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毅衡：符號學的文化意義管窺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今中國文化現狀與發展的符號學研究”首席專家、四川大學教授

什么是符號？符號是用來表達意義的。對于人來說，尋找意義是最基本的活動，一旦無需追求意義，人的意識就終止了。因此，通過符號進行表達和解釋，就成為人類存在的一個基本特征，而被接收者認為攜帶著意義的感知，就是符號。

什么是符號學？符號學就是意義學，因為任何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國外符號學學者至今將符號學定義為“研究符號的學說”，這個定義在中文里說不通，在西文中也行之不遠。固然，有不少研究意義的學問，例如邏輯學、修辭學、現象學、闡釋學、語言學、文體學、認知學等，但是從表意到傳達再到接收這些環節的一般形式規律來研究意義，在上述所有關注意義的學問中，符號學最具普遍理論意義與實踐品格。

而文化，可以定義為一個社會所有意義活動的總集合。一切文化問題，分析到底，都是意義的產生、傳播、解釋問題。因此，符號學關注的核心領域，就是人類文化；符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一個共通的方法論。從符號學角度討論文化問題，能對各種文化活動作出從微觀到宏觀的解剖，深入尋找現象背后的規律，對文化發展趨勢提出比較宏觀的看法。符號學具有強烈的可操作性，經常被稱為“文科的數學”。

以當前中國文化面臨的迫切問題為例，符號學是理解這些問題的犀利工具。當今中國社會糾結的意義評判與倫理價值問題，實際上都是意義問題：如果我們只把道德看做是一個社會實際利益的考量，例如只說“你不救助他人，下次誰來救助你？”就把倫理底線理論實用化了。在倫理符號學看來，道德更關系人生意義，是做人的根本品性要求，是自我意義構成之必需。再例如，我們正面臨科技發展帶來的一系列難題，如虛擬世界與機器人、生態環境問題等。我們一直從地球與人類生存前景的實際利益來考量這些問題。這當然也有說服力，但是利益的說服力是有限的，因為利益有當下、短期、長期、超長期之分，不可能讓全世界都服從超長期利益。但當我們把世界看做人類和生物界共享的意義世界，就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視角看待人類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符號學不僅是分析文化的工具，符號本身已經成為當今文化的重中之重。在早期人類文明中，符號活動服務于物質活動，調節物質生產，如狩獵的配合、種植的農時。只有在完成宗教、政治這樣的“高級文化”活動和祭祀或宴請時，符號的意義表達才優先地顯現。最近20多年，我們目睹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場劇變：當代文化迅速沖進一個“高度符號化時代”：符號消費已經遠遠超過物質消費，相應地，符號生產也不得不超過物質生產。在當代，個人不僅作為物質生產者實現人生價值，而且作為消費者，尤其是作為符號消費者取得存在感。

從另一個方向看，在社會各階層的沖突中，在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對抗中，對符號意義權的爭奪，超過其他宰制權的控制，對互聯網與大數據軟實力的掌握，超出對有形物質的需求。在今天，不僅各民族國家，而且整個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問題，大半是符號問題。無論我們是關心人類的未來，還是想弄懂我們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和苦惱，不理解符號，就無法弄清這些問題的本質，更談不上采取對策。

因此，我們看到，一方面產業需要靠符號活動來推進，以形成產業文化、商品文化。一個國家生產缺少品牌與時尚價值的“裸物”，產業就永遠處于低級加工階段。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在系統的符號意義活動中轉化成文化產業，歌舞、體育、影視、旅游這些原先工作之余的消遣，成為第三產業的重要部分。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使當今世界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二者都要靠符號活動來實現，又恰恰都是我國文化經濟的短板。對中國消費文化做系統的符號學研究，刻不容緩。

這就是為什么近年來符號學在中國，如同在世界許多國家一樣，迅速興起成為顯學的緣由。這也使得思考當代文化走向的學者，紛紛把符號作為重大問題進行研究。當今高等院校與符號關系密切的科目，如傳播學、藝術學、影視學、設計學、廣告品牌研究等，也紛紛朝著符號學轉向。

