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家族與地域 唐代關中文學創作的文化價值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唐代京兆韋氏家族與文學研究”負責人、陜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關中地理形勝，人文薈萃。自漢至唐，家族文學發展綿延悠長。文學群體或以政見一，或以文緣合，或以時地結，形態各異，然以血緣、地緣為紐帶而綰合者結構最穩固。李東陽云：“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人。”唐代關中文學強烈的家族與地域色彩，使關中文學家族在身份轉型、文學創作的外圍環境、文學活動的時空場景、文學作品的家族呈現等方面頗具特色。

文學家族的身份轉型

在文學發展史上，文學家族的形成與家族“文”化、“雅”化之進程相始終，亦與特定時代之文思丕變、文體儲備相關聯。對地域性文學家族群體之盛衰歷程進行梳理，也是對其文學譜系的重構。

關中自周秦以降，即為文學腹地，其地文學群體經歷從無至有的漸變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上溯先秦，關中文學多集體創作，故多有名篇而無名家。續以兩漢，儒學漸入國家視野，關中文學家族多呈現出經學世家的特點，如京兆韋玄成、弘農楊震。延至魏晉，關中家族或以宗族部曲稱雄，或甲一方財富，或以優秀才具用世，多充滿士族化色彩。十六國及南北朝亂局中，為保族全宗，關中家族或跨江南渡，或與胡族合作，以武力取尊位者在在不少。關中家族這時期雖多軍事強宗，然子弟弦歌不輟，不乏儒雅風流、清淡自守者。隋唐以關中為本位，關中文學家族多拖朱曳紫者，官僚化是主要特點。由于這一時期活躍于關中文壇者多為柱國重臣，故作品多為君立言和為國秉筆的廟堂之作，風格雄深雅健、雍容典雅。中晚唐關中屢遭兵禍，諸多家族宦跡不彰，同時出現階層下移、地域南移現象，觀念逐漸回歸文學本位，其家族文學多表現為衰門意識和懷祖情結，風格哀婉。

家族創作的外部影響

空間是家族存在的要因。自然資源為家族發展提供經濟支持，而鄉賢遺跡、地域文獻、民間傳說等人文資源又層累為豐富的地域文化資源，對后輩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唐代關中家族慣以京兆、弘農、武功、扶風等著地為郡望，并以“三輔”、“關內”概稱，既源于此乃家族隆興之地，也是內心以鄉邦自豪的表現。關中家族文學中常見之描寫鄉土風物、懷念父兄族親者，不僅是地域文化在文學中的顯現，也是家族精神特質的詩意化、情感化呈現。

家族是最具向心力的群體，家族文學創作具有自覺的組織意識。少長咸集，唱和會詠，是家族文學活動的一般場景。如中唐竇叔向，名冠流輩，其子五人，聯芳比藻，詞價藹然。胡應麟謂：“自昔兄弟齊名者眾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詩者，唐竇氏是也。”家族內部之詩歌交流是家族文學互動的重要方式。韋應物與同族兄弟子侄間歌詩不綴，對方詩文雖渺不可見，但由韋應物結撰之題目，仍可想見族內文學交流之頻繁，體現出家族日常生活中鮮活生動的文學生產過程。家族文學活動還包括批評與編選等形式。韋莊、韋縠以《又玄集》、《才調集》表現各自的文學思想，既有功于家族文學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詩歌發展方向的糾正。此外，與其他文學家族的詩性交往與文學互評，也有助于傳揚家族文學聲譽、構建家族文化價值。

