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敬愛的老師夏甄陶先生,于2014年12月12日駕鶴西歸了。夏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有成就的哲學家之一,是我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人學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中國哲學等領域取得杰出的學術成就,堪稱一代宗師。他從事哲學研究幾十年,不僅重理,而且重情。正如他在詞中所言:“天有情,地有情,但愿人間情更濃,協和天地人。”他的志向就在于“知行結合究天人”。夏先生治學嚴謹,思想深邃,成果卓著,影響廣泛;他師德垂范,熱愛學生,誨人不倦,桃李芬芳。在夏先生追思會上,念及先生的深情關愛,學生們泣不成聲。先生的學術貢獻已永載史冊,先生的人格品德將銘記在心。愿以此文勾畫夏先生在天地人間留下的充滿深情的思想者的足跡。
早年求學經歷與學術道路
夏甄陶先生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安化縣二都鄉(今羊角塘鎮)符竹村。這是一個山清水秀、民風淳樸但交通閉塞、貧窮落后的小山村,很多孩子都念不起書。夏先生小時候家境貧寒,所幸學業沒有中斷。在中學期間,他就喜歡靜靜地思索,常常被一些看似玄奧的問題所吸引,對哲學產生了興趣。1950年1月,他高中畢業后,做了半年山村小學教師。同年7月,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鄉,來到長沙參加新中國第一次高考。
1950年夏先生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被北京大學哲學系和武漢大學哲學系錄取,因家庭困難,他選擇了到離家較近的武漢大學去讀書。1952年初,由于國家對高校院系進行調整,他又來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直至畢業。1952年底,他被保送到北京大學馬列主義研究部讀研究生,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1954年以全優成績畢業,在北京地質學院政治教研室任教,講授馬列主義基礎和辯證唯物主義等課程。195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秋,他被下放到京郊十三陵農村勞動。“文革”期間,他又被下放到地質部江西“五七”干校勞動。1973年他被調到國家計委地質總局政治部工作。
由于眷戀哲學研究事業,1975年9月,經夏甄陶本人申請,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工作。1976年以后,社會科學研究逐步走上正軌,他被分配到辯證唯物主義研究室認識論研究組,從此開始了自己熱愛的學術事業。1978年哲學研究所招收首批研究生,夏先生負責指導認識論方向的研究生。1982年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主任、研究生院院務委員和學位委員。1983年夏先生被評為研究員,1984年被評為全國第二批博士生導師。
1985年夏甄陶先生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繼續從事認識論研究和教學工作直至退休。夏先生以豐富的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和對哲學事業的杰出貢獻,成為中國認識論和人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曾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副會長、認識論分會會長,并擔任中國人學學會副會長。夏先生1988年獲得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在認識論研究領域卓越的學術貢獻
夏甄陶先生開拓和引領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認識論研究,建構了系統、深刻的認識論思想體系。20世紀整個80年代,認識論一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中國認識論研究的興起和繁榮,根源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夏甄陶先生是當時最早投入認識論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認識論方面的研究成果,無論在數量、質量上,還是在系統性、開創性和影響力上,都最為突出。
1986年夏先生完成并出版了《認識論引論》。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早的學術性的認識論專著,也是一本很好的認識論教科書。1991年該書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該書為夏先生系統地從事認識論研究描繪了清晰的藍圖,也為整個學術界的認識論研究開拓了問題域,指明了基本方向,將我國認識論引入規范研究的軌道。
夏先生認為,認識論不只是研究已經形成的現成的認識,還要研究認識的發生,探索和揭示人類認識系統起源和發生的前提條件、基礎、機制和過程。1982年他提出并主持了研究認識發生的課題,歷時近十年,于1991年出版了《認識發生論》。此書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認識發生問題的專著,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在進行認識論原理研究的同時,夏甄陶先生還非常重視對認識論思想史的梳理。他不僅與紀虎民等合譯并出版了英國哲學家海姆倫的《西方認識論簡史》,還默默耕耘十余載,以人與世界的關系為線索發掘中國傳統哲學,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思想為參照,對中國歷史上五十多位思想家的認識論思想進行總結和梳理,完成了80余萬字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下卷。這部著作1998年獲教育部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當時,學術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思想中沒有認識論思想,夏先生以這部論著做出有力回應,填補了中國認識論史研究的一大空白。著名中國哲學專家石峻先生評價說:“當前中國學術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學者不在少數,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兼攻中國哲學史而又深有造詣者,可能并不太多,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夏甄陶教授恰是這極少數的專家之一。”
