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進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與我國中西部相比,東盟國家在地理區位、勞動力成本、進出口關稅、投資政策等方面具有優勢,導致出現我國沿海地區產業加速向東盟轉移的現象。沿海產業大規模向東盟轉移會對我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產生沖擊,影響到中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參與國際分工和地區產業升級,進而影響到我國“先沿海后內地”, 再“沿海帶動內地”的梯度發展戰略的順利推進, 應引起高度重視。我國應從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創新產業承接模式、發揮大國優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積極引導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
【關鍵詞】產業轉移 沿海地區 東盟國家 中西部地區 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424.1 【文獻標識碼】A
加快引導東部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是縮小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2010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國家先后設立了皖江城市帶、廣西桂東、重慶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荊州、黃河金三角、甘肅蘭白經濟區、江西贛南、四川廣安、寧夏銀川—石嘴山等10個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商務部等部門確定了3個批次的“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工業與信息化部也發布了《產業轉移指導目錄》?梢,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加快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已經成為國家重大戰略舉措。在各級政府的支持和引導下,失去比較優勢的沿海產業出現了大規模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2012)。然而,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與我國中西部地區相比,東盟國家在地理區位、勞動力成本、關稅消減和引資政策等多方面形成的綜合成本優勢更加突出,導致近年來我國沿海產業加速向東盟轉移。顯然,在承接產業轉移方面,東盟國家與我國中西部地區已經形成了直接的競爭態勢。這種現象,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對化解國內某些過剩產能有利(張茉楠,2009;董小君,2013、2014),但必將對我國“先沿海后內地”,再“沿海帶動內地”梯度發展戰略的順利推進產生巨大沖擊,從而最終影響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因此,需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并積極采取有效應對措施。
沿海產業向東盟轉移的現狀分析
自2002年我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特別是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以來,我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進入快速發展時期。2003年,我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存量為5.87億美元,2010年大幅增長勢頭為143.5億美元;到2012年,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存量進一步增加為282.38億美元,比2010年又增加了近1倍。從流量上看,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也呈現快速增長勢頭,2008年為24.84億美元,比2007年的9.68億美元增加156.6%;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對東盟投資增速減緩,投資額比2008年增加了8.6%;但2010年我國對東盟投資又迅速增長,比2009年增加63.25%;2012年,在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整體上小幅增加(3.31%)的情況下①,對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老撾直接投資流量大幅增長,其增長率分別達到了244.83%、129.87%、109.23%、107.98%、84.69%、76.39%。圖1顯示了近年來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存量和流量變動情況。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沿海地區是主要來源地②。到2010年,我國已成為緬甸、老撾、柬埔寨最大投資國,在東盟其他國家的投資地位也在不斷上升。我國已連續4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投資領域也越來越廣泛。
不僅沿海地區向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快速增加,前些年轉移到我國沿海地區的部分外資企業(包括臺資企業)也出現向東盟國家再次轉移的現象。據亞洲鞋業協會不完全統計,轉移到柬埔寨的中國制鞋企業有40多家,其中不少是從東莞遷移過去的臺資企業。④2013年,韓國三星電子在越南投資20億美元,將手機制造工廠從中國轉移到越南,以獲得當地更年輕、更廉價的勞動力資源。⑤就連一度選擇繞開東南亞的富士康科技集團也計劃在印尼投資100億美元建立生產工廠。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1年流入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1170億美元,同比增長26%,而同期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240億美元,增長率不到8%?梢,外資也在快速流向東盟國家。如果包含外資在內的我國沿海產業持續快速向東盟轉移,勢必會對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和經濟發展形成日益嚴峻的挑戰。
沿海產業加速向東盟轉移的成因
我國沿海產業越來越多地轉移到東盟國家,主要是由綜合比較優勢相對變化所導致的。相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東盟國家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東盟區位優勢明顯,產品銷往歐美主要市場的海運成本低。東盟地處海上交通要沖,除老撾之外的東盟9國均瀕臨海洋,海路運輸十分便利。東盟通往北美市場的海運成本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大致相當,通往歐洲市場的海運成本明顯低于我國沿海。但是,無論是到北美還是歐洲,東盟國家的海運成本均大幅低于我國中西部地區。以產品出口到歐洲為例,當前從深圳出發運送一個40英尺集裝箱到意大利熱那亞港(Genova)的海運運費約為1800美元(或人民幣11196元),如果從毗鄰廣東的中部地區城市湖南郴州出發(郴州屬于“湘南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則要多支付從郴州到珠三角出?诘年懧愤\費約人民幣6500元,運費增幅高達58%,四川、貴州等西部地區則更高。顯然,高昂的運輸費用是妨礙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重要因素,東盟國家較低的海運成本使其對我國中西部形成競爭優勢。