家族創作的場景再現

家族文學創作現場，是家族作家涵育文學的歷史場景，包含創作者的文學體驗、豐富的情境細節及審美化的生活樣態。

初盛唐時關中文學家族襲六朝流風，熱衷家族內外的各種文學活動。韋嗣立東山宴飲，“中宗留詩，從臣屬和”。參與此次雅集之朝臣數量眾多，其中張說、李嶠、徐彥伯、趙彥昭等，皆一時盛選。“門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暇日嘗繁會，清風詠阻修”，即是對家族風雅文學生活情境的生動描述。盛唐以降，門第觀念逐漸衰退，關中家族文學創作也呈現出由貴族化向平民化、由制式化向性靈化遞嬗的趨勢。“其所游者，若吳郡陸景融、范陽張均、彭城劉升、隴西李升旗、京兆田賓庭、隴西李道邃、己之族子峴、河東裴僑卿、范陽盧僎等，皆一時之彥”，韋濟所友者，非以利交，而以才游，作品多抒胸臆，以性靈感人。可見，關中文學家族創作逐漸表現出基層化特點，其文學觀亦回歸文學本位了。與此同時，關中文學群體身份雖幾多轉換，擅長的文體、擇取的題材、崇尚的風格、追求的詩美理想亦因時地而宜，但雄深雅健的文風和勁奇郁勃之氣格卻未見絲毫減弱。楊素“詩甚為雄深雅健”，楊炯“所為詩雄奇奔放，文質兼備”，蘇颋“壯思雄飛”，“蘇公詩氣味深醇，骨力高峻”，此類評語所強調之雄渾、剛健、古雅、深厚等范疇，即為關中家族文學共有之精神。職是之故，關中文學得與山東、江左文學并成鼎立之勢，啟唐音主調，奏文壇強音。

文學作品的家族呈現

家學是家族世代相傳之學，是家族的文學資源和文化積累。它以庭訓教育、風沐熏陶傳布于后代，對家族之文體選擇、創作取向產生影響。唐代高門望族或以詩聞，或以文著，或以藝稱，世擅雕龍，即為家學傳統的體現。虞世南文章之繁縟、杜審言家族之篤詩、韋應物一系之丹青風流皆與家學家風不易區分。

碑志及散文創作中的祭悼文多溯祖源、述祖德，具有強烈的史詩色彩，它們對于強化家族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對于凝聚家族人心具有重要價值。家族具體生活場景的詩性追憶也是文學的家族呈現方式之一，如竇叔向《夏夜宿表兄話舊》云：“遠書珍重何曾達，舊事凄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在坎坷身世的詠嘆中，借助文學作品再現家族的溫情往事，悵嘆“昔年親友”如今大半零落天涯的現實。另外，中晚唐時期關中文學家族社會地位下移，關內板蕩，紛紛南遷。其作品多表現出沉重的故園之思和憫孤情懷，集中表現對家鄉的反復詠嘆，寄予濃厚情思，如“見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對此殘芳月，憶在漢陵原”、“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唐人“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受此影響，對家族勃興之地的再三致意自然也是家族文學書寫的應有之義。

在形式上，依托姻婭關系編織的文學網絡也為關中文學家族發展提供動力。文人群體詩酒連吟，分韻競勝，是唐代文學旺盛創造力的重要生成因素。維系文學群體的力量，除才華相慕、道義相期、師友相扶等因素外，姻婭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環。顏真卿記其表弟殷成已“每與文士族祖璇、武平一、呂因、李嘏、陳齊卿、族舅厈朝、內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璀、族弟寅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這個文學群體就是以父系血緣關系和母系血緣關系為紐帶聚合起來的。唐代部分官員亦因欣賞后學才華而以女妻之，如韓滉以女妻楊于陵，蕭潁士以女妻柳中庸等。翁婿文學相知，走向翁婿詩友唱酬，如韋應物與楊凌、權德輿與獨孤郁等。此外，舅甥贈答（韋應物與趙伉）、表親連吟（如顧況與劉太真）等形式眾多，同時也催生出不少有影響的文學群體，為文學的家族化呈現提供豐厚土壤。

歷史表明，文化發展驅動文學演進，而文學演進又參與文化建構。關中風高土厚，久為帝都，對其他區域具有較強的示范性。但關中文學家族對于文化轉型并非被動接受，而是主動參與，所展現出的文學創作能動性，促使關中文化呈現出動態發展的過程，進而對文化轉型之方向與進程產生影響，從而在文化發展與文學創作間形成了互涵互動的同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