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語言學深化漢語方言研

中國的地理語言學研究發端于20世紀40年代，隨著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出版和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1987年中文版）、賀登崧《漢語方言地理學》（1994年日文版）等著作的問世，中國的地理語言學研究開始了蓬勃發展的進程。

日前，由暨南大學和佛山科學技術學院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和佛山兩地舉行，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等地的90余名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地理語言學的新成果和新趨勢展開研討。記者就中國地理語言學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問題，采訪了相關專家。

重視地理與語言的關系

我國的方言研究者一直不缺少對地理的關注，但地理語言學更深刻理解地理和語言兩者之間的關系。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詹伯慧說，“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各地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工作廣泛開展，方言辭書雨后春筍般出現，人們對方言地理特征的認識，對方言與地域文化間關系的認識日漸加深，涉及方言地理學的課題自然被提上研究日程。”

繼《中國語言地圖集》出版之后，各地的區域性綜合性方言地圖也陸續出版，如《廣東粵方言地圖集》、《廣西平話方言地圖集》、《浙江江漢方言地圖集》等。200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曹志耕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該著作被視為第一部漢語方言特征圖集。

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甘于恩表示，地理語言學結合傳統方言研究與地理，比傳統方言研究更加精密化、細致化、科學化，具體表現在語料庫的研究和地理信息平臺的搭建方面。他表示，除地圖集外，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潘悟云主持的 “漢語方言地理信息系統”和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顧黔、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教授史皓元和旅日學者石汝杰等人對江淮官話和吳語方言邊界的方言地理研究等，也推動了國內地理語言學的發展。

兩個重點 四個特點

在談到當前中國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重點時，甘于恩認為有兩點。一是著重研究語言、詞匯、語法在地理分布上的趨勢，二是解釋這些演變趨勢的成因。

上海師范大學語言研究所教授鄭偉認為，中國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有四個特點：一是注重對聲母、韻母、介音、韻尾、調類、調值等音節各要素的地理分布特點分析；二是以某個語義概念為中心，觀察某一區域內的不同地點如何使用詞匯表達形式，繪制方言地圖，進而推測其歷史演變過程；三是大范圍調查同一條目（語音、詞匯、語法等）在不同方言區的表現形式，并由此繪制方言地圖，進而形成地圖集；四是在語言學研究工具的科學化、技術化、現代化的學科發展背景下，充分借鑒計算機科學、信息學、數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范式，推進繪圖軟件的編制程序、地理特征分布的數據采集、方言地理信息系統的平臺建設等工作。

發音人選擇和語言布點也是地理語言學者常關注的話題。香港教育學院博士梁源表示，代表性是一套描述研究對象主要特征的參數，能滿足代表屬性的個案就是研究對象的有效代表。而不同研究由于目的不同，選擇發音人的參數也會有所不同。臺灣新竹教育大學教授董忠司認為在地理語言調查中，語言的布點最好能做到鄉鎮級以下，即以“村”為單位。

方言地圖研究方法未能充分發展

“在現代語言學的發展中，地理語言學歷史悠久，國外早就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詹伯慧表示，但在我國現代語言學研究中，把地理語言學的理論和實踐視為重要研究課題，還是近幾十年的事。我國有豐富的語言學材料和悠久的語言學研究歷史，“和語言學的其他學科相比，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顯然滯后了一點”。

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曹志耘2002年曾撰文回顧地理語言學在國內外的發展情況，他寫道：西方地理語言學以方言地圖為基礎，“從語言的地理分布考證語言的歷史演變”和“結合非語言因素解釋語言的分布狀況，探索語言變化的機制”。我國的方言研究長期側重于“為語言進行地理分類”和“從語言的地理分布考證語言的歷史演變”，方言地圖的研究方法沒有得到充分發展。

隨著中國地理語言學的發展，這種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盧小群認為，21世紀以來，地理語言學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近30年來，學者們運用地理語言學開展漢語方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開始由重語音研究逐漸向語音、詞匯、語法并重的多元化研究發展，隨著地理信息系統和計算機信息技術的運用，地理語言學正在邁向規范化發展的道路。與此同時，我國地理語言學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方言內部研究發展不均衡、術語名稱不統一、論文撰寫的規范性有待加強等。

鄭偉表示，中國地理語言學已取得不少成果，未來要在研究工具、方法和手段的革新，語言學本體知識與地理類型學的結合，計算機輔助田野調查的高效與便捷，歷史音變規律與方言地理分布類型之間的關系等方面下功夫。（本報記者 馮愛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