東盟人口密度大,發展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低。東盟10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擁有6.01億人口(2010年數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12年6月發布的調查數據表明(見圖2),東盟國家承接產業轉移代表性城市的制造業工人月平均基礎工資分別為:馬尼拉(325美元)、曼谷(286美元)、雅加達(209美元)、宿務(195美元)、萬象(118美元)、河內(111美元)、金邊(82美元)、仰光(68美元)。同時期,上海、廣州、深圳、武漢、沈陽的這一數據分別為439美元、352美元、317美元、333美元和299美元。顯然,東盟大多數地區勞動力成本遠低于我國沿海地區,甚至明顯低于我國中西部地區,對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區段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東盟區內關稅大幅消減,地區間貿易成本下降。東盟國家推動實現貿易自由化以來,6億人口的市場已經連接成為一個整體。數據顯示,目前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6個較發達的東盟國家已取消了99.65%的貨物進口關稅,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4個較不發達的國家已將98.86%的貨物進口關稅稅率降至5%以下。根據東盟自貿區的原產地規則,我國沿海企業只要轉移到東盟國家,如果在當地投資生產的產品中本地含量達到40%以上,則視為本國產品,可享受更大范圍優惠關稅。不僅如此,東盟還可利用與日本、韓國、印度、歐盟等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將產品銷往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從而產生巨大的貿易創造和貿易擴大效應。這就是說,在當前歐美國家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的背景下,沿海產業轉移到東盟不僅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而且還有利于繞過貿易壁壘和減少貿易摩擦。
東盟各國出臺多種投資優惠政策,對我國沿海產業的吸引力增大。越南政府在《新投資法》等法規中明確規定了系列投資優惠政策,在此基礎上,越南廣寧省等地還以協助興建基礎設施工程、根據投資項目的性質和規模減免土地租金等多種方式,為外商在當地投資創造有利條件。⑧從2008年11月開始,菲律賓政府規定,只要在該國投資并雇傭10名以上菲律賓工人的外國人,就能獲得永久簽證,外國企業在菲律賓的經濟園區投資落戶時,不僅可以適用所得稅和關稅上的優惠政策,還可以享受經濟園區的“一站式服務”及“全天候服務”,⑨此外,菲律賓還確立半導體和電子、服裝和紡織等9個鼓勵外資進入的領域及其他優惠措施。泰國從2010年6月1日起出臺新投資政策,規定外資在泰國設立企業總部,可免收15年法人所得稅。⑩這些措施,對我國沿海企業的吸引力很大。
沿海產業向東盟轉移給中西部地區帶來隱憂
東盟與我國中西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方面存在直接競爭關系,如果沿海產業大量向東盟轉移,則向中西部轉移必然相應大規模減少,進而會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持續的負面效應。
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受到抑制。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我國在全球市場中十分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且保持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于我國這種人口大國是解決就業的重要途徑。一些低技術但并非高污染、高耗能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長期存在具有客觀必然性。當前,我國中西部與東部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存在很大的差距,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仍然很大。與東部地區依靠繁榮的中小企業、非國有經濟和縣域經濟帶動大量就業的發展模式相比,中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滯后,非農產業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明顯不足,從而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地區承接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既有利于維持這些企業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也十分有利于解決中西部地區的就業問題。相反,沿海產業大量轉移到東盟國家,也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大量流失。
中西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減少。長期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主要以提供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方式間接參與國際分工。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僅能夠拓寬內地企業的國際化視野,而且能夠帶動沿海地區全球化的產業鏈向內地延伸,進而帶動中西部地區切入國際分工體系。同時,轉移企業融入當地產業鏈,還可以優化地區產業結構,強化專業化分工網絡,促進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躍升。如果沿海產業大規模轉向東盟國家,中西部片段化的產業鏈條將失去與國際分工體系對接的重要機遇,孤立在中西部地區的本土產業將難以參與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不僅如此,由于國內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高于部分東盟國家,如果沿海地區的產業鏈大規模向東盟轉移,不僅會加劇沿海地區產業“空心化”的風險,甚至可能帶動中西部產業(特別是從事配套環節的產業)向外轉移,從而對我國的產業安全造成嚴重危害。
