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刨一個坑都挖出一口深井”

　　楊義近照 本報記者 劉彬攝

　　《論語還原》書影

　　《論語》何以稱《論語》，而不是按照《老子》《孫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的義例稱為《孔子》？作為儒學創(chuàng)立者，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孔子經(jīng)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孔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的感慨發(fā)生于何種現(xiàn)場？

　　帶著52個疑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楊義孜孜矻矻，翻閱和梳爬了大量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材料，對古人的知識發(fā)生和生命活動揆情度理，力求在破解文化謎團上有所收獲。近日，105萬字的《論語還原》（上、下冊）（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成果）由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為楊義的先秦諸子還原又加上一筆。

　　“走火入魔”的學術熱情

　　仔細拜讀過楊義這部巨著的原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李昕說：“這一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一定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與楊義相識30多年的這位老編輯，曾經(jīng)親手編輯出版過楊義十幾種著作，見證了這些年楊義在學術之路上的專研不輟。

　　“不同時期，楊義所走的學術道路不同，興奮點和學術方向的轉移，超乎常人所能。”據(jù)李昕介紹，20世紀70年代楊義從研究魯迅起步，80年代花十年時間研究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90年代楊義的注意力開始向更寬視野擴展，從小說學擴展到古典文學，出版了一些理論研究著作，比如《中國敘事學》《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此后又接觸詩學。進入新世紀以后的10年，楊義開始創(chuàng)造大文學概念，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在地理學和民族學的概念上拓寬文學的概念。“尤其近七八年以來，楊義諸子還原結累累碩果。先是《老子還原》《莊子還原》等，再是今天的《論語還原》，從楊義走過的這條學術道路來看，他每十年轉移一次戰(zhàn)場，領域越來越寬，研究的內(nèi)容越來越深。”李昕說，楊義由文學而進入史學，由史學而進入經(jīng)學，表明他對中國文化研究追根溯源的清晰思路。

　　“這些年楊義的研究是逆流而上的，他窮追猛打，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李昕對這位古稀之年的老朋友贊許有加。“通過換戰(zhàn)場，楊義打通了多個領域，最明顯的是打通了現(xiàn)代文學和古典文學、小說敘事學和小說史學、漢民族文學和少數(shù)民族文學，包括《中國敘事學》在內(nèi)的很多研究成果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搞學術最忌諱四處刨坑到處不見水，而楊義每刨一個坑都能挖出一口深井，令人嘆服。楊義取得這些成績，除了思維敏捷、善于捕捉問題、勇于創(chuàng)新和敢于跨界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讀書多，功夫下得深。”李昕介紹說，20世紀80年代楊義為撰寫《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常常一架子一架子地借書看。在學術上，他幾近“走火入魔”。

　　一幅生機盎然的孔子文化地圖

　　兩千年來很多學者都在探討中國文化何以生成，何以成為經(jīng)典，各種著作汗牛充棟。“但以一己之力這么系統(tǒng)、透徹地闡發(fā)新見，老實說，難能可貴。”李欣坦言。

　　此次出版的《論語還原》，是楊義對《論語》的發(fā)生過程進行實證的古典學的研究。全書分為三部分，其中“內(nèi)編”采用以史解經(jīng)、以禮解經(jīng)、以生命解經(jīng)的方法，論證了《論語》在公元前5世紀中期前后的50年間的三次編纂，以及每次編纂在文本上留下的生命痕跡；“外編”貫通《論語》和儒家“五經(jīng)”以及傳世文獻、出土簡帛材料，對孔子和門徒傳經(jīng)的特點和脈絡進行知識考古，考察典籍材料上的“歷史文化地層疊壓”的形態(tài)；“年譜編”則綴合大量散落的材料碎片，以歷史編年學的方法，采用古代天文歷法的知識，對公元前552年至公元190年孔子的生平，及《論語》的編纂、傳播、形成定本的歷史脈絡和歷史事件現(xiàn)場，進行逐年和逐時段的排比和考證，形成一幅包羅萬象的孔子和《論語》的文化地圖。

　　楊義說，《論語》創(chuàng)世紀的根中之根，不是孤立存在，憑空發(fā)生的。它的生命之根，向上關聯(lián)著六經(jīng)，向下延伸到七十子之學，具有紛繁復雜的血脈淵源。因此不清理孔子整理“六經(jīng)”、問禮授徒的人生歷程，不清理七十子傳道、傳經(jīng)的多元脈絡，以及由此相關的浩繁的存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就不可能抵達《論語》的生命之源。

　　“既然涉及浩瀚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就必須深入戰(zhàn)國秦漢的書籍制度，敞開其口傳和抄本、組簡單篇流傳和校讎整理交互出現(xiàn)的過程性，清醒而透徹地厘清上古書籍制度迥異于宋元以后的刻本制度的具體形態(tài)。如果依據(jù)宋元以后的版本目錄學硬套戰(zhàn)國秦漢書籍，抓住片言只語而斥之為‘偽書’，就有可能自造學術陷阱，使傳統(tǒng)文化碎片化或空心化，這種教訓不可謂不沉重。”在《論語》還原過程中，楊義甚是下了一番功夫，也有深刻的體會。

　　楊義發(fā)現(xiàn)，大量的出土簡帛給學術史提供了深刻的曉諭，戰(zhàn)國秦漢典籍中存在著“歷史文化地層疊壓”的現(xiàn)象，對此不能簡單地判其真?zhèn)危�更重要的是究其原委，考察其間的變異與文本在不同時段、不同地域、不同學派群體間傳播的復雜關系。以此考察孔子到杞國搜集到《夏時》并最終衍變成《夏小正》文本，又以此考察曾子、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及子思在傳道、傳經(jīng)、傳事上特征各異的脈絡，以及孔府之學在古文經(jīng)取代今文經(jīng)過程中的潛在功能，都可能在廣闊的視野上拓展一幅豐富全面、生氣盎然的孔子文化地圖。（本報記者 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