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奧義添新典 苦心孤詣傳斯文

9月9日晚，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專家、總編纂湯一介先生辭世。湯一介先生生前主持的幾項學術文化工作大多已完成或正在順利進行，唯獨他生前最為關心的重大學術項目——“《儒藏》的編纂與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多階段性成果，但離最終完成還相差較遠，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件大事。

《儒藏》編纂的緣起與進展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湯一介先生就提出了編纂《儒藏》的設想，但由于各方面條件還不成熟，這一設想當時未能實現。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他于本世紀初重提編纂《儒藏》的設想，并設計了初步方案，得到了季羨林、張岱年等老一輩學者的支持。2002年11月，湯一介先生主持召開了“北京大學儒藏學術研討會”，充分討論了編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價值等問題。此后，又多次召開規模較大的討論會、論證會，最后以北京大學的名義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教育部于2003年12月下達了批準立項的通知。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學領導下，在湯一介先生主持下，“儒家文獻整理、編纂與研究”這一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正式啟動，其最終成果名為《儒藏》。季羨林先生任首席總編纂，湯一介先生任工程首席專家和《儒藏》總編纂（此外還有三名總編纂：龐樸、孫欽善、安平秋）。后來，北京大學又成立了“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湯一介先生任中心主任。

《儒藏》工程自2003年立項以來，包括正式啟動前近一年的籌備工作，已歷經10余年。由于儒家文獻卷帙浩繁，為求時效和有序進行，《儒藏》的編纂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先選取歷代有代表性、影響大的典籍編為“精華編”，第二步則是在“精華編”基礎上擴展為“全本”《儒藏》。《儒藏》“精華編”共收錄儒家的傳世文獻和出土簡帛文獻500余種，編為282冊；同時收錄韓、日、越三國歷史上以漢文撰寫的儒家文獻150余種，編為57冊。兩者相加，共339冊，約2.3億字。“全本”《儒藏》擬收入儒家文獻3500種（含“精華編”），共計約10億—12億字。目前，《儒藏》“精華編”已正式完成并出版101冊，計劃在2015年全部結稿，2017年全部出版，之后開展“全本”《儒藏》的編纂工作。

《儒藏》編纂的重大意義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范圍內經濟、政治、科技、外交乃至思想文化等固有格局均發生重大變動。在人類文明面臨重大調整、重組和轉型之際，中華民族迎來了百年不遇的偉大復興之機。在這一背景下，湯一介先生一再強調文化自覺，以更好地應對世界的變化、把握民族復興的機遇。湯一介先生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都必須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必須有文化上的自覺。只有對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與認識、保護和發揚，才能使自身文化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具備吸取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個民族沒有能力堅持自身文化，也就沒有能力吸取和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豐富和發展自身文化。在這一認識基礎上，湯一介先生主張把儒家經典及其在各個時代的注疏、歷代儒家學者的著述、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種文獻經過系統整理，編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儒藏》。

湯一介先生認為，《儒藏》的編纂是未來對儒家思想文化進行全面研究、詮釋和現代轉化的必要依據和前提。編纂《儒藏》有兩大重要意義：一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分天下，但卻只有《佛藏》和《道藏》而沒有《儒藏》，這未免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二是從現實的角度看，編纂《儒藏》一方面可以很好地保存歷史文獻，另一方面是希望做成儒學經典范本。因為要對儒學作現代詮釋，首先需要提供一個有斷句、標點和校勘從而使現代人能夠方便利用的現代版本。

學界同仁眼中的《儒藏》

湯一介先生的上述看法，學界多有共識。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認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三教九流無所不有，然而歷史上其主體是儒學。儒學的主體地位，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從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學實際上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繼承者。之所以說孔子是集大成者，就是因為他總結和發展了前代文化，啟迪了后世。我們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必須重點探索儒學。“我們現在有《儒藏》這樣一個偉大工程，把歷代的儒學著述匯編起來，真是功莫大焉。”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也認為，編纂《儒藏》“是一項超時代、跨文化、多學科的文化工程”“現在國內最優秀的一批學者愿意聚在一起，來完成《儒藏》編纂這項偉大的工程，這本身就具有一種象征意義，不僅僅代表學術界，更是向社會、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正在很嚴肅地對待我們文化資源的整理”。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稱贊《儒藏》的編纂與研究乃是“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和“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時代”過程中的學術盛筵。為此，他專門撰寫了《〈儒藏〉與新經學》一文，發表在《光明日報》。在這篇文章中，饒宗頤先生充滿激情地寫道：“我們現在生活在充滿進步、生機蓬勃的盛世，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再做一番整理工夫……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也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待。”饒宗頤先生還特地為湯一介先生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三藏添新典”，下聯是“時中協太和”，以示他對湯一介先生和《儒藏》工程的全力支持。

《儒藏》工程不僅得到國內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也得到海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支持。法國著名漢學家汪德邁在《〈儒藏〉的世界意義》一文中指出：“不僅在社會實踐方面，也在人與宇宙的觀念方面，中國思想家與西方思想家大相異趣，有著完全不同的路向。啟蒙運動后，西方思想家不再對中國感興趣，因為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衰落被認為在現代化發展上難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表明了適應現代化要求的中國的文化能力。與此同時，面對后現代化的挑戰，西方反而表現出無能為力……西方人文主義面對近代社會以降的挑戰，迄今無法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那么，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遠神近人’所倡導的拒絕宗教的完整主義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愛精神呢？可能還應該對儒教精神在當今世界諸多問題的清晰追問中進行重新認識。依我之見，《儒藏》的重要意義是給當代思想家從中國傳統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遺產的一個平行的通道。”

成如容易卻艱辛

湯一介先生主持編纂《儒藏》的舉措及對現代中國文化的貢獻，得到廣泛的認同、支持和肯定。但他沒有滿足于“編纂”，而是在“編纂”的同時十分注重對《儒藏》中的儒家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為此，湯一介先生在主持《儒藏》編纂的同時，又積極推進兩項重要工作：一是在《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招收儒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以培養儒家經典和儒家思想研究的后備力量；二是成立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匯聚人才，對儒學進行專門研究。截至目前，《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共招收十屆博士研究生，已畢業35名，在讀35名。在儒學研究方面，湯一介先生親自籌劃設計研究課題，已完成九卷本《中國儒學史》，其他如十卷本《中國經學史》、五卷本《儒釋道三教關系史》及多卷本《中國解釋學史》和多卷本《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等研究課題皆在有序進行中。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湯一介先生對中國文化復興所做的艱苦努力、所具有的文化自覺和學術擔當精神。

湯一介先生晚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乃至生命都投入到《儒藏》的編纂與研究中。編纂這樣一部歷史上未曾編過的文化“大典”，可以說是困難重重。湯一介先生對此雖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實施起來后卻嘗到了與他“讀書”“教書”和“寫書”無法比擬的困難和艱辛。若沒有先生自少年時代起就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訓和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精神和大我情懷，《儒藏》工程首席專家、總編纂及《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的擔子是難以承受的，因為他不是掛虛名，而是做實事。宋代大儒張載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也許正是支撐湯一介先生負重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也是湯一介先生學術生涯的生動寫照，是他留給后輩學人的崇高治學風范和寶貴精神遺產。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