中西部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減弱。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不平衡。部分東部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而許多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剛剛進入中期,甚至還是在初期。產業轉移伴隨著直接的技術轉移并能夠產生技術溢出效應。沿海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能夠推動中西部企業加快技術追趕,提升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從產品、渠道、品牌等多個維度增強企業競爭力。事實上,以制造業為主體的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已成為提升工業化水平和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例如,從2012年安徽省利用省外資金項目中1億元以上項目的產業行業分布情況可以看出,在安徽省當年實際利用的5283.2億元省外資金中,制造業所占比重達到57.9%(見表1)。數據表明,制造業是當前產業轉移的主體。如果我國沿海產業大規模轉移到東盟國家,將減弱中西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
中西部產業布局調整的進程減慢。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設計采取的是“先沿海后內地”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即前期優先發展產業基礎和區位條件較好的沿海地區,待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通過示范效應和產業轉移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在當前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環境承載力下降、市場準入門檻提高的背景下,引導沿海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是實現我國產業空間布局調整的重要契機。如果沿海產業大規模轉移到東盟國家,就會減緩中西部地區產業布局調整與優化的進程,不僅不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反而可能使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
應對新時期沿海產業轉移的策略
面對沿海產業向東盟國家加速轉移的趨勢,我國應采取有力措施,增強中西部地區綜合比較優勢,引導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
改善基礎設施,構建跨區域快捷交通網絡,應對東盟區位優勢。為有效降低跨區域的運輸成本,中西部地區應強化現代物流體系的硬件和軟件建設。一是加快區域內基礎交通網絡和區域間交通干線建設,加強中西部高速公路、鐵路、水路、民用航空網絡與沿海港口的建設合作,支持向西開放大通道,增強跨區域運輸能力;二是進一步推進和完善“大通關”建設,暢通“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加快中西部地區的陸路口岸建設,降低進出口商品的口岸物流成本;三是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加快建立現代物流服務體系,完善跨區域物流信息平臺等配套設施,提高物流效率;四是進一步完善承接產業轉移的生產、生活配套設施,推進產城融合,提高產業轉移園區的產業承載能力和就業吸納功能。
創新產業轉移承接方式,實現產業轉移集群式承接,應對東盟勞動力成本優勢。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基礎和產業配套能力普遍高于東盟國家,中西部應當充分發揮這一比較優勢,通過集群式承接產業轉移,以專業化分工和社會化協作做大做強產業集群,提高產業鏈競爭力。一是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以引進大項目、大企業帶動產業鏈轉移,從而引導與之配套的中小企業和關聯機構“抱團”轉移;二是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詳細列出產業配套“清單”,有針對性地引進缺失鏈條,補強薄弱鏈條,提升關鍵鏈條;三是處理好承接產業轉移與提升自身產業體系的關系,以本地優勢產業為核心實施差異化承接,利用產業鏈承接產業轉移,從而延長本地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四是通過城市空間整合,形成園區之間的產業專業化分工與產業鏈聯系,對有利于形成明顯集聚效應的產業承接園區,優先納入重點發展規劃,在重大項目招商和配套項目安排上給予重點支持;五是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在職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使價格低廉的簡單勞動力向價格適中的熟練勞動力、技術技能型勞動力轉化,從而與地區產業鏈的提升相匹配。
發揮大國優勢,提高對內開放水平,應對東盟市場一體化優勢。我國是一個大國,一方面我國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區能夠為失去比較優勢的沿海產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為吸引沿海產業轉入,中西部不僅要堅持對外開放,更要全面提高對內開放水平。一是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清除地區間投資和貿易壁壘,降低地區間貿易成本,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二是要降低民間資本參與門檻和各種障礙,鼓勵民間資本通過多種形式依法合規地參與中西部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增強企業活力和市場競爭力;三是要加大與沿海地區的區域合作力度,通過委托管理、投資合作等多種形式與沿海地區合作共建產業園區,將轉移的阻力轉化為動力,實現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優化企業經營環境,應對東盟引資政策優勢。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的一大詬病是在招商引資時,各地政府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比拼優惠政策,惡性競爭;而當企業落戶后,政策承諾不兌現,政府服務跟不上,甚至亂收費,增加了企業隱性商務成本。為扭轉這種狀況,中西部應轉變觀念和思路,從重優惠政策向重創新體制機制轉變,通過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的企業經營環境。一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創新服務模式,推行網上審批制、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等,完善“一站式服務”,提高政府服務效率;二是要增強政府工作的規范性和透明度,樹立誠信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三是要構建優化企業經營環境的長效機制,推進財政管理制度改革,解決收費、罰沒收入與部門利益掛鉤的問題,推行涉企收費公示制、涉企檢查準入制等,減少政府部門對企業微觀事務的干預,降低企業隱性商務成本。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部地區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政策措施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09&ZD041)
注釋
