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夢專題研究”首席專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近幾十年來，中國快速發展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發展的關鍵原因在于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雖有仍需改進完善的地方，但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因為它已經融合了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

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也可以叫做“整體利益黨”，就是說這個黨是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其實并不復雜，它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然后通過競選和票決制，一個多元的社會就這樣從“分”走向了“合”。但問題是，非西方國家一旦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社會“分”了之后大都再也“合”不起來了。從烏克蘭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都是這樣的例子，現在連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也面臨同樣的挑戰。今天的美國是分裂的，共和與民主兩黨尖銳對立，使美國的各種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用政治學者福山的話來說就是“極化”政治成了主流，“否決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無法實施，美國整體實力也隨之不斷走向衰弱。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承。我們在過去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里，大多時期是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執政。超大的人口規模，廣袤的疆域國土，悠久的歷史傳統，深厚的文化積淀，意味著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復雜的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和中性包容的政府，它要能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正因為如此，在過去2000多年的多數時間里，中國是一個比歐洲更和平、更繁榮、更發達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充分汲取了歷史上儒家執政集團的優長，并借鑒世界上其他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使自己在治國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引領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迅速發展。過去10來年，許多獨立的民調，如美國皮尤中心（PEW）和亞洲動態（Asia Barometers）等都發現，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遠遠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會的支持率。一些仇視中國的人總是盼望中國共產黨走向崩潰，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國情的誤判。坦率地說，中國如果由一個只代表部分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后每過四五年通過“黨爭”來換一個中央政府，這種所謂的現代政黨制度在今天的西方似乎是天經地義，在中國則是難以想象的。

從中國人的視角看，西方模式下的大多數政黨只能算是“部分利益黨”乃至“游戲黨”，他們大都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例如，日本的政黨競選導致十年九相，選出了民粹主義的領導人，他是否會把日本重新拖上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禍害日本自身，禍害整個東亞和世界，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相比之下，中國的執政黨須對中華文明的興衰承擔一種終極責任。習近平同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出現了“顛覆性錯誤”，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幫助中國恢復平衡，相反，一些整天想要顛覆中國的外部勢力還會幸災樂禍，趁機落井下石。

與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中國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選賢任能的制度、社會整合的能力和戰略規劃的定力。在選賢任能方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國必須靠人才”等觀念早已是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心理結構。在西方，說就可以競選上總統，但它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結構格格不入。中國當前的“選賢任能”制度，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融合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如源遠流長的官員選拔制度）、紅色傳統及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有益做法，形成了一種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這是對西方僅僅依賴選舉制度的一種超越。正是這種科學合理的人才制度，使得中國今天最高執政團隊的經歷、素質、能力明顯高于西方普選產生的政治人物。

在社會整合方面，隨著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幾乎所有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利益急劇分化和產業大幅調整的困難，社會紛爭普遍增多，這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但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政治制度在整合與協調社會不同利益方面，明顯比西方政治制度更勝一籌。例如，千萬左右的外來移民問題就可以把美國和歐洲的政治攪得雞犬不寧。而過去30年里，中國任何一個一線城市都成功整合了上千萬的外來移民。在產業整合方面也是一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政府通過自己的整合能力，較好地實現了產業調整與整合，而歐洲不少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顯缺乏這種整合能力，所以它們到現在都無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帶來的產業競爭。

在戰略規劃方面，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可以說是世界各國中出類拔萃的。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后動”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順利制定和成功執行一個接一個“五年規劃”，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規劃，但西方國家沒有國家發展的戰略規劃。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以延續了。

西方企業界對中國特有的社會整合能力和戰略規劃定力感知頗深。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項針對全球著名企業CEO的調查中，詢問他們：您認為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么？這些企業老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銀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遠高于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看得很長遠，而“美國的問題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總之可以說，中國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造就了國家的迅猛發展和國際地位的快速提高。中國政治制度及其獨特的優勢，將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重要制度保證，它將極大地豐富整個世界的政治制度文明，并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