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的學術貢獻

　　今年9月9日，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湯一介先生（1927—2014）仙逝。他一生致力于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度發掘、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工作，為中國哲學的精華在當代中國與世界之可能的貢獻不懈陳辭。筆者謹以此文，深切懷念湯先生，緬懷他的學術貢獻。

　　在古今中外大的學術文化思潮的碰撞交融及當代世界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湯先生以健康開放的心態、深度的同情理解、內在的自我批評，繼承并超越前賢，力求做到對中國傳統哲學完整準確的理解與創造性的詮釋，經世致用，推陳出新。

　　湯先生繼承并宏大乃父用彤先生的學術傳統，在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學、中國文化與哲學、中西文化與哲學之比較等領域都做出了深入的、精專的微觀與宏觀研究。

　　在魏晉玄學領域，湯先生以郭象為紐結，著力于玄學本體論及其范疇的研究。他指出：“魏晉玄學是指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企圖調和儒道，會通‘自然’與‘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它所討論的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用思辨的方法來討論有關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也就是……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問題。”（《湯一介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卷，第12頁）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先生的特點是：1.資料先行，個案為基礎。竭澤而漁，吃透有關郭象及玄學的所有材料并予以細膩的梳理。2.以哲學問題與范疇系統為骨架。他的專著《郭象與魏晉玄學》（修訂擴充后，現為《湯一介集》第二卷）之方法學的原則是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論。該著的優長恰恰在于揭示了《易》《老》《莊》三玄，特別是魏晉玄學的體用、本末、有無、動靜、言意之辨，以及“知”與“無知”、圣人可否“學致”、“外資”與“獨化”、“入世”與“超世”、“自然”與“名教”、“無待”與“有待”等問題。3.小中見大，前后貫通，透過郭象把握整個玄學思潮及其發展脈絡。他重視剖析每位思想家內在的矛盾與緊張，又把圍繞魏晉玄學中心問題而展開的各位思想家之間的邏輯聯系清理出來。他把郭象與正始時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時期的嵇康、阮籍、向秀，以及同為元康時期的裴頠等人的學術異同梳理得清楚明白，并論證了郭象如何下啟東晉的張湛，彼此間的理論聯系是什么。他尤其能通過郭象哲學探尋儒道之間的真實關系，以“游外以弘內”“無心而順有”統一內圣與外王、個體精神自由與社會倫常。4.湯先生當時的這一研究仍不免有時代印痕，受黑格爾哲學史觀的影響過重，而他日后努力修正、彌補這些缺憾，對玄學的人生哲學、精神境界與方法有了更深的體驗。

　　在早期道教史領域，湯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一書，以后更名為《早期道教史》，續有補充修訂，現為《湯一介集》第三卷。他著力對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創立與早期發展、最基本的教義、主要的經典與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對《道德經》《太平經》《老子想爾注》《老子河上公注》等經典，對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成玄英等思想家的分析尤為精到。誠如作者在2012年的新版自序中所說：他在上一世紀80年代即區分了“宗教”與“迷信”，肯定宗教對人類社會生活，對人的心理與精神需求的意義；他論證了道教成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宗教，經過了兩三百年的時間，其間形成了該教的理論、教規儀式、經典系統、神仙譜系與傳授歷史；他注意到道教不僅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而且與儒家社會政治理論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同時大量吸收了印度傳來的佛教的思想與教規；注意到道教與民間信仰的緊密聯系；對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氣”（元氣）等作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其內涵，沒有簡單地扣帽子。他肯定東晉葛洪對道教理論的貢獻，很重視北朝寇謙之、南朝陸修靜、陶弘景在建立齋戒軌儀、道教組織與神仙譜系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研究葛洪成仙理論的影響時，湯先生指出，宗教哲學與一般哲學所討論的問題與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用一般哲學史上的問題來要求宗教中的哲學問題，就會抹殺宗教的特點。例如葛洪實際提出的是成仙是否可能、如何才能成仙、神形關系和個體與整個宇宙的關系問題，這不是一般哲學問題，但正是道教必須回答的理論問題。關于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學，先生認為，成玄英深受佛教三論宗的影響，促進道教理論精細化、系統化，開啟了“內丹學”，從而使“內丹學”與“外丹學”成為道教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部分。他認為重玄學實開宋代理學心性論的先河。先生從總體上認為，道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通過道教可以使我們了解我們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了解我們的傳統科學技術、醫藥衛生發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他同時分析了道教的理論與實踐上的內在缺失。

