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純粹粹的學者　頂天立地的學人

　　即將過去的馬年，眾多大家遽歸道山，令人五內哀戚、不勝悲愴。龐樸、田余慶、鄭杭生、吳小如、俞吾金……每一個名字都曾在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掀起過波瀾，他們留下的那些寶貴的學術思想、嚴謹的治學精神、修身齊家的情懷是我們永遠的財富。

　　人生充滿了太多的不告而別，他們匆促而去所留下的空白，也許在一段時間內很難填補。后來者在緬懷與致敬之余，應該想一想如何承續他們的學術之光與精神力量。

　　——編者

　　守住科學良心

　　視學術為生命，不把學問當做飯碗和工具

　　他們首先是純粹的學者，不把學問當作飯碗和工具，而是視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2015年1月9日，龐樸先生走了。這是繼湯一介先生后，甲午馬年中國學術思想界失去的又一位大家。

　　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評價》和《中庸評議》等文，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孔子和儒學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和李澤厚等人幾乎引領、組織了我國的文化與文化史研究，他有關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思考，以及憂樂圓融等特征的討論，影響深遠，至今仍能啟發新思。

　　龐樸是中國文史哲學界少有的融會貫通型學者，他在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研究中創見迭出，尤其在“中庸”與儒家辯證法、“一分為三”、楚地簡帛及思孟“五行”、名家邏輯與名辯思潮等研究中均有獨到的發現與發明。

　　與龐樸相比，著名歷史學家田余慶的治學范圍要小很多，但在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研究中，田余慶先生的學術高度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名著《東晉門閥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就成了從事歷史研究的必讀書目。正如他的學生、北大教授閻步克所說，他們這一代學人在年輕時并未能獲得穩定的求知環境，平凡的家庭也未曾給他帶來書卷氣的熏陶。但在生命的后30年時間，厚積薄發，心無旁騖，達到了令人嘆服的學術高度。田先生極其討厭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強調“學有所守”，盡量避免曲學和濫作，守住科學良心。

　　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社會學教材之一。他的課也是我們當年上大學時的必修課。當年風行的“涼鞋理論”（良性運行協調發展）早已成為大眾用語。作為新時期我國社會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社會運行學派的開創者，他在學術上的創新和引領作用有目共睹。

　　吳小如作為公認的“多面統一的大家”，他在中國文學史、古文獻學、俗文學、戲曲學、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詣，在學術日趨專門化的今天，這樣的學術人已經越來越成為“空谷足音”。

　　吳小如曾說：“我有一個經驗，教中學時，講古體詩而不會古體詩，就隔著一層；講文言文而不會文言文，也隔著一層。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詩人，為了深入作品，就得實踐，為了教書，我才下那個功夫，去寫文言文，寫古體詩。林庚講詩，吳組緗講小說，所以能精彩紛呈，鞭辟入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本身就是詩人、小說家�！币娰t思齊，吳小如先生在學術上體現了這樣的追求。

　　俞吾金先生去世時才66歲，他所開創的許多學術課題還沒有來得及完善就離開了我們。他于199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意識形態論》，至今仍是該領域的里程碑式文獻。當時的答辯委員會主席、著名哲學史家馮契先生曾評價其論文“長袖善舞”，意指俞吾金在哲學領域的各種理論間能夠觸類旁通、左右逢源。在整理遺物時，學生們發現了俞吾金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幾十本讀書筆記，橫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個不同的領域。“哲學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隨者，而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獻身者。”俞吾金在慶祝復旦大學哲學系建系40周年紀念會上說的這句話，不只是對后輩學人的期許，亦可視為其自身學術生涯的真實寫照。

　　一生甘為教書匠

　　不只傳授具體知識，而是要跟學生進行思想交流

　　吳小如家學淵源，能文善詩，其書法被評價為“沖靈和醇，神韻兩絕”，然而在人人都是“書法家”的當下，他卻說：“我不是書法家，我只是一個教書匠。”

　　執教40多年，桃李滿天下，仍自稱“教書匠”，這并不是謙虛。吳小如說：“如果說我有什么嗜好，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講課�！彼�教文學史，既能講通史，也能講斷代史；他研究古代文學，既重詩文的字義考據訓詁，又對文本揆情度理；他術業主攻古典，卻還評賞廢名、張愛玲等眾多現當代名家作品，論述剴切，別有新意。

　　20多年來，俞吾金指導并培養了40多名博士和碩士。但他一直堅持每學期為本科生開設《哲學導論》。由于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實在太多，經常要換到復旦最大的、能容納400人的教室才能讓所有學生坐著聽課。他還堅持每個學期為研究生開設外國哲學方面的課程。不少外系、外校的研究生也都喜歡參加俞吾金開設的討論班和專題講座。

　　田余慶說：“教書不只是一個吃飯的職業，也不只是給學生傳授一些具體知識，而是要跟學生進行思想交流。做了一輩子的教師，我最信守教學相長的原則，從教學中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和學術水平�！彼�在晚年一直強調，讓更多的學生超越自己，是北大教師應有的襟懷。而現在，田余慶的很多弟子已是歷史學界的中流砥柱。

　　鄭杭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級教授，很多的本科生都選修過他開設的課程。2012年，鄭杭生從教50周年之際，作為國內注冊的第一個以“社會發展”為主題的非公募基金會，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至今共資助了碩士生30名、博士生34名、青年學者90名。

　　出世情懷入世精神

　　讓學問走入社會，“化艱深為大眾”

　　這些純粹的學者，純粹的教書匠，在時代的洪流中并沒有躲進學術的象牙塔。

　　俞吾金在上海的“粉絲”極多。他一直致力于“化艱深為大眾”的理論普及。不僅奔走于滬、杭、廣、深等多個城市為市民辦哲學文化講座，還在報紙上發表大量理論文章、演講稿等。他曾說過，當年他躲在文科閱覽室如饑似渴地閱讀古典文學名著、寫小說時，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把他引出了書齋，而學術大眾化是時代向學者提出的要求。當下，公眾可以自我表達但不充分，需要專家的點撥和建議。而學者走到社會生活中，也會發現很多重大的時代哲學命題。

　　2012年，鄭杭生獲得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給他的頒獎詞這樣說：“他注重和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并組織撰寫基于大規模的經驗調查資料的社會發展系列研究報告，體現了社會學的社會關懷和實踐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資源，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努力進行理論探索，為推動中國社會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指導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開展“千人百村”社會調研時，鄭杭生把這種治學理念總結為“頂天立地”。所謂“頂天”，就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識；所謂“立地”，就是要具有本土立場和草根精神。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逐漸重煥生機，而龐樸以其深厚的學養、精準的眼光，以及對于中國文化深入而廣泛的思考，開啟、引領并推動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晚年，他還和湯一介一起啟動了《儒藏》的編纂工程�！度宀亍肥珍浿袊鴼v史上重要的儒學文獻3000余種，約10億字，計劃于2025年完成。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