業市場”的分野。而在這不同的區分和分野中，表現出了一種從否定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到遁入“民族身份認同與民族拯救話語”的整體演進，從“解構”向“建構”的整體轉向。這種“建構”包含兩個內涵：創作思想、藝術意識的重構與新言說方式、敘事形態的建構。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無不呈現出價值觀多元和言說方式多樣的局面。

馬卡寧的小說《出入孔》、《審判桌》、《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等既是此間“精神文學”的杰出代表，也是新文學充滿異質性創作實驗的卓越體現。作家在對歷史、現實的“隱喻性”敘事中充滿了強大的智性審視，為一個精神迷失的民族找回心靈的故鄉。作家深度探微的是俄羅斯民族的精神困境與迷失的文化根源，透視的是歷史文化對民族性格的塑型和俄國社會現實中的反人性因素。同時，他也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姿態，廣泛吸收各種有益的思想和藝術資源，成為當代俄羅斯小說思想發現和藝術發現的杰出代表。

從“頹廢”到“先鋒”：文學審美意識的變遷

世紀之交的“頹廢”，源于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反叛和個人主義、反道德主義的高漲，是漫溢于文壇的失望、消極、悲觀、頹喪、絕望情緒的反映。

索羅金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總讓讀者感到一種超越具體情節、人物的整體恍惚和不可知感，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怪誕與神秘。葉甫蓋尼?波波夫同時期的小說不僅竭盡對俄羅斯“黃金世紀”文學丑化之能事，還將當代俄羅斯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庸俗、破敗連同其造就者揭露、嘲弄無遺。克麗莫娃與諾維科夫創辦的沙龍“頹廢俱樂部”舉辦過兩次充滿喧囂的“后朋克節”，成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頹廢派”中卓然不群的藝術代表。

受這一創作理念的牽動，一些選材曾傾向于傳統的作家也表現出對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性主義、先鋒主義的美學追求。被批評界視為“當今文學時尚女王”的托爾斯塔雅執著于淡化背景、淡化性格，追求非現實化、非歷史化和非社會化的小說創作。小說表現的“情緒性”、“心理性”、“隱喻性”正是她區別于傳統社會批判小說的“先鋒”標志。“陰郁的”小說家、劇作家彼特魯舍芙斯卡雅的美學實驗不僅是語言的、情緒的，更是題材的、敘事手段的。她的大量女性小說的“無界入”修辭、日記體書寫方式呈現的是女性生存的精神困境，傳統中既有對西方現代哲學的某種認同，也有對西方小說形式技巧的借鑒。

“頹廢”與“先鋒”盡管有著價值取向和表達方式的差異，但同樣以前衛的姿態探索文學表現現實的可能性，都以不避極端的態度沖擊著文學創作的傳統規范，是當代俄羅斯文學“返回文學自身”、關注文學形式的審美意識的體現。盡管在當代俄羅斯文壇它們并非主流，但毫無疑問已構造出俄羅斯文壇上的“純文學”譜系。

從“后現代主義”到“新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變異

俄羅斯后現代主義產生于蘇聯時期社會文化的內部矛盾沖突，如官方文化與非官方文化、主流意識形態與反主流意識形態、宗教與無神論等，這導致其文學形態鮮明的意識形態性、無可比擬的悲劇性和危機性。后現代主義文學從根本上表現出視野、價值觀的變異和觀察理解世界的新方式，是作家對“自我”生存于其中的當下現實的獨特感受。

90年代，不僅出現了一些“偶像級”的后現代主義作家，還有一批更為年輕的作家和批評家直接從后現代主義文學起步，開始他們的創作和批評生涯。對現實主義精神傳統的決絕與否棄，新時期文化觀與文學觀的多元與多樣，后現代主義作家與批評家的合力，共同造就了后現代主義文學的迅速崛起，形成了這一文學的十年盛景。

