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平：東亞漢文“寫本”的文化密碼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漢文古寫本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天津師范大學教授

大唐求學的新異、航海梯山的心驚，都已被海風吹散，隨遣唐使歸船抵岸的留學生和留學僧們，迫不及待地攤開書本，在海灘上晾曬起來。唯有一位僧人，敞開衣襟，面迎海風，說：“我也來曬一曬經典之奧義。”眾人全都恥笑，說他是在放鬼話。而在面臨歸國考核的時候，這位僧人卻“升座敷演，辭義峻遠，音詞雅麗。論雖蜂起，應對如流”。這是日本漢詩集《懷風藻》中所記載的描繪僧智藏的一幕。

作為最早研究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僧智藏在吳越之間學習佛教和儒家經典期間，因其學業穎秀竟遭嫉恨，當覺察到危險后便披發裝瘋、奔蕩道路，“密寫三藏要義”藏于木筒背負身上。這藏在木筒里的，便是手書紙質文獻，即寫本。而那些乘船歸國的日本留學生在海灘上晾曬的也是寫本。

在印刷術普及前，中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寫本時代。隋唐文化在周邊國家的廣泛傳播，主要是通過寫本展開的。在漫長的文化之旅中，各族學人將自己的歷史、風俗、理念，用手書漢文文獻的方式定格下來，傳給后人。敦煌石窟堪稱漢文寫本第一寶庫，而第二寶庫，就在周邊各國。

由于寫本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文化建設中的巨大貢獻，以及該地區中國文化傳承的世襲體系與貴族化教育格局，它們一直受到學人的珍視，以至于一些在我國早已散佚的文獻，也賴世代相傳的寫本在這些地區保留至今，被視為國寶。

日本江戶時代的山井鼎等學者，用保存在日本的古寫本對中國經典進行校勘，該成果曾為阮元等校勘《十三經注疏》所利用。林述齋、松崎慊堂、近藤重藏、森立之等都曾從彰顯日本文化傳統的視點出發，發掘與宣揚日藏漢文寫本的特有價值。以后，楊守敬、羅振玉、王國維、張元濟等中國學者都為讓這些有裨于中國文化研究的寫本回歸故里而廣搜博采。然而，脆弱的寫本經不起歲月的侵蝕，古老的中國文獻與現代日本學術分手日久，許多珍貴的漢文寫本至今仍孤寂地沉睡于故紙堆中。在這些寫本中，有難以辨識的中國草書，也有日本人創造的各種只在圈子內流通難解的符號。許多中國學者早已耳聞這些寫本的學術價值，卻因看不到、用不上而無奈地望海興嘆。

20世紀以來，敦煌寫本研究興起，這對于東亞漢文寫本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寫本的文化價值得到有力的證實，與寫本相關的文字學、特別是俗字學成果為識讀日本漢文寫本提供了鑰匙，而寫本在東亞文化傳播中的作用也更為凸顯。日本的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川口久雄等學者將敦煌學與日本古寫本研究結合起來，各大學的中國出土資料學會、中國出土文獻研究會、中國出土文物研究會、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等學術機構聚合了一批有志于敦煌寫本研究的學人，與我國的詩經學會、唐代文學會、敦煌學會等互通互動。敦煌寫本與日本漢文寫本研究形成了“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的效果。日本漢文古寫本的文化密碼，由于敦煌寫本研究的照射，似乎變得不那么難解了。

誠然，日本漢文古寫本的解讀，還需站在兩大巨人的肩膀上才會更加有效，一是中國文獻學、特別是敦煌寫本文獻學，二是日本文獻學。時至今日，一些日本學者仍將中國文化研究視為日本文化建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始終將日本文化探源溯流的熱情投射于對中國文化典籍的考據與日中文化關系的探尋之中，進而也就必然投射到古老的漢文寫本研究之中。例如后藤昭雄、黑田彰等對中國散佚文獻《孝子傳》、《千字文注》等詳加考索，梳理出遣唐使以來通過寫本傳遞的文化信息。在重假名、輕漢文的空氣日益濃厚的日本“國文學”研究界，他們倍顯孤寂卻仍堅守不懈。學者岡村繁退休時制定了校勘《毛詩正義》的計劃，將利用日本古寫本作為重要手段，珍視日本自平安時代流傳至今的多種白居易詩歌寫本，并用此校訂《白氏文集》。在他離世前一天，還在染翰操紙，潛心寫作，其學術生涯與生命的列車，幾乎同時抵達終點。

較之歐美的中國文化研究，我國周邊各國具有更悠久的歷史與學術積累。從寫本時代歷經版本時代、機器文明時代，到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中國文化的傳播與研究依然具有很強的繼承性，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關性深刻影響著今天人們對現代中國的接受。因而，明智的學人總會悉心在兩種文化之間尋求契合、融通的可能性。他們的研究思路，與當下流行的將本土文化研究同域外文化研究一刀兩斷的硬性切割模式明顯不同。與岡村繁相近的著名華人作家陳舜臣，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也與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相映成趣。他的《太平天國》等作品，采用的是日本當代大眾時代小說的模式，而大量關于中國文化的文字，是發表在報刊上的日本人喜聞樂見的隨筆。盡管斯人已去，今天的日本年輕人對他的著作也沒有父輩那樣有興趣，但陳舜臣作為一位一生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的華裔學人，其唯一性將是留給后世的長久話題。

對于屏氣凝神用毛筆書寫的人，心志都在隨筆畫起舞，一點一筆，都不過是身心運動的軌跡。有漢字書法作為前驅，日本的假名、韓國的漢文以及越南的字喃，也都用毛筆書寫，并孕育出各自特色的書法藝術。有些古寫本本身便是精美的書法作品，也有一些出自漢學水準不高的僧侶或學人之手，俗字滿紙，誤書疊出。這就需要今天的解讀者對這些跨文化漢文寫本做較長期的專門研究，才能真正破解其全部文化密碼。值得慶幸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已對日藏《文館詞林》、《文選集注》、《冥報記》和《游仙窟》、《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和《佛教音義》等我國散佚文獻的寫本進行了整理，將對這些書籍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寫本中承載著中日兩國古代文字學、語言學、書法史、教育史、學術史、文化交流史的豐富資料，需要打破壁壘，多學科協同研究。

不同文化互鑒互通的事業，拒絕狹隘的文化心理。選擇共同感興趣的中國古代文化問題，中外學者展開合作研究，無疑是海外中國學研究的題中之義。東亞漢文寫本的研究，涉及漢文化圈各國的學術資源，有效的國際合作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對于寫本研究來說，中國學者在漢文化整體視野、“小學”功力與漢學研究環境等方面享有優勢，而域外學者著手更早，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有更多機會接觸第一手文獻，兩者共同澆灌，就可能培育出新的學術之花。

僧智藏的故事啟示后人，中國文化是伴隨不同文化的碰撞與會通而走向周邊各國的，絕非獨往獨來的巡游。近年來，日本各大學及圖書館，陸續將一些珍藏的漢文寫本數字化，使之成為可以隨時閱覽欣賞的網上讀物。今天的文化經典再也不是藏在木筒里的秘寶了，加強對其文化密碼的解讀，或許世界上將有更多的人重新審視漢字書寫的歷史貢獻。而只有通過切實的解讀，才有可能對這些寫本的真正價值作出既不放大、也不微縮的科學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