　　在佛教領域，湯先生謙虛地坦承自己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沒有系統研讀佛經，沒有學習梵文與巴利文，缺乏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礎。這是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實際上，他對魏晉到隋唐的佛教哲學資料的理解很有深度，詮釋非常精到。我們從他1999年出版，爾后又補充增訂的《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書（現為《湯一介集》第四卷），可以發現他在佛教哲學義理與佛教史的研究上，有不俗的成就。先生在佛教傳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及其與儒、道、玄學的關系、僧肇《肇論》的哲學意義方面，在隋唐以來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哲學要旨及儒釋道“三教歸一”方面，在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磧砂藏》等佛教典籍考訂及《心經》的解讀方面，極深研幾，創見迭出。湯先生是哲學家，他深入到佛教哲學的深層，對華嚴“十玄門”與禪宗“明心見性”說有透徹的領悟與哲學的詮釋。湯先生善于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回答問題。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到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到宋明理學的產生，湯先生思考了“文化的雙向選擇”問題。一方面，中國文化不斷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入世”精神卻沒有被“出世”思想所改變，“相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卻越來越走向世俗化，而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實現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無非妙道’。因此，只要前進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圣成賢，這正是宋明理學（儒學的發展）可以在中國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這就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變形。”（《湯一介集》第四卷，第8頁）湯先生提出并回答了為什么其他佛教宗派先后衰落而禪宗影響越來越大，終至一家獨秀的問題，究其根本原因，是禪宗較好地吸收了儒道重要思想，真正中國化了，而與印度佛教不同。宗杲禪師所謂“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表明禪宗不再否定“孝養父母”等，而禪師則表白，“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相同。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曾向湯先生提出問題：“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戰爭？而其他國家、民族、地區在歷史和現實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這種或那種的宗教戰爭？”湯先生研究后認為，原因是儒、釋、道之間雖有矛盾沖突，但仍能共存共榮，并從內部提出“三教歸一”“萬善同歸”等思想協調三教關系。這“或許對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種種戰爭的亂象有所貢獻”（《湯一介集》第四卷，第214~215頁）。

　　在儒學領域，湯先生在宏觀上及重要的命題上都作了深入探討。湯先生的學術興趣原在道、佛與玄學，他1983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及在以后的交往中，深感外國學者、世界哲學界更關注中國的儒家思想，此后為了學術對話與溝通，開始關注儒學，經常思考儒學對我們今日人類社會的健康、合理發展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貢獻。20多年來，他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多篇儒學研究論文，于2009年輯成論文集《儒學十論及外五篇》，晚年又有增補，更名為《在儒學中尋找智慧》一書，現為《湯一介集》第五卷。他關于儒家的論說并不只限于這本書，實際上，在他晚年輯成的《思考中國哲學》《面對中西文化》等書所收的諸論文中，儒學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的討論，圍繞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這一中心，涉及儒學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儒學第三期發展、儒學中的真善美問題、新軸心時代儒家思想的定位、儒家倫理與企業家精神等問題，尤其是重點闡發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普遍和諧”“內在超越”“內圣外王”“和而不同”“禮法合治”等命題。他的研究還涉及《周易》、郭店楚簡的性情說與韓國李朝大儒南冥的思想等。他認為，儒學仍然影響著我國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儒學的現代化，是對儒學做現代的解釋，使它在現代社會中的某些方面發揮作用。他認為，儒學的“外在超越”不夠，沒有獨立的認識論體系，應吸納西學來補充、豐富自己。他晚年在《論儒學的“普遍價值”問題》《儒家思想及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等文中，發掘儒學的普遍價值，認為儒家的“仁愛”及“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克己復禮”的思想中，包含著并可創造性轉化為現代世界特別需要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相接相處的普遍之道，而且“仁”“義”“禮”可以與現代人權觀念相溝通。

