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埋首書林，正說歷史

　　清史學家閻崇年近日出版了《閻崇年集》，全書計18種25冊（正編24冊，附錄1冊），近800萬字，2000張圖片。閻崇年以一年節氣為序，將24冊書分別與二十四節氣對應，以他的早期著作《努爾哈赤傳》配應“立春”，而以《中國都市生活史》匹配最后一個節氣“大寒”。以節氣配圖書，或許是他勖勉自己周而不息地惜時、周而復始地勤奮耕耘之故吧？

　　閻崇年深知：“歷史學者的責任，既有學術，又有普及，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是以他在努力治學之外，又致力于史學知識的普及。他在《清朝開國史·自序》中寫道：“十年來，我在中央電視臺系統講述、相應出版了《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宮》等四個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講（集）。這種以語音、影像、文字三位一體系統傳承歷史科學，憑借電視、廣播、網絡進行全球性的中華歷史文化傳播，不僅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而且被譽為獨得‘影視史學’之先鞭。”

　　閻崇年講述《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宮》，是因為他覺得史學家有責任去說明歷史真相，去“正說”歷史。他曾提出過“正說”“細說”“慎說”“通說”“新說”解史的五條法則，其中，“正說”是求歷史之真實和公正解說，給讀者以準確的歷史知識。欲達到“正說”的目標，就必須“細說”，講出有血有肉的、豐富多彩的歷史，而不是干癟的、公式化的歷史。

　　閻崇年善于把復雜多變的歷史，予以精準概括與提煉，讓人一聽就能心領神會。比如他講《大故宮》，總結出故宮的特點是：規模大、歷史久、珍寶多、涵蓋廣、子午線。對于明朝的滅亡，閻崇年形象地說：“明朝為遼東邊事，錯殺了兩個人：一個是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另一個是薊遼督師袁崇煥。”“歷史邏輯，值得深思：前因后果，因緣相報——袁崇煥是努爾哈赤的克星，皇太極又是袁崇煥的克星。”

　　閻崇年的演講，雅俗共賞，加之條理清晰，深入淺出，頗得聽眾喜愛，以至于92歲老婦人去聽演講，還請他簽名；孕婦聽講，說是為了讓胎兒接受胎教。這都是人們事先沒有想到的。要之，閻崇年將陳舊的知識變為活的知識，而當歷史知識為大眾掌握后，必能促進人們生活的和諧幸福。

　　近代中國的落后，使人咒罵歷史，怪罪老祖宗，慣于批判傳統文化，唯有錢穆等人倡言敬重歷史，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歸罪于祖先。閻崇年具有敬畏歷史的意識，加上敬業精神，乃漸入治學上的新境地。

　　其一，敬畏歷史與求真態度。閻崇年認為對歷史遺產的態度，應當是敬畏、贊頌、欣賞、守護、關愛、弘揚。對歷史的傳承與表述，也應當采取敬畏態度。他所說的“敬畏歷史”，是從歷史中取得人生智慧，得到修齊勵志的經驗、賞心悅目的歡愉，避免重蹈前人覆轍、遭受歷史懲罰。

　　閻崇年認為，學習歷史要想得到真知灼見，對歷史必須要有求真態度。他篤信論從史出，以此求真。他曾明確表示：真實是歷史科學的生命，玄幻則是歷史科學的腫瘤。史書，無論精深的還是普及的，共同點是真實性和科學性。

　　其二，勉力搜求歷史資料。《努爾哈赤傳》選用資料相當豐富，有滿文老檔、武皇帝實錄、明朝皇帝實錄、李朝大王實錄、官私記載、檔案榜文、金石譜乘、文集圖錄，尤其是朝鮮文獻。這是閻崇年不憚其煩查索資料之所得。康熙時，順天府尹張吉午編纂《順天府志》，謄錄正本送呈朝廷，未刊，藏于宮中，不為人知。后來為北京圖書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收藏，后世學者以為這是抄本圖籍。閻崇年發現這部書后，為了明了它的版本以及是否為孤本，在世界各國各地搜訪。在國內，他從《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得知各地沒有此書；遂將目光投向海外，1987年赴日本，得知東洋文庫亦無藏；1989—1990年在美國，到了國會圖書館，哈佛、耶魯、印第安納、夏威夷、加州等大學圖書館，均無該書信息； 1992年在臺灣亦無發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搜索，渺無蹤影；在歐洲，托人查找，令人失望，均無此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后，閻崇年才逐漸認識到，該書很可能是“呈寫正本”，糾正了抄本之說。下得如此苦功夫，他才能以詳實史料，撰寫學術專著。

　　其三，孜孜不倦地實地考察。在閱覽史籍之外，閻崇年注重實地考察。北部中國，他走遍白山黑水和內蒙古草原，黑龍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不止一次造訪。在南方，他跨海考察南海諸島。東至臺灣講學，西南游歷了青藏高原，可以說足跡遍全國。閱歷豐富后，他將書本知識與實地考察的親身感受結合起來，提煉出自己的學術見解。比如，他在讀書中，遇到需要了解養心殿前殿后宮的距離。養心殿與寢殿之間有一穿堂，兩點之間的距離，有人丈量為近5米，閻崇年乃請人再次丈量，告知為3.1米，他又親自去看丈量，前殿后墻與后殿前墻4.8米，穿堂兩門3.1米，兩殿門距離1.8米。真是近在咫尺！由此他想，清朝皇帝在此辦公、休息，“上下班”可謂太方便了。

　　其四，悟性來源于勤學苦思。閻崇年認為，治學要注意定向、執著等八個方面，特別提出了“貴悟”，意思是研究者不僅要勤奮刻苦地鉆研，更要有悟性。閻崇年本人悟性就很高，因此，他才能寫出那么多專著。作為史學工作者，我以為悟性的產生，首先在于勤學，掌握了大量史料，才有思索的素材，這是基礎；其次是苦思苦索，“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是辯證關系，“思”會使學問深入，學、思結合，靈感就來了，新的觀點就產生了；再次是聰明。學、思加上天分，能悟出道理，學術成就就高了。

　　《閻崇年集》自然還有不足存在，但我們有理由期待閻崇年再接再厲，不斷取得新的學術建樹。

　　《 人民日報 》（ 2014年08月05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