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學問之道在乎經世致用”

　　張海鵬近照。資料照片

　　滿屋滿眼都是書，從地板幾乎壘到了天花板——走進張海鵬先生的辦公室，小心穿過“書山”間的“小徑”，方在一個老式沙發上坐定。

　　滿頭銀發的張先生精神矍鑠，絲毫看不出長差歸來的疲憊。提及這次采訪，他忙說：“對不住，前段時間都在山東忙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事情，這會頭一回在亞洲開，是我們目前的頭等大事啊。”說起即將到來的史學盛會，這位中國史學會會長很期待。

　　熟悉張海鵬的人都說，他不是一位書齋式學者，而是既有傳統士人的經世精神，又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參與意識。作為歷史學家，研究歷史、關注現實是他一貫的學術品格，既從現實社會中發現歷史研究的緊迫問題，又著力從歷史研究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思想資源。幾十年來，他始終在這樣一條學術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用豐碩厚重的成果踐行著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時代擔當。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張海鵬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漢川縣，1964年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瀾、劉大年等主持下，當時的近代史研究所已是一方學術重鎮。然而，這一時期正趕上各種政治運動，張海鵬進所的前13年幾乎不能參加任何研究工作。

　　40歲評上助理研究員，45歲才擁有副高職稱。“真正做學術研究工作是從1978年開始的，一直到1988年，堪稱我研究工作的‘黃金十年’。”張海鵬時常為逝去的寶貴時光感到惋惜。

　　這期間，張海鵬協助劉大年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出版《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和《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組織編輯《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還在《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了《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等多篇學術論文。特別是有關近代邊界處理的地圖集，成為歷史著述中的典范之作。

　　翻開張海鵬的各種研究論著，不乏具體而微的史實考辨，但更多的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理論與方法的宏觀思考與評論。完善范文瀾、胡繩、劉大年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創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一直是張海鵬的學術宏愿：“如何繼承和發展前輩學者的學科體系，特別是旗幟鮮明地堅持唯物史觀，是擺在我們這一代歷史工作者面前的時代使命。”

　　2000年至2006年，張海鵬主持編纂了十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這是目前國內近代史研究領域最權威、最系統的著作。他如此暢敘心曲：“推動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編纂，是想完成本所長期以來的一個心愿。現在，這項工作基本完成，可以告慰本所的各位先輩了。”

　　張海鵬深信，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為止最科學、最完善的理論，只有運用其基本觀點和方法去分析歷史，才能夠把握本質，使歷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釋。“30多年來，張先生探索著、追求著，不論是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還是宏觀歷史的思索，都本著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努力體現科學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結合。”近代史所所長王建朗如此評價這位前輩。

　　在國內中國近代史學者中，張海鵬是發表有關學科體系和史學理論文章最多的學者之一，被稱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堅持馬克思主義近代史學科體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體現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歷史資料的時候，不僅看到歷史的表面現象，而且努力追索歷史過程的本質……”

　　“只埋頭書齋不問世事的歷史學者一定不是一個好的歷史學者”

　　“學問之道在乎經世致用”——張海鵬繼承了范文瀾、胡繩、劉大年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家關注現實的傳統。“我寫過不少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文章，有關社會主義道路問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中日關系問題，等等。寫這些文章，是為研究現實問題的人提供歷史資料，通過歷史問題的闡述加深對現實問題的理解。”

　　1988年至2004年，張海鵬接連擔任一任近代史所副所長和兩任所長，長達16年，還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務多年。他為推動近代史所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推動各項學術討論會的召開，推動海峽兩岸和海外的學術交流，耗費了大量心血。他自己的學術研究，則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業余時間。

　　“張老師沒有節假日，每逢放假他便關起門來做學問，春節都是如此。那時他房間的燈經常亮到深夜。”近代史所青年學者趙慶云說。

　　“我寫的東西，評論性的居多，與這種背景有關。當然，也與我的某種使命感有關。”張海鵬深知一位歷史學家應當肩負的社會責任，經常自我勉勵：“治所兼治學，肩挑雙擔；論史又論政，心憂天下。”

　　“香港回歸，張先生發起由近代史所與香港大學合作召開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啟了香港歷史研究的新局面；澳門回歸，他帶領一個課題組研究澳門歷史，編輯出版了《中葡關系史資料集》。后來又把注意力轉向臺灣歷史研究，籌建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所臺灣史研究室，親自兼任主任，主持撰寫了《臺灣簡史》和《臺灣史稿》，在海峽兩岸產生重大影響。”近代史所科研處處長杜繼東告訴記者。

　　2013年5月8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無論專業學者或一般讀者都拍掌叫好。文章是張海鵬與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合寫的，雄辯地指出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本借甲午戰爭奪取釣魚島是對華侵略行為，非法吞并琉球是殖民主義行為。

　　這只是張海鵬在中日問題上的一次發聲。他發表了多篇文章，多次在國際研討會等場合演講，嚴詞譴責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事實的有意歪曲與否認，大聲疾呼：“歷史學者，尤其是中日兩國的歷史學者應該站在維護歷史真實斗爭的前列。”

　　“我以為，只埋頭書齋不問世事的歷史學者一定不是一個好的歷史學者。”張海鵬說，歷史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歷史學家關注的是過去，但這個過去對今天進行中的歷史有什么影響，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課題，唯有首尾相接，歷史才能變成一個活的、有生命力的東西”。

　　“戰士型的學者、學者型的戰士”

　　見過張海鵬的人都對他的謙和友善印象深刻，但他又是史學界有名的“炮手”。

　　在近代史研究領域，不時出現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論調之類的不和諧聲音。這些論調源于學術，影響卻遠在學術之外。“戰士型的學者、學者型的戰士”本是張海鵬形容老領導劉大年的，而這也是他的真實寫照。“張先生寫文章，如果針對不同意見，都是點名的，直呼其名。”近代史所臺灣史研究室主任李細珠告訴記者，張海鵬不止一次站出來，向那些偏離正確學術方向甚至傾向錯誤的觀點開戰，“但他都是拿事實說話，以理服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人把近代史上的“開關”與開放政策相比附，鼓吹所謂“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張海鵬覺得對此不能等閑視之，“這個問題涉及到怎樣看待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以及中國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國侵略的問題。”1996年，他接受《光明日報》邀請，在與李文海、龔書鐸先生關于殖民文化的三人對談中指出：“一百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獨立解放要靠中國人民自己……如果認為一味順應、迎合西方就能實現現代化，那是十分幼稚的，也是不可能的。”

　　2006年，某知名學者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以第二次鴉片戰爭與義和團事件為例，全面否定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甚至質疑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引起了讀者強烈不滿。

　　出于還原歷史真實的強烈責任感，張海鵬覺得自己應當站出來。為了及時完成文章，他白天看書查資料，晚上寫作到凌晨一二點，幾乎不吃不喝，用5天時間就寫出了1萬多字的文章，直斥該文“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意拈出幾條史料，隨心所欲地作出歷史評論”的錯誤，并強調“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

　　文章發表后，受到學界廣泛肯定，幾乎所有國內網站、眾多國外媒體都作了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龔書鐸稱贊文章“寫得好，有理有據、實事求是、以理服人”。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75歲的張海鵬仍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等學術職務，奔波在學術研究和科研組織的第一線。“為發展、鞏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陣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1938年，胡適曾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不過當時代表團只有他一人。”采訪的最后，話題又回到了即將召開的會議。“我們將在山東召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增加中國議題，爭取更多場次由中國學者來主持，讓中國的史學工作者能夠發出更多、更大的聲音！”張海鵬充滿信心。（本報記者 戶華為）