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常寶：西周制禮作樂與經典的生成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編纂研究”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西周周公制禮作樂，按王國維的說法，是為中華民族規摹了“萬世治安”。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經典，如《尚書》、《周易》、《詩經》、《周禮》等文字文獻，還有地下出土的實物文獻，共同承載了禮樂的記憶。憑著這些文獻，我們可以遙想上古鐘鼓和鳴、磬折垂佩的盛況，可以緬懷圣賢手辟鴻蒙、獨振木鐸的匠心，也可以理解中華民族發展之歷史必然。

制禮作樂的內涵

周公作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滅殷過程中有著征伐之功，此外，他還以宗教領袖的身份開始制禮作樂活動，目的是要開啟一個異于殷商的屬于周朝的新文化紀元。

始于周公的制禮作樂，實際上是一場由宗教禮儀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態的全方位的社會變革，這場變革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模式。在禮儀層次上，以祖先和自然神祭祀為起點，推至各類社會禮儀，逐步形成了包括祭祖、冊命、征伐、朝聘、農耕、鄉飲酒、婚喪等禮儀性規范；在制度層次上，以宗法和分封為大綱，逐步確立起了新的家國一體的政治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承繼、官僚、會盟、服色儀仗、歷法等制度體系；在意識形態層次上，以“克自抑畏”為起點，倡導反省和憂患意識，褒揚德、敬、謙、儉、義等人格品質。這一切，構成了禮樂文化的基本內涵，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制度文物”。

周公變革的主要方法是“神道設教”：一方面創建具有周民族特點的宗教樂舞、卜祭方式、政教儀式、宗族典禮等；另一方面，通過宗教性儀式、觀念、話語，構建出新的社會意識形態、政治倫理和各種制度。也就是說，宗教信仰和禮樂儀式為周公的理性教化提供了合法性和神圣保障。

制禮作樂刺激了文獻制度的萌發

制禮作樂必然伴隨著文獻的生成，而這又與相關的職事和制度有關。“史”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文獻職官，不同文獻的撰制、載錄、保存等，往往分屬不同的史職。史官之外，大祝掌“六辭”、卜官掌“三易”、宗伯“陳天下之謨”，各有文獻之責。樂人是樂舞、歌謠等文獻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樂人之長太師以詩書禮樂教授“國子”，更具文獻意義。西周在周王宗廟中設有天室、圖室、盟府等文獻典藏之所，各府衙及相關家族皆收納文獻副本。大史所掌文獻被區分為“典”、“法”、“則”、“書”、“策”、“事”等，這些文獻有可能被用在儀式中，并在客觀上對社會或當事人起到證明、稽核、責罰等作用。西周還有采詩制度，所采集之詩由太師加工整理，用于禮儀之中。西周設立了多種學宮，通過教學，舉行鄉飲酒、鄉射等禮儀，來傳播“詩”、“書”、“禮”、“樂”，培育子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關于樂德、樂教、樂舞的理論，規范了文獻的傳播和闡釋。由于教學和傳播的需要，促進了西周時期文獻編纂活動的萌發。

西周禮樂文獻雖然產生于宗教儀式之中，卻能在儀式之外繼續發揮著規范、鼓勵、教誡、交流等作用。隨著宗教意識的漸趨淡薄，文獻代替禮儀，成為一種有權威的話語方式，純粹的教化文獻開始出現了。

制禮作樂推動了經典文獻的涌現

“書”類文獻，直接起源于周公的制禮作樂活動。《尚書》所收“周初八誥”則是周公在主持祭祀儀式時假借祖靈之名發布的教誡之言，體現了“敬德”、“保民”、“慎刑”、“殷鑒”等政治改革的思想。“八誥”是周公“神道設教”的具體實踐，它不但形成了制禮作樂的基本思想，還開辟了訓誡政治的模式。《尚書》和《逸周書》中相當一部分文章都是宗教儀式或祝史的職業性載錄，是在周公神道設教方式影響下產生的文獻。

制禮作樂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周易》。西周太卜、筮人等對早期數字卦占卜方式進行改造，利用卦爻辭統一了多種民間占卜形式，并使得筮占更加規范化，形成了易占和《周易》文獻。《周易》以象征著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的八種卦形為世界構成的最基本元素，通過各種組合及爻位的變化，構成了一個無所不包而又富于變化的象征系統。《周易》的憂患意識來自商周易代的反省，內容則為對天道變易的敬畏，鼓勵克制和謹慎的人生姿態。《周易》陰陽平衡、物極必反、觀象立義、整體性、關聯性等思維方式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富有魅力的組成部分。

在祭祀儀式中，詩、樂、舞是三位一體的。周公將祭祀文王、武王作為朝廷最高的典禮儀式，自作有《武》、《賚》、《桓》等祭祀武王，并最終編訂為《大武》“六成”，使其成為西周“頌”詩的核心部分。西周中期，祭祖禮的對象以文王、武王為核心，往前追溯至后稷，往后延續到康王，“頌”詩中就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祖先譜系。隨著禮制的發展，舉凡農事禮儀、政事禮儀、軍事禮儀、燕饗禮儀乃至于婚姻、宮室落成等普通生活禮儀，無不用“詩”，《周頌》、《大雅》中的大部分詩篇都產生于這個時期。西周晚期禮崩樂壞促成了獻詩諷諫的風氣，它們主要用于各種典禮的無算樂儀節中，成為大小《雅》中的“變詩”。可以說，“頌”和“雅”在維護周人自我認同，調節西周各社會階層、部族的關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青銅器及其銘文主要用于與祖先神靈溝通，其精神內核是慎終追遠和光大族姓的宗法意識。西周青銅器制作的契機可能是得到王的冊命或賞賜，或者是締定契約等。青銅器以銘文的方式頌揚祖德，感念王恩，表達家族福澤綿長的愿望，這是在西周制禮作樂背景下出現的。由于轉載了宗廟冊命或賞賜中的誥、命、記、誓、訓、頌等內容，青銅器銘文又被后人看作是一種具有訓誡意義的文體，對后世各種形式的器物銘以及脫離了器物的銘文、誄文文體等，都有重要的影響。

制禮作樂的興衰與文獻編纂的意義

西周制禮作樂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西周初期在周公主導下，下至成、康時期，形成了制禮作樂的第一個高潮，不少文獻于此時生成，初步的文獻編纂活動也同時出現。昭王、穆王時期，有意識對制禮作樂的成果進行總結，于是“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管子?小匡》），形成了又一個文獻編纂的高潮。西周晚期，史稱“厲始革典”（《國語?周語上》），即厲王變更周法，如其使用衛巫“監謗”，就是利用殷商舊巫術的形式來否定周公建立的諫誡制度，可以看作是禮崩樂壞的開端，此期卿大夫們創作了很多諷刺詩。但周厲王之后卻有著宣王短期的中興，也是禮樂文化的勃發期，所謂采詩制度以及《小雅》的編纂，大約就在這個時期。貪婪腐敗的幽王之死，終結了西周王朝，也終結了綿延西周的制禮作樂活動。但是，禮樂精神和文獻意識已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并將繼續發展。

文獻既是制禮作樂的方法，也是制禮作樂的成果。可以說，西周文化改革起自宗教儀式，最終卻落在文獻上，以多種經典奠基并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在西周時期，甚至在整個先秦時期，文獻背后的儀式性張力一直存在著，文獻的傳統總能夠追溯到儀式中去，并從中獲取合法性和話語權力。因此，只有從制禮作樂的背景上來討論文獻，才能真正理解先秦文獻的生成方式和文化功能，才能真正理解經典文獻對于中國文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