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川：古籍整理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最近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具有重要作用。古籍承載著我國豐厚的傳統文化，如何通過古籍整理，更好地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深入思考和不斷探索。

古籍是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

中華古籍素以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著稱于世，雖歷經戰火洗劫和自然災害的損壞，至今仍保存約20萬種、4000萬冊。浩瀚古籍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未曾間斷的歷史見證，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積累、傳播知識，嬗遞文化傳統，保存精神財富的巨大作用。

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植根于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互相轉化的密切聯系。卷帙繁富的古籍記載了中華民族歷經艱難險阻，從最初的文明曙光不斷走向勝利發展的歷程；敘述了無數英杰為民族進步、國家富強英勇奮斗、頑強不屈的動人事跡；熔鑄了古代先哲賢人的嘉言懿行，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和中華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睹喬木而思故鄉，考文獻而愛舊邦”。沉潛涵詠于古籍之中，易于生發出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從而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事實證明，作為傳統文化重要載體的古籍，不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黃子孫，至今仍在滋養著新的文化創造和發展，成為我們汲取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資源。

中華古籍是我國加強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重要媒介。早在3世紀，中國典籍就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此后長期在東亞鄰國流傳、翻刻刊行。中國典籍最遲大約在13世紀傳入歐洲，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狄德羅、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都對中國文化有著高度的評價。20世紀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廣泛和密切，各國有識之士在思考西方現代化導致的人類困境時，紛紛認識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寶貴理念可以對西方現代文明起到互補的作用，因此引發了持續升溫的“漢語熱”和“中國熱”。

古籍整理是傳承創新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傳統文化要“經過科學的揚棄之后使之為我所用”。古籍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對古籍的整理利用，也應秉持科學揚棄的態度。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古籍整理工作者經過長期實踐，對古籍整理的取向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古籍整理要貫徹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古籍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精神產品，其中蘊含著大量精華，但也有思想文化的局限。要選擇那些思想價值較高、內容真實可信的古籍作為整理對象。古籍數量繁多，內容千差萬別，需要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比如，從傳遞文化遺產的角度考慮，大量未經價值判斷的古籍并不急于整理出版，只要妥善保存即可。對于作為學術研究資料的古籍，則只需采取編排復制等比較簡單的方法。而作為提供給廣大讀者的讀本，則要選擇古籍中的精品，特別是那些服務于青年的讀本，有時為了剔除摻雜在精品之中的糟粕，還要采取選編加工的方式。至于古籍在流傳過程中因翻刻重抄或自然損傷而出現的文字訛脫衍倒，則需以校勘方法來恢復古籍的真實面貌。

第二，要以創造性轉化體現古籍整理中的古為今用。今人接觸古籍常有閱讀理解的障礙，宋代朱熹說：“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古今同理。要通過標點分段、注釋、今譯轉化古籍的形式和內容，以利于現代讀者接受。這三種整理形式是逐步遞進的。標點分段只是通過轉化古籍文本的表達形式，使之適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注釋以解決局部的閱讀難點、串通文意為目的；而今譯由于將古文都譯成白話文，則更利于古籍知識的普及。古籍今譯雖是一項普及性工作，但要求更高，要準確表達原文的本意，需要譯者對古籍內容、作者的思想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還要有流暢雅致的文筆。晚清嚴復在翻譯西方著作時提出信、達、雅三個標準，這對于古籍今譯也是適合的。當然，古為今用的要求還不僅僅限于疏通閱讀理解的障礙，更高層次還在于揭示古籍中的思想文化精粹，使之為我所用。這可在注釋中適當提示，而更多的是通過導讀、提要或評注來達到這個目的。

第三，古籍整理的推陳出新則可通過校注、考釋等形式來反映時代特色和創新性研究成果。比如余嘉錫的《世說新語箋釋》、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季羨林的《大唐西域記校注》、袁行霈的《陶淵明集箋注》等，這些整理成果征引廣泛，注入了整理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或訂正古籍中的錯誤，或對古人的思想理念給予科學闡釋和評定，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古籍整理還可以用一些新的表達方式使讀者便于理解，如數理化古籍可用現代圖表、符號、計算公式和科學術語加以注解；天文志配以天象圖，禮樂志配以五線譜、音像視頻等，既擴充了古籍的內涵，又增強了科學性。

加強古籍整理的理論和規范建設

現代意義的古籍整理已有百年歷程。新中國成立后，古籍整理的成就顯著，共出版了約2.5萬種整理作品，2013年推介的91種優秀古籍整理圖書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但也毋庸諱言，古籍整理中出現了不少粗制濫造的次品。要進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工作，以適應當前文化建設的需要。

一是加強理論和方法總結，為古籍整理的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偏見，認為古籍整理只是技術，不需要理論。其實，古籍整理也和其他學科一樣，如果沒有理論指導和學理基礎，就不能有本質的、規律性的認識，也不能有系統化的傳承和持續的創新發展。百年來的古籍整理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該把實踐中的理性認識系統歸納、提升到理論層面。比如，要從古籍整理的性質、發展方向和時代的高度認識其意義；把握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則；說明開展古籍整理所必備的前提和條件；從學理上闡析各類整理方式的目的和功用、程序和方法、具體的學術標準和要求；從古籍整理的成功案例中梳理值得借鑒的技術和方法，作方法論上的總結。

二是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制定學術規范。除了推介精品，從正面總結成功經驗，還要從反面檢討以往古籍整理中出現的問題，從學術上分析其致誤原因。古人曾有致誤通例的歸納，我們也可按古籍整理的不同方式，分別梳理標點致誤通例、校勘致誤通例、繁簡字轉換致誤通例等等，以吸取教訓，提示來者規避錯誤。此外，應在學理研討的基礎上，制定各類古籍整理形式規范，以促進精品意識和整理水平不斷提高。近年出版的許逸民《古籍整理釋例》，列舉7種整理形式的具體要求并加釋例予以說明，嚴謹縝密，是探索建立本領域學術規范的有益嘗試。

三是把握新態勢，開拓新局面。進入21世紀，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繁榮為古籍整理事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也為之開辟了廣闊前景。數字化、網絡化已為古籍的存儲、檢索、傳輸、復制、整理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隨著信息處理功能的不斷提高，還有不少新技術可用于簡牘字跡的辨認、古書版本的鑒別、古籍碎片的拼綴。古籍整理應把握科技發展新態勢，開發利用新技術，以提高效率和水平。此外，還要解決古籍整理出版大量簡單重復、浪費資源的問題，不斷開拓新領域，在原創性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