①2012年我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下降53.54%,減少15.19億美元。數據來源:《201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沿海地區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其中,201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居前6位的省份分別是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福建、上海,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居前6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山東、上海、江蘇、遼寧、浙江。
③數據來源于2005~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④《轉型升級,制鞋企業走向高端》,《南方都市報》,2014年1月20日,http://paper.nandu.com/nis/201401/20/169238.html。
⑤《三星工廠放棄中國轉投越南,東南亞市場再次發威》,中國—東盟中心門戶網站,2013年12月16日,http://service.aseanchinacenter.org/contents/video/investment/2013/12/16/35666.html。
⑥《富士康在印尼設廠的腳步漸近》,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官網,2013年4月26日,http://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huiyuan/201304/20130400105109.shtml。
⑦數據來源于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2年6月調查報告。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 JETRO), The 22nd Survey of Investment Related Costs in Asia and Oceania (FY 2011 survey), Apr 2012.
⑧《越南廣寧省首次到中國廣西招商引資》,廣西商務之窗門戶網站,2005年6月8日,http://guangxi.mofcom.gov.cn/aarticle/sjdixiansw/200506/20050600112856.html。
⑨《菲律賓經濟園區盛邀中國企業落戶》,《中國貿易報》,2014年2月25日,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founder/html/2014-02/25/content_45871.htm?div=-1294376067。
⑩《泰國吸引外資新政策:外資在泰設企業總部免稅15年》,山東省國際投資促進中心門戶網站,2010年5月27日,http://www.shandongbusiness.gov.cn/public/touzicujin/article.php?aid=103247&ul=1。
11數據來源:《2012年1~12月份全省利用省外資金情況》,安徽合作交流網,2013年1月17日,http://www.ahjh.gov.cn/display.asp?id=5707。其中,2012年在安徽投資1億元以上項目實際到位資金居前6位的省市以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沿海省份為主,分別為浙江(24.2%)、江蘇(19.4%)、上海(11.4%)、北京(11.2%)、廣東(10.8%)、福建(6.2%)。
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1》,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2年。
張茉楠:《實施“中國式馬歇爾計劃”化解產能過!罚吨袊a經新聞報》,2009年7月20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720/959911.shtml。
董小君:《中國下階段產業轉移的道路選擇——基于產能國際轉移日美兩種模式的創新探索》,《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12月(下)。
董小君:《產業國際轉移化解國內過剩壓力,提升經濟話語權》,《瞭望》,2013年12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02/5569380.shtml。
Worries and Solutions: Industrial Relocation from Chinese Costal Areas to ASEAN
Liu Youjin He Shengbi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coastal industrie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become China's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e ASEAN countries have advantages in geographic location, labor costs, import and export tariffs, and investment policy, which caused industries in Chinese coastal areas to quickly relocate to ASEAN countries. This will have an effect on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influence them in terms of transferring surplu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upgrading industries, 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tier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irst developing the costal areas" and then "letting the costal areas help the inland develop", which should merit high attention. 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ransfer of industries, taking advantage of China's role as a large country, and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actively guide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coastal industrie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the transfer of industry, coastal areas, ASEAN countri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作者簡介
劉友金,湖南科技大學副校長、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企業戰略管理。主要著作有《集群創新網絡與區域國際競爭力》、《中小企業集群式創新》、《企業可持續多元化經營戰略》等。賀勝兵,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