20世紀90年代后期，當后現代主義文學開始迎合讀者的心理、情緒、行為方式時，便失去了其歷史使命和存在價值。打破文學和社會文化的言語規范，打破一切道德倫理的禁忌，拒絕對事件與現象因果關系的合理敘說，必然給讀者帶來困惑甚至反感。顛覆正常的言語體系，創造虛擬荒誕、非邏輯的語義體系畢竟不是文學的功能和目的所在。俄羅斯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無論在思想發現還是在藝術創造上都是相對貧弱的，急速衰頹也是歷史的必然。

在俄羅斯，一個巨大美學思潮的終結常常意味著一種不無悖論的狀態出現——該美學思想在失去新意和熱鬧的同時，卻又深深融入新文學的血液中。后現代主義文學不再讓讀者興奮的同時卻又深刻影響了文學意義的生成過程，其解構的思想意識、異質性的思維方式、藝術的實驗精神，連同各種敘事方式和言說手段滲入文學的不同樣式之中，成為不同流派作家的審美資源。

即使在后現代主義文學鼎盛的90年代，強大的現實主義文學也沒有斷流。身處不同文化撞擊下的現實主義文學在當代文學中的地位、功能發生了深刻變化，新世紀現實主義作家的藝術意識和審美追求的“世界化”進程也在自身強大的傳統中出現了新的本土化特征。

帕甫羅夫呼喚“新的現實主義”，認定現實主義是一種強大的文學精神，是對陳式的叛逆和對理想的憧憬。他說，俄羅斯文學永遠需要“現實主義精神”。斯捷帕尼揚認為，俄羅斯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于一種偉大的神性倫理，一種不朽的真、善、美、愛的宗教精神。弗拉基莫夫認為，長篇小說《將軍和他的部隊》的成功全仰仗于“仁慈而古老的現實主義”。他堅信，“一切對現實主義的背離都必將以一種懺悔式的重返而告結束”。巴辛斯基反對“智性游戲”的文學和文學批評，主張一種“溫暖的、人文的、充滿真情的藝術”。凡此種種，對“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呼喚本質上是文學對后現代主義的否棄，對責任意識、擔當意識的呼喚。

小說《皮諾切特》讓讀者再次回到俄羅斯農村命運的話題上。作家葉基莫夫塑造了一個亂世中的當代管理者——俄羅斯的“皮諾切特”，一個家國同構的理想英雄。小說彰顯了構建現代人格、實現自身價值的強勁的民族主體意識，滿足了社會對“超人”的心理期待。波利亞科夫在《無望的逃離》中，展示了當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在獨特歷史條件下，對生命本體意義的探索中，在心理和生理層面的雙重裂變。小說家沃洛斯將對俄羅斯生活的表層敘事引向了歷史文化的縱深處。《回到潘日魯德》講述的是一個歷史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劇性的“生命行走”，表達的是對人類一切宗教信仰本質的深刻認知。小說沒有走“宏大題材”的路數，也沒有在文學的隱喻意象上迂腐地用力，沒有蓄意作“陌生化”、“奇幻化”的表達，而是選擇了日常性、民間性、故事性的敘事策略，從中發掘生活與歷史的本義和本質。

在走完了“解構”、“頹廢”的困頓和無望的全境之后，小說家索羅金在新世紀似乎又回到了“經典”。小說《冰》講述的是“光明的孩子們”的故事，一群試圖掙脫人類理性經驗——社會思想與科學技術成果的桎梏，渴望自由的“未來人”對生命及宇宙真實的求索。他說，“《冰》——這是一個語言試驗時期的結束，我試圖寫傳統的長篇小說……這是自我蘇醒并喚醒他人的嘗試”，“《冰》是我的第一部首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的長篇小說。”

經歷了社會和文化轉型的后蘇聯文學，仍有民族的自我，依托偉大的傳統和現代觀念的融合，新世紀的俄羅斯作家正在重鑄和再造俄羅斯文學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