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咸：現在是讀書的好時代

張澤咸是漢唐史專家，而他對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對宋遼史也有涉獵，尤其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隋唐歷史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在學術研究日漸細化的今天，已經很少有學者能夠從事這樣長時段的研究了。 本報記者 吳文康/攝

7月的北京，夏日炎炎，記者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張澤咸家中拜訪。先生剪了很短的頭發，看上去神采奕奕。

在張先生的書桌上，一本魏晉南北朝史、一支鉛筆隨意攤放著，書上有鉛筆淺淺的勾畫。80多歲的張先生說，閑來無事，隨便看看。記者的采訪便圍繞讀書這一話題展開了。

讀古籍：“那真是苦，苦極了！”

“我到北京58年了，1956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工作，后來就一直在這里。”離開家鄉多年，張澤咸濃重的湖南鄉音始終未改。

張澤咸是漢唐史專家，而他對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對宋遼史也有涉獵，他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隋唐歷史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在學術研究日漸細化的今天，已經很少有學者能夠從事這樣長時段的研究了。然而，張澤咸卻告訴記者：“我原本想讀近代史。”

張澤咸介紹說，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分管中國上古至南北朝史研究，歷史二所分管隋唐至明清史研究，歷史三所分管近現代史研究。出身農家的張澤咸此前沒讀過古文，古文基礎不好。他請求調往歷史三所工作。時任一所副所長的尹達先生幽默地表示，同意請求，就在本所學習“近代史”秦漢一段。尹達還說，如果將來想學“現代史”，那就學習魏晉南北朝史。就這樣，張澤咸開始閱讀秦漢史籍。

“我沒讀過什么書，那個時候的史書沒有標點本，也不是自己的書，沒辦法在上面畫。線裝書我讀不下來啊，那真是苦，苦極了！”

從零起步，讀古籍是苦功夫，治學也是如此，這樣的“苦”，張澤咸可謂吃到了極致。歷史學家王曾瑜曾評價說，治史成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在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治史者中，張澤咸博覽群書，對史料所下的苦功夫，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寫卡片：為研究工作夯實“地基”

在書架的最上層，整整齊齊疊放著一些長方形的盒子。張澤咸告訴記者，那是他讀書的卡片盒，每個盒子大約能放一萬多張卡片。他將讀書所得抄寫摘錄在卡片上，重要內容用紅筆圈畫，并盡可能標明摘錄史料的時間和地點。

勤奮苦讀，這四個字形容張澤咸再恰當不過。他回憶說，20世紀60年代，他每天晚飯后早早睡覺，晚上十點鐘起床到辦公室“偷偷地”看書寫作，及至拂曉再悄悄回到宿舍。“當時他們都很奇怪，怎么每次到集體宿舍去，張澤咸總是在睡覺。”他笑著談起那段深夜酣讀的時光。

日復一日，張澤咸抄寫了數以萬計的資料卡片，并寫出了十七八萬字的秦漢史論文。這些卡片是張澤咸讀書的點滴記錄，更是他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礎。張澤咸究竟抄寫了多少卡片？他告訴記者，當年從“五七干校”回京，發現此前抄寫的讀書卡片已經散佚過半。1999年，張澤咸身體狀況欠佳，已難以從事研究工作。他將自己一字一句抄寫的40多盒卡片以及記載著自己每天讀了什么書、讀到哪里的日記都丟掉了。他指了指書架上尚存的不足十盒卡片說，“丟掉了，沒有了，就想得少了。不然我一天到晚總是翻來翻去地看。現在就剩這些了。”

嘆感慨：現在是讀書的好時代

在整整兩面墻的書架上，堆滿了歷史典籍和學術著作。其中大部分書中都夾著顏色泛黃的紙條，那是張澤咸閱讀時所做的標記。

張澤咸告訴記者，通過大量閱讀積累豐富史料，這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前提。他以研究唐史為例，由于自己讀過隋代及更早的南北朝史籍，因此研究唐史時，便能追源溯流，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

1959年，張澤咸借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參加籌備建館工作，從沒學過考古的他開始涉足考古和文物領域。此后，他經常翻閱與自己的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著作，他認為，相關學科的知識積累是非常重要的。

采訪中，張澤咸不止一次遺憾地表示，不會外語和電腦限制了他的學術視野。當代學者需要了解的信息種類多、來源廣，不僅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術研究沒有固定界限，不同地域與不同師承關系的意見分歧，可以通過相互切磋而合理解決。學術研究既要博采所長，又能成一家之言。”張澤咸表示。

如今，電子文獻資源為學術研究帶來極大便利，對比自己為讀書而費盡的周折和遺憾，張澤咸感慨地說，“現在各方面條件都很好，正是讀書的好時代，應該更好地認真學習啊！”（記者 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