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柳之恩終難忘

汪先生主張在充分掌握歷史文獻、考古學、民族學資料基礎上大膽進行科學研究，并將“務陳言之盡去，乃他人所未發”作為座右銘。

2014年2月1日，著名民族考古學家汪寧生先生長辭人世。聞此噩耗，我不禁潸然淚下。1979年我考入云南民族學院，有幸得恩師耳提面命，引導我進入了云南考古的民族文化學學科領域。30余年來，師生情緣不斷，承賜新作解疑釋惑，在病榻上還諄諄教誨我，汪先生以淵博學識和高尚品行書寫了人師風范。

記得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汪寧生是國際考古學界的知名學者，云南20世紀學術的杰出代表之一。

《云南考古》伴我三十載

1980年秋，我就讀云南民族學院歷史系二年級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汪先生的《云南考古》。不久系里便開設了云南考古專題課程，邀請了汪寧生、李昆聲、張增祺、王大道等校內外專家為我們上課，我用攢下的助學金購買了精裝本《云南考古》。考古學是根據實物遺存研究人類的科學。以田野發掘為標志的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在云南肇始于20世紀40年代，1939—1940年，吳金鼎、曾昭燏在洱海周圍作過考古調查和發掘。新中國成立以后，云南考古工作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170萬年前元謀人的發現，證明了云南是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發祥地之一，徹底推翻了蠻荒之地的歷史偏見。其后，新石器、青銅器、鐵器各時代文物更是層出不窮，星羅棋布。汪寧生教授的這本著作，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云南考古30年作了完整的研究和總結，令國內外學術界為之矚目。

三年后，我畢業分配到新組建的麗江地區文物管理所，繼續懷揣汪先生的這本《云南考古》走上了云南文物考古的跋涉之路。十余年篳路藍縷，我們在麗江金沙江河谷發現了西漢時期的石棺墓和青銅文化遺物，發現了東漢時期的蜀郡鐵鍤，其后在永勝金官壩子里發現春秋末期的萬家壩型銅鼓，繼而在金沙江邊發現了大面積的巖畫。所有這些考古新材料的認定及深入研究，無不是對照著《云南考古》仔細辨認、反復研究而得出的科學結論。在先生的專著上，我畫滿了讀書時留下的各種記號與標識。1992年，由于各地文物工作的普遍開展及大批新材料的問世，極大地豐富了云南考古文化的內涵，汪先生對專著進行了增補再版，增加了1979—1990年云南考古的新發現專章及16個圖版，我調查所得的一些材料也被先生收入該書中。

1993年底，我離開麗江到省城，繼續從事我心儀的文博工作。獲先生耳提面命的機會更多了，先生關于南詔幾個古城址調查等一系列精辟論點，對我從事名城保護等專題的深入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生的 《云南考古》更是隨時置于案頭。

開創民族考古學 發他人所未發

學界素有“南汪（寧生）北宋（兆麟）”之稱，汪先生是中國民族考古學這一邊緣學科的建立者之一。

1961年10月至11月，汪先生首次考察麗江，對滇西北地區的民族文化作了認真的調查研究，拜訪了周霖、和芳、桑文浩、吳積仁等納西族學者，對福國寺、玉峰寺、文峰寺等進行了實地尋訪，對納西族的羊骨卜、東巴儀禮中所使用的木牌畫、納西族二牛三人農耕法等學術問題收集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并依據相關資料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其后，在他不斷推出的學術成果中，納西文化的元素占了較大的分量，如 《滇西北地區的幾個喇嘛寺》、《納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證》、《東巴教和東巴文化》、《永勝彝族他魯人的原始婚姻形態》、《從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關系》、《彝族和納西族的羊骨卜》等。

《納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證》是汪先生將民族學與考古學結合研究，獨創民族考古學學科的一篇奠基性學術論文。1905—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首次發現大量簡牘，常有一種繪有人面的木牌，對其用途學術界一直無合理的解釋。其后在居延漢代遺址也有大量出土，人面木牌僅見西北地區，他處未曾見過，而作為同類之物卻保存在納西族中。1961年，汪先生在麗江納西族地區調查時發現，東巴在舉行禳解儀式、祭祀龍神儀式時所用木牌與烽燧遺址如出一轍。由此，根據語言學、民族學等資料進行分析旁證，指出人面木牌及有關習俗或是羌人南遷所帶來。進而指出，中國西北地區出土之人面木牌應和納西族儀式用木牌一樣，是在祭祀時插在地上作祭祀用的，其上所繪人面形，即代表祭祀之對象。該文落墨文字不多，卻充分地占有了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資料，穿越了兩千余年的時空隧道，具有深厚的學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在《從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關系》一文中，汪先生指出，云南和西藏同處中國西南邊陲，地理上相互接壤；云南操藏緬語的民族和藏族有共同的淵源，滇西北地區也有藏族集中分布。從傳世文物和考古資料，也可梳理出清晰的滇藏關系：西藏雅魯藏布江流域及昌都地區和云南滇西北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在文化上已有某些共同性；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吐蕃、南詔先繼興起并有密切交往，此后滇藏一直保持著頻繁的經濟文化聯系；在宗教、藝術諸方面，藏族對云南納西、普米、怒、白等民族產生一定影響；云南少數民族對藏族也有影響，明代納西族木氏土司統治勢力遠達滇川藏區，刊刻大藏經送拉薩大昭寺擴大文化交流。且云南茶葉的傳入，使西藏人民的生活發生了極大變化，西藏歷來是祖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他以文物考古的獨特視域，較早關注滇藏關系，對維護祖國版圖的完整及民族團結作出學術貢獻。

融匯民族學與人類學 大膽創新

在 《永勝彝族他魯人的原始婚姻形態》一文中，汪先生向我們展示和復原了一個研究原始婚姻形態的重要實例。他采用譜系法調查了他魯10個自然村307戶的家庭婚姻史，一直追溯到三代為止。汪先生在調查報告中指出，他魯人的婚姻關系有兩種，一種是非正式的，一種是正式的。非正式婚姻關系稱為“尼查馬”，締結這種關系的男方稱“查波”，女子稱為“查馬”；正式婚姻關系叫“尼木勒”，男方稱“抄波”，女子稱為“抄母”，多是自愿結合，除了請“錄錫”（巫師）進行羊骨卜外，婚姻結合和離異都比較隨意，因而使他魯人家庭具有極不穩定性質，且形成父系母系交錯存在，構成了他魯人婚姻家庭的基本特征，并表現為男女平等，共同負擔生產勞動，不論是父系或母系家庭，財產均傳子，但對終身不正式結婚、離婚或夫死的女兒，有負責贍養的義務。汪先生還指出，作為歷史的陳跡，他魯人的原始婚姻為研究人類歷史增添了一份比較材料，這是他魯人對人類學和民族學作出的一份重要貢獻。

汪先生主張在充分掌握歷史文獻、考古學、民族學資料基礎上大膽進行科學研究，并將“務陳言之盡去，乃他人所未發”作為座右銘。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學無止境。稍一偷懶，疏于查考，便會出錯”，并自警。

30多年來，我始終得到汪先生無微不至的關懷。先生每出新著，都不吝賜贈學生一冊。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消化，每每都有良好收獲。汪先生幾次搬家，客廳里一直懸掛著導師顧頡剛先生所書的 《荀子·勸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先生說，這段話寓有深意，希望我們研究任何學問都要注意方法。只要能找到正確的治學方法，大家都可以做出成績來。

我常懊惱天資愚鈍，自省未能深入領悟先生的教誨，寫了以上這些文字，謹此表達對恩師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