夏甄陶與李淮春、郭湛合作主編的《思維世界導論——關于思維的認識論考察》于1992年出版。該書從認識論的角度把思維納入認識過程加以考察,深入分析了思維的發生、思維的結構和功能、思維的本質、思維的活動和方法、思維世界和人工智能、思維世界的發展等問題。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2004年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5年獲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以主客體關系為骨架的認識系統結構,是夏甄陶先生認識論研究的核心問題,貫穿他的認識論研究的整個歷程。20世紀80年代末,他先后發表了《論認識系統》《論主體的認知定勢》《試論認識系統中的主—客體相關律》《論認識的主體性的客體性基礎》《人在對象性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等論文,并于1996年最終完成專著《認識的主—客體相關原理》。夏先生將實踐的一般結構理論引入認識論,以主體、客體和中介為基本要素組成的系統作為認識的基本結構,深入分析了主體、客體、中介三個子系統的涵義、內容和重要性,揭示了這三個子系統間的內在聯系,把認識描述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夏甄陶先生將科學的實踐觀納入認識論,深入論述了認識的本質及主客體相關原理。他立足當代社會實踐,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深層闡釋和再創造,建構了系統的認識論思想體系,填補了認識論研究中的很多理論空白。夏先生不僅自己在認識論研究領域取得了杰出的理論成果,而且培養了一批認識論研究人才。他以淵博的學識和寬廣的胸懷精心培育自己的學生成才,學生們也都勤于鉆研,在認識論領域的不同方面爭芳斗艷,各領風騷。
在中國哲學、哲學原理和人學方面的成就
除了認識論研究,夏甄陶先生在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特別是實踐理論、實踐唯物主義以及人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夏先生從小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中學時代就喜歡上了中國哲學。剛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時,他本來希望研究中國哲學史。但由于工作需要,被安排到辯證唯物主義研究室。20世紀50至70年代,夏先生的研究興趣主要在中國哲學上。他曾就西周的社會性質、春秋戰國時代的奴隸制以及周公的天命思想等進行研究,撰文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對荀子的思想進行專門的梳理,于197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論荀子的哲學思想》。
1979年底,夏甄陶先生提出“目的是實踐的一個要素”的觀點,率先對實踐含義和要素進行重新審視,引起學界高度關注。這一創新性觀點對于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為進一步解放思想掃清障礙,實現哲學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夏先生關于實踐結構的理論闡述及其所引發的討論,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規范化研究的重要一步。夏先生根據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以主客體為框架,以人與世界關系為內容,對“實踐的唯物主義”做出系統的分析和概括,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實踐的唯物主義的本質特征。
夏甄陶先生的人學著作《人是什么》2000年出版。該書從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社會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和從事活動的存在物等方面,對人的本質進行了探究和論述。在2011年出版的另一部人學著作《人:關系 活動 發展》中,從關系、活動、發展的視角剖析人的新型發展方式、人的價值和理想、人的普遍性和以人為本等,提出很多具有理論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觀點,為我國人學的發展研究提供了系統的哲學理論框架。人學研究是夏先生整個哲學研究的前提,這一研究也使夏先生的整個哲學研究更加完整和系統。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夏甄陶先生堅持獨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致思方法和研究特點。第一,注重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融會貫通。夏先生貫通中西馬的學術底蘊,是他開拓和創新特定領域哲學研究的基礎。第二,注重從存在的關系出發思考問題。他強調人與世界的大關系是哲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的總課題,主張從關系、活動、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個人和社會的發展。第三,注重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出發。他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系統闡釋了實踐的唯物主義,實現了認識論和人學研究的思路轉變。第四,注重哲學思維內在的邏輯性。在他的哲學思想中,概念界定、命題表述和推理展開的邏輯十分明晰,而且語言的表達非常嚴密。
淡泊明志的心態和樸實簡單的生活
夏甄陶先生在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就,根源于他一心為學術的做人哲學。他胸懷祖國,志存高遠,做事認真,治學嚴謹。在生活中,他樸實簡單,為人謙和,從不追逐、計較私利。他在一首詞中寫道:“遙想當年嚴子陵,富春江畔作漁翁。輕利祿,賤功名,一根釣竿寄娛情。”他為學孜孜以求、當仁不讓,為人低調謙和、淡泊名利的品格,在當今時代浮躁喧囂的社會環境中尤其令人欽佩。
自幼生長在青山綠水之間的夏先生,喜歡恬靜嫻雅、怡然自得的生活。他的文學功底深厚,尤工長短句,曾出版過一本詞集《菽菠集》。他時常在與大自然美景的交融中吟詠填詞,抒發情感:“造化神工弄巧,引我淵思遐想,情緒涌如泉。”在物我交融中,他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超凡脫俗:“乾坤廣袤無垠,形神表里澄明,境我天人合一,無聲勝似有聲。”
夏甄陶先生這樣謙虛地評價自己:“我本湘中山水郎,生來愚鈍帶疏狂。少年不識乾坤大,老大方知學問長。研典籍,著文章,幾曾閑里度時光。雖因魯質無佳品,卻喜門前桃李芳。”這首詞生動地反映了夏先生為人、為學、為師的一生。他在晚年曾深情地說:“我一生都獻身于哲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對哲學理論和師生們都充滿著無比的真愛!”夏先生用這份真愛播撒了哲學智慧的種子,用他的高尚品格為我們鑄就了一座精神豐碑。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夏先生留下的珍貴的精神遺產,為中國哲學學術和哲學教育的繁榮,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努力。(作者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