面對如此迫切的需要，我們不得不問：中國符號學界已經準備好了嗎？我們有能力分析這些問題，解決這些難點，提出前瞻性的對策嗎？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取決于有沒有足夠強大的理論武器。

現代符號學興起于20世紀初，但關于人類意義活動的符號學思想，卻源遠流長：《周易》是人類第一個用于解釋世界的符號體系；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對意義問題有著深入的思考與激烈的論辯；漢代出現的讖緯術數陰陽五行符號體系，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方式影響至深；唐代佛教的唯識學，宋時興盛的禪宗，則是高度發展的符號思想寶庫。這些豐富的精神財產，使中國堪稱符號學大國。

符號學作為一個自覺的學術運動，在20世紀初開場，此后100多年的飛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瑞士學者索緒爾開創的語言學模式。20世紀前期，索緒爾式語言學在葉爾慕斯列夫、馬丁奈、邦維尼斯特等學者手中迅速成熟，為60年代結構主義大潮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框架，但也使之長期難以擺脫封閉體系觀念。第二種模式是美國學者皮爾斯于20世紀初提出的邏輯—修辭學模式，它促使符號學向非語言符號與非人類符號擴展；皮爾斯模式提出了符號的三相復雜構成，使解釋成為符號學的重點。借助于皮爾斯理論，符號學在20世紀70年代演化成開放體系，推進到后結構主義階段。因此，皮爾斯理論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他的論述過于零散、簡略，反而給后世留下了發展的可能。第三種模式的建立者是蘇聯符號學家，開創者是巴赫金，此后洛特曼等人為首的塔爾圖學派給予重大發展。這一派堅持用符號學研究社會和文化，尤其是他們的“符號域”理論，始終從大處著眼，但主要借鑒信息論與控制論，技術色彩較濃。這三種模式都為現代符號學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也各有阻礙其進一步發展的弱點。語言學模式由于過于依靠系統的整體性，很難擺脫有機論；邏輯—修辭學模式繼承了歐洲修辭學傳統，但也重現了經院哲學的繁瑣；蘇聯符號學派對所謂“三論”的熱衷，容易使符號學變成準科學，而沖淡人文學科的主體性關懷。

正由于此，近30年符號學在兩個方向迅速推進：一是與其他學派結合，二是廣泛應用于文化研究的具體課題。最順理成章與符號學結合的是馬克思主義，兩者結合首先推動了社會符號學，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構成研究、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理論、霍爾的再現與解碼理論、布迪厄的符號資本研究、博德里亞的商品符號學等，都是這種結合廣為人知的成績。他們的主要論辯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而符號學本質上也是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已經成為當代學界一個引人注目的潮流，是符號學文化研究立論的基礎。

符號學與心理分析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夢所用的“修辭”，與符號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從“能指鏈”著手討論潛意識的符號構成；而克里斯蒂娃使符號學成為心理分析與性別研究結合的橋梁；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論，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種“性別符號學”。

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這一理論系列，關注意義在意識中的生成，關心理解的標準，這與符號學直接呼應。皮爾斯與胡塞爾都十分關注符號的現象學；梅洛-龐迪是最早朝符號學與存在主義匯合方向思考的；德里達從符號角度找出胡塞爾理論的盲點，為解構主義打下基礎；卡勒與艾柯等人融合接受美學，對符號學的解釋理論作出全新的闡發。這是符號學近年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號學與上述三個理論，形成當代文化批評的四大支柱理論，它們之間的結合，產生了極其豐富的成果。符號學今后的發展，學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建立一個文化符號學，我們采取的方式，一是沿著符號學發展脈絡，總結符號學至今為止的理論成果，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二是檢查今日符號學發展的現狀，尤其是與其他現代批評學派以及與中國傳統符號理論的結合；三是總結符號學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應用；在這三個方面發展的基礎上，綜合出一個比較完備的文化符號學理論。

然而，一個明顯的偏見是，符號學至今仍被國人視為“西學”。中國傳統符號學思想豐富，亟待系統整理。應對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學資源進行理論整合，必須建立中國特色的文化符號學理論體系，以使符號學研究直面當代中國，解決各種迫切的意義問題，推動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