　　在中國文化與哲學領域，湯先生全方位地討論了“傳統中國文化很可能對人類社會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的問題，包括中國的儒道文化可以讓文明不再沖突等內容。2012年底，他把近30年的相關論文輯成《思考中國哲學》一書，系《湯一介集》第六卷。透過這本書，我們不難領悟先生思考傳統中國社會文化與哲學的現代轉型問題的慧解。他對傳統哲學范疇體系、陰陽五行觀念與中國醫學做了細致的探索，對五四運動與現代哲學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主張“接著講”，促使中西馬融合，讓中國文化在傳統中創新。關于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湯先生指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這些基本命題所表現的思維模式“體用一源”，可以引發出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套相互聯系的基本理論來，這就是“普遍和諧觀念”“內在超越精神”“內圣外王之道”。這三套理論是從三個方面來表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普遍和諧觀念”是中國哲學的宇宙人生論；“內在超越精神”是中國哲學的境界修養論；“內圣外王之道”是中國哲學的政治教化論。這三套理論就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體系。從這三套理論，我們不僅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同樣也可以認識到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所在。1998年至2000年，他寫了四篇論文，創造性地提出“建構中國解釋學”問題，成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國解釋經典的歷史，指出中國歷史上主要有三種解釋經典的方式，即以《左傳》對《春秋經》的解釋為代表的敘述事件型的解釋，以《易傳·系辭》對《易經》的解釋為代表的整體性哲學的解釋，以《韓非子》的《解老》《喻老》對《老子》解釋為代表的社會政治運作型的解釋。此外，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釋方式，如《墨經》中的《經說》對《經》之字義或辭義的解釋等。他還以僧肇注《道德經》為例，講解中國經典注釋的知識系統。“解釋問題”對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湯先生的意圖是，運用西方解釋學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注疏經典的傳統做系統研究，發現其同異，最后建立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中國解釋學”。

　　在中西文化與哲學之比較領域，湯先生高屋建瓴，以中國智慧參與世界性對話，批評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并對中西印文化的跨文化對話做出了示范。他的相關論文收入《湯一介集》第七卷《面對中西文化》一書。湯先生分析了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及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問題，肯定中西文化交流對話對雙方的積極意義，思考“文化熱”與“國學熱”。湯先生認為，西學的沖擊使中國學人對自身文化有了自我反省的機會，喚起了我們的“文化自覺”，使我們逐漸知道應發揚什么，拋棄什么，吸取什么，“因而在這百多年中，我們中國人在堅守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條件下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為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湯一介集》第七卷，自序第1頁）他指出，“國學熱”的興起，“預示著中國人的一種‘文化自覺’，強調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追求把中國文化的發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礎上。”（同上，第2~3頁）他強調，他對亨廷頓的評析，主要是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觀念批評美國的“霸權”。他還以他深厚的學養，把老子、孔子、莊子的思想與西方的黑格爾、康德、謝林的思想作了比較，提出了西方哲學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滿的知識系統，而中國哲學則是在追求一種內在人心的精神境界。他與法國學者李比雄、汪德邁的對話，意義深遠。

　　湯先生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筆者限于學識，管窺蠡測，對他的述評難以全面、中肯，懇請方家不吝賜正。筆者曾在多文及不同場合指出，湯先生不僅是一位醇儒、學者，而且是具有卓越學術組織能力的大學科帶頭人，他以多元開放視野與學術敏感，開風氣之先，力辟新域，以心血與生命做了大量的文化傳承積累與發展創新的實際工作，創辦中國文化書院等機構，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費心組織高端學術會議與講習班，邀請諸多國外學者出席并講學，主持《儒藏》編纂，組織西學東漸史、中國儒學史、經學史、儒釋道三教交融史等叢書的編寫等。他是人師，培養了大量德才兼備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英才。湯先生的貢獻絕不應限于他的文字著述，他還有文字語言之外的精神遺產，主要是實踐精神。他是一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內圣與外王、做人與做學問并重，有理想追求與理想境界的大師！他把全幅生命與精力奉獻給了中國哲學創造性發展的偉業，是我們后